說到清朝皇帝，知名度最高的絕對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一方面原因是一些史書以及我們歷史課本對於這個時期的高度評價；另一方面則是得益於近年來清宮劇的熱播，劇中的皇帝往往長得英俊瀟灑，並且一臉嚴肅，揹著雙手，在宮裡走來走去，偶爾還要應付幾個穿越來的“傻白甜”，這樣的形象自然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好印象。但就是這三位皇帝建立起來的“盛世大清”，為什麼會衰敗的如此迅速？
康熙像
雍正像
乾隆像
首先要從清軍入關說起。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兩年後，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由，正式跟老上司大明決裂。至於是哪“七大恨”其實不重要，因為其中本就存在很多bug，只不過是找個看起來名正言順的藉口罷了。然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在孫承宗、袁崇煥等人的帶領下，硬是把努爾哈赤擋在了山海關以外，甚至到明朝滅亡，女真人也沒能攻入山海關一步。直到那個關鍵的人物——吳三桂（並不）的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部下擄去，綠油油氣沖沖的吳三桂決定開城迎清軍入關，於是便有了接下來的故事。
清軍入關後，為了使漢人屈服滿人統治，清軍用了最簡單粗暴的方法——殺人。據記載，清軍統一全國期間，屠城事件竟有數十起。其中在揚州屠殺十日，死難者達八十萬，江陰城死難者十七萬，嘉興之屠死難者達五十萬，其餘屠城事件中的死難者更是不計其數。史載明末人口尚有一億，到順治年間卻只有一千四百萬，縮水近十倍。雖然漢人人口遠大於滿人，但是很明顯清朝的政策帶有明顯的民族壓迫性，其後營造出來的“國泰民安”，實則只是滿人和少數漢人的自我陶醉罷了。
經過常年戰亂和清軍這麼一折騰，清初的地方官已經成了光桿司令，土地被旗人圈佔也沒人去耕種（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於是康熙親政後立馬停止圈地，恢復生產，減免賦稅。倒不是康熙多有遠見，他只是知道帝國再大，沒有了幹活打下手的人是萬萬不行的。就好比你打LOL，操作意識再好，一旦沒有了兵線你還玩個錘子。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直接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直接導致了人口的急劇增長。“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乍一看似乎沒啥問題，確實在某些方面減輕了百姓的負擔，但是你也沒說人口減少咋辦呢。打個比方，一個五口之家，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加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當時十幾歲也可以算成人了），本本分分種地幹活，勉強可以不捱餓，這一天媽媽為家裡添了個二胎，全家歡喜，等到孩子長大，就又可以多一個勞動力來分擔家裡的丁稅。然而不幸來的更快，突然有一天爺爺奶奶因病去世，原先五人的丁稅額就落在了三個能勞動的人和一個嬰兒頭上，負擔自然加重。這也只是相對理想的情況，要知道那時的醫療水平並不高，一旦生病死亡率就會很高，再加上不孕不育等不可抗力，雖然白花花的白銀政府一分沒少收，上報的財政收入也讓人心情愉悅，但是百姓卻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清代人口牌
雍正即位後，還算是及時的發現了康熙時期政策的弊端，於雍正元年（1723年）普遍推行“攤丁入畝”，減少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也正是從這時起，中國人口增長迎來了一個大爆發。減少的這部分稅收，自然就要由地主和富農承擔。但是，一提到錢，我們常說的“傻”地主們成長的比任何人都快，他們會以各種理由增加土地的租金，農民為了生存，對於地主的種種無理要求也只能忍氣吞聲。“攤丁入畝”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繞了一圈，農民的負擔不降反增，再加上地主往往與地方官員勾結，“攤丁入畝”的實行也只是形式主義，走走過場。《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業卷》將中國農民與英國農民做了一個對比，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約33-44兩白銀。而一箇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年支出卻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農戶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可是皇帝看到的只是一個總數罷了，沒準心裡還挺高興，想著可以流芳千古，為後世頌揚。
可能有人會問，只要不種地就可以不被地主壓迫，難道不種地就活不下去嗎？當然不是。在清朝想要活下去，除了種地，生存的方法主要還有當官、當兵或經商。當官就要通過科舉，這條路絕對是最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絕對不誇張。每次科舉全國有上萬人參加，最終只錄取百餘人。努力自然重要，運氣也不能少，能考中的人，絕對算是祖墳冒青煙。當兵這種事，那時可沒幾個人願意，清朝可沒有“一人當兵，全家光榮”的說法，也沒有什麼優待政策，基本上去當兵之前都是全家抱頭痛哭，生離死別。至於經商，別鬧了，這可是在清朝，重農抑商的執行可從來不走過場，掙錢的只是個例，十個創業經商有十個結局都是破產。
經過康雍乾三朝，社會弊端已經積累到了爆發的邊緣，而文字獄的泛濫和文化的高度壓制更是直接把所有真相遮蔽的嚴嚴實實。乾隆時期文字獄和文化壓制到達頂峰，光《四庫全書》的編撰過程就焚燬幾千部不利於清朝統治的古籍文獻，中華文化又一次遭遇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魯迅先生就說過（真的說過）：所謂的康乾盛世很有可能是統治者通過文字獄的手段掩蓋了真正的記錄，四庫全書並不是全部的歷史，那是經過乾隆刪改的歷史。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編造的歷史流傳下來，被我們這些後代看到。歷史永遠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勝者即是正義，而真相在“正義”面前一文不值。我們的“皇阿瑪”乾隆皇帝又偏偏以自己的爺爺為偶像，也跑到江南遊玩打卡，然而每到一處，地方官員便要花費鉅款招待，以此來展示“盛世”該有的樣子，這其中自然少不了對當地百姓的搜刮，讓本就貧苦的百姓雪上加霜。
自始至終，清朝皇帝都沉浸在自己“親眼所見”的“盛世”中，依然以“天朝”自居，面對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等人，乾隆不但給予他們大量的賞賜，還給英國女王回了一封流傳至今的著名信件，即《乾隆帝致英吉利國王書》，全文都在炫耀大清地大物博，無奇不有，人民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寫完信，乾隆還大方的讓官員帶著使團公費旅遊一番，以此證明大清的強大。說句不好聽的，就是讓英國人幹完事趕緊走人，別來汙染了我們大清的盛世華章。然而馬戛爾尼在回憶錄中寫道：“到了這裡，我走遍了許多地方，無論是京城還是在舟山，我沒有看到一點富饒的景象，農民沒有想象中的富饒，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一片貧困和落後，當時的中國從上至下都在貪汙，甚至連讀書人都喪失了最後的堅守。”英國人約翰·巴羅也在他的著作《我看乾隆盛世》中寫道：“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這個臉打的真是夠疼的。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粉飾太平的“盛世夢”才被西方列強的大炮驚醒，開始了中華民族長達百年的屈辱史。
清朝百姓的生活
大唐的盛世，是後人的中肯評價，是歷史的證明，唐朝皇帝從未驕傲自大的自誇。大清的“盛世”，更像是粉飾太平，是統治者的自我陶醉，更為後世提供了一個反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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