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是日本作家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創作的歷史小說，恐怕連山岡莊八自己也想不到，這本小說會一寫就是17年，直到1967年才全部完結。
當時的日本剛剛經歷了二戰，殘酷的戰爭將這個國家拖入了沉淪之中。雖然家園可以重建，經濟可以復甦，但文化上的創傷卻始終難以癒合，美國式的改造讓日本人感到了沉重的壓抑。
傳統的“大和文化”日漸衰微，日本國民迫切要求重塑“大和魂”，為這個民族重新注入生機和力量。《德川家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出來的，全書中充斥著濃郁的武士道精神，受到了日本國民的熱烈歡迎。
整部小說除了刻畫德川家康、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這樣有勇有謀的英雄形象外，更是塑造了一批如濃夫人、於大、朝日姬等這樣的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
從出生那刻起，她們的命運就徹底和武士道、和家族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雖如亂世之浮萍，卻似松柏之堅韌，令人動容。
家族利益至上
武士道誕生的時候，天皇和將軍對於每一個武士個體來說是一個遙遠空虛的概念，對這些武士來說，實實在在的為主家服務才是他們履行武士道精神的最基本最現實的方式，所以一開始武士道的忠義精神只侷限於“家”這個概念中。
當時日本的武士是不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他們的收入來源全部依賴於主人提供的俸祿，所以對主人忠誠忠義是他們的最高準則，武士道精神的評判標準不是以他們是否忠君愛國來評價的，而是看他們是否忠誠於自己的主家。
對那些從小就生活在武士家庭裡的女性來說，他們唯一的信念就是要家族利益，讓本家族更加強大。
德山家康的第一個正妻築山夫人，來自於和織田家對抗的金川家。當時日本正處在戰國時代，連年戰火摧殘之下，民間哀鴻遍野，織田信長有望統一天下，這對日本百姓來說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祝山夫人卻不這麼想，在她眼裡天下太平不重要，自己的家族興盛才最重要。
由於德川家康和織田信長結為“清洲同盟”，在嫁給家康後，婚姻生活也十分不如意，這種憤恨最終導致了她和親生兒子一起走向滅亡。
豐臣秀吉的愛妾卞夫人也是一樣。德川家康經過關原合戰的大勝已經取得天下的實際掌握權，然而身處大阪城的澱夫人仍不甘心豐臣氏的衰落，一次次向德川氏挑釁。在她看來,只要自己的氏族可以重新強大起來，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當時大勢已定，她的執著著追求本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只能是逆流而行，最終結果是大阪城毀於火海，豐臣氏一門被斬盡殺絕。如果不是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一心忠於自己本門一族，也許她們的目光會更開闊和長遠。政權更迭並不完全以其個人力量可以左右，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中，她們執著地為了自己一族的興旺與崛起所做的種種所為，實際如同以卵擊石一樣可悲。
日本人歷來有以櫻花比喻武士的習慣。單獨一朵櫻花或許平平無奇，但大片櫻花聚集起來，就像粉色的彩雲一樣絢麗。這和武士們忠於自家集團的精神極為相似，從小在武士家庭成長的婦女們長期受到武士道精神的浸染。在她們眼中，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家族興盛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視死如歸的豁達
櫻花的另一種魅力在於它凋謝時的悽美。日本人認為櫻花最美的時候不是盛放之時，而是其凋落枝頭的片刻。櫻花的花期不長，但是凋謝時卻十分獨特，那就是在一夜之間滿山的櫻花會全部凋謝，不會有一朵留戀枝頭。這也正是日本“武士道”所崇尚的，即是在片刻的燦爛輝煌中達到自己的人生巔峰，死而無憾。
織田信長的夫人濃姬，敢愛敢恨，面對信長乖張暴戾的脾氣性格，在所有人都不敢對其裁決提出質疑的時候，只有濃姬敢說出眾人不敢說的話，織田信長十分敬佩自己的夫人，不止一次稱讚她不讓鬚眉。
本能寺之變時，大兵圍困，織田信長命令濃姬帶女眷逃跑，她毅然拒絕。當她知道自己和信長已經不可能安然脫險之時，依然拿起大刀衝向敵人。織田信長作為那個時代的蓋世英雄，身具拔山扛鼎之力，面對那種絕境也只有壯烈一死，而濃夫人則不愧是從十幾歲與信長一起成長起來的正室夫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毫不退縮，和丈夫一起血灑沙場。
這樣的例子不止一個。關原合戰伊始，細川忠興的夫人明智氏面對將要被當成人質扣留在大阪城的命運奮起反抗，最終葬身火海。
她加斬釘截鐵地說：“我要成為諸大名之留守人的榜樣，絕不進城。”
與以上兩人的轟轟烈烈赴死不同，武田勝賴的正室夫人北條氏在面對死亡時的態度則更令人扼腕嘆息 。武田家與北條家長期交好，倆人的婚姻是當時世間少有的並非基於政治謀略的婚姻，夫妻兩人十分恩愛。北條夫人天生麗質、才藝俱佳，戰事一觸即發之時，她對世事還一無所知，即便是到了丈夫出征之前，她仍然無憂無慮地為丈夫彈了一首《梅枝》，嚮往著今後的幸福生活。這時的她，對戰爭的殘酷與悲哀還不理解，因為她生來就沒有經歷過戰爭,，潛意識裡認為如果男人們出戰，必定勝利凱旋，從未想過戰敗會怎樣。
但是，當最後的死亡一步步逼近的時候，她反而鎮定下來, 甚至帶著一臉的幸福表情，在北條氏夫人看來，可以與丈夫一起死在春光燦爛的山谷裡，死在溫暖陽光的擁抱中，是愛情和幸福的一種延續，她深信在另一個世界裡，沒有戰爭，沒有陰謀，只有他們夫妻兩人的心心相印。就像她遺詩中寫的那樣“高嶺之上花滿蹊，紛紛落下不足惜”。面對死亡，她無所畏懼，欣然接受，充滿幸福。
以上三位女性形象均體現出武士道精神對生命存亡的特有理解，由這種武士文化衍生出的便是日本獨特的“消亡之美”的意識。戰敗的武士們慷慨赴死，這能給與他們一種特殊的滿足感，只要在死前綻放過，那麼死便死了，絲毫不需要有所留戀。
選擇和丈夫共同赴死的女人們也抱有同樣的信念，這甚至讓她們在面對死亡時產生出一種別樣的幸福感，是真正的視死如歸了。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其形成伊始至今，對日本各個階層國民的影響都是深遠和巨大的，作為社會地位低下的日本戰國時代女性，其一生的生命軌跡都遵循著“武士道”的規則和限制，把自己的一生徹底和家族捆綁在一起。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她們飄搖而堅定，誓死捍衛著家族和武士道的榮光，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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