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渡
田文镜在雍正朝时期得到的莫大殊荣，但却在乾隆朝初年遭到了极力的批判，从生前深得器重的“百官模范”，到死后被贴上沽名钓誉的“酷吏”标签，田文镜收获的评价反差不可不谓之巨大。而这其中起到重要影响的关键事件，便是田文镜在数年内，两次面对“如实汇报”以及“欺君瞒报”时，做了两次截然不同的抉择。第一次的选择让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而第二次的选择却让他“低落神坛”，甚至还险些身败名裂，以至于在其去世多年之后，对其的批判与谩骂依旧不绝于耳。
“如实汇报”，田文镜由此进入了官职晋封的“快车道”。
田文镜，生于康熙元年（1662年），原隶籍汉军正蓝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镜以监生的身份被任命为福建长乐县县丞，后任山西宁乡县知县。
这里特别说一下，监生即国子监监生员，明清时期的监生主要分为四种，举监、即举人做监生，贡监、即秀才做监生，荫监、即凭借家族功绩做了监生，例监、即靠着捐款捐物获得监生资格。田文镜属于其中的荫监，也就是靠着其祖上的功绩获得了入仕的资格。
也正是因为其监生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田文镜在官场的晋升，使得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担任的官职并不高，最高的官阶也不过是从五品的地方知州以及吏部员外郎之职。
康熙朝晚年，田文镜被提拔为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之时，官职再无提升，而这一年田文镜已经是六十一的高龄了，由此也可见，田文镜在康熙朝的升迁之路并不顺畅，甚至可以说是以“龟速”缓慢升迁。特别是相较于张英、张廷玉、陈廷敬、李光地、于成龙这些赫赫有名的汉臣，田文镜则更显得是默默无名，根本无法与之先提并论。
然而伴随着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田文镜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官场春天”。
雍正元年（1723年），田文镜奉命前往祭奠华山。
此时的山西及周边省份爆发了严重自然灾害，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据此上报雍正皇帝并请求朝廷救济，而此时的山西巡抚却对此隐瞒不报，致使山西全境饿殍遍野，饥民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正好路过山西的田文镜将此事如实汇报给了雍正，令雍正皇帝大惊，马上将命其署理山西布政使事务，负责山西的赈灾工作。田文镜的表现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就将灾情控制，在此期间，田文镜还积极彻查山西地方民生治理的问题，有效的处理了诸多弊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田文镜的成绩令雍正既惊讶，又惊喜，于是雍正带着一种“相见恨晚”的心情，给予了田文镜极高的评价：
“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随即，雍正将田文镜正式升任河南布政使，几个月后，又直接升其为河南巡抚。
短短一年的时间，田文镜就从一介默默无闻的闲职京官，一跃成为了统御一方的封疆大吏，其升迁的速度可以用“惊人”一词来形容，而这一切，都起始于田文镜对于山西灾情的“如实汇报”。
“欺君瞒报”，田文镜为自己之后被“清算批判”，埋下了伏笔。
田文镜揭露山西的瞒报灾情的弊案，除了让雍正发掘了田文镜这样一员干吏外，也让雍正意识到了朝廷在地方治理上的诸多弊病，于是这也直接导致了雍正对于地方吏治的整饬以及地方治理政策的改革。
田文镜则是很好的帮助雍正完成了“新政”在河南的落地工作，不管是摊丁入亩，还是士绅一体当差，田文镜不惧权势，不畏阻力，敢于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做法，进一步赢了雍正对其的信任。
于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镜被升任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更是将田文镜全家从汉军正蓝旗直接抬入到了抬入汉军正黄旗，位列“上三旗”之中，这在当时无疑是给予田文镜以莫大的殊荣。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有为其专门设立了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且将其确立为朝臣中的模范，田文镜一时间是风光无限。
然而，田文镜就是在雍正对其极为信任的情况下，在汇报灾情这件事情上，也犯下了“瞒报”的致命错误。
雍正八年（1730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第二年、即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专门降旨田文镜河南汇报灾情，并询问他是否需要朝廷减免河南受灾地区的钱粮赋税。
面对雍正的给予的“优惠政策”，田文镜竟然回复说：
“士民踊跃输将，所有特恩免之钱粮， 请仍照额完兑。”按照他的意思是，河南人民完全没有受到灾患影响，不用国家任何优惠政策，依旧足额缴纳钱粮赋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此时的河南已然是饥民如潮、民不聊生，惨状较之雍正初年的山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田文镜为何会“瞒报”灾情呢？
一方面，是属下官员的原因。
此时的田文镜已经年过古稀，体弱多病，已经再无力处理冗繁的行政事务。而他又是一贯的用人不当、之下不严，以至于下级的官员们逐级瞒报，起初就连他也是蒙在鼓里。也正是因为如此，田文镜也才没有及时有效的组织赈灾，最终酿成了河南地区的人间惨剧。
另一方面，是田文镜自己的原因。
田文镜太想要保住自己的官职和名声了，于是选择了“欺君瞒报”，而代价确实河南一省的民生。
而更加荒唐的是，田文镜为了不让卖儿卖女的情况出现在他的治下，竟然下令灾区严禁此行为，以至于不少饥民丧失了最后的求生希望，并且原本有机会获得好人家抚养机会的这些灾民子女，现在也只能活活饿死。这也使得一时间河南地区是民怨沸腾。
而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田文镜一生之中，挥之不去的“污点”。
在雍正朝极受推崇的田文镜，却在乾隆朝时期“身败名裂”。
“欺君瞒报”，救灾不力，致使民不聊生，如果换做了其他任何一位官员，早就被罢官问罪甚至被直接处死了。可是偏偏雍正皇帝非但没有处罚田文镜，反而将其继续留用了他，甚至在雍正十年（1732年）田文镜去世的时候，不仅为其在河南设立专祠，更是在自己的泰陵地区，专门拨出一块土地用以安葬田文镜，给予了其莫大的殊荣。
而这件事情并不是雍正第一次对田文镜“法外开恩”，在“李绂参劾田文镜事件”中，更能体现出雍正对于田文镜的偏袒。
雍正三年（1725年），李绂从广西巡抚升任直隶总督，途径河南的时候发现监生出身的田文镜以极为苛刻的方式对待读书人，包括用重典强制推行“士绅一体当差”的政策，对举人、进士这样科举出身的官员更是横加指责，稍有不从便上疏弹劾。而其亲信官员往往又非科举出身，行事鲁莽，对待读书人的态度也非常恶劣，对此田文镜非但不加以劝阻，反而予以了纵容。
于是，田文镜的行为引得了作为当世之大儒的李绂的极大不满。
“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至此，李绂开始上疏弹劾田文镜，而田文镜也反上疏参劾李绂，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此激化。
由于田文镜和李绂都是雍正非常宠信的官员，雍正当然希望他们二人能够息事宁人，于是准备各打五十大板收场，不料双方都不退让，继续相互弹劾。
然而这个时候，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弹劾田文镜，并列举其十大罪状，这反而让雍正产生了警觉，认为其等是在“缘结朋党”，无疑触动了雍正的敏感神经。
于是雍正下旨，将李绂、谢济世等人罢官，对于田文镜，雍正除了教育他要看管好属下之外，再无其他处罚，甚至还对田文镜进行了安抚：
“此事朕已洞悉原委，你一些不必系念。只要自己信得，乃可对天地神明，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了。”毫无疑问，田文镜成为了这场争斗的赢家。
雍正对于田文镜的包庇与爱护，实际上也是有着他的原因的。
首先，就是田文镜监生的出身。
田文镜、李卫、鄂尔泰，这三位封疆大吏的典范，实际上代表了三种入仕途径。田文镜是监生入仕的代表，李卫是捐官入仕的代表，而鄂尔泰则是科举入仕的代表。雍正树立这三人作为榜样，意在告诉天下人，不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入朝为官，只要政绩突出，就会被加以重用。
所以，如果雍正在这个时候否定了田文镜，实际上就是在否定监生出身的官员，必然会产生不好的负面影响，这是雍正所不希望看到的。
其次，田文镜很好的推行了雍正皇帝的“新政”，成效显著。
不得不说的是，康熙留给雍正的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这个时候大清王朝，内部是国库空虚、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弊病丛生，外部又是强敌环伺，北方的沙俄、西北的准噶尔以及西南的各种少数民族，又时刻威胁着王朝的安危。
面对如此危局，做一位“好好先生”，非但不能挽救时局，甚至会让所有的问题愈演愈烈，之后的嘉庆皇帝不就是因为如此让大清王朝灭亡结局变得不可逆转。所以雍正能做的就是用铁腕手段快速的将弊病根除，才能确保王朝的稳固。
而田文镜则是雍正这一想法的重要实践者，包括李卫、鄂尔泰甚至是怡亲王胤祥，在处理事务上，都有非常强硬果断和决绝无情的时候。
只不过田文镜过于尖酸刻薄，再加上他的“沽名钓誉”，使得在推行雍正政策的时候，只讲求效果，而对于施政过程中各方的矛盾与利益冲突视而不见，最终导致了河南官场以及百姓的怨声载道。
而雍正已然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其他也就不会在过度追究，这也才有了田文镜愈发的有恃无恐。
再次，就是田文镜是雍正的“自己人”。
雍正在“九子夺嫡”期间，一直奉行的是“争是不争，不争是争”的策略，因而除了怡亲王胤祥、年羹尧等人外，再无其他支持者，反观自己的反对者阵营却是力量庞大。所以登基后的雍正迫切的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班子队伍，这才有了他破格提拔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张廷玉等官员，以及重用宗室中的胤禄、胤礼等人。
而这些人都是雍正培育出的“自己人”，深得雍正的器重，他们的成绩也让雍正感到欣慰和满意，再加上雍正“知恩图报、施恩望报”的性格，也必然会对于这些人有所恩赏的同时，给予充分的保护 。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田文镜可谓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得到了雍正的绝对信任和器重，甚至雍正还写下了这样的朱批：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足可见雍正对于田文镜的特殊感情。
然而，伴随着雍正皇帝的去世，乾隆皇帝的登基，田文镜也迎来截然不同的待遇。
继位之后的乾隆皇帝首先拿田文镜之下不严开刀。
尚书史贻弹劾前河东总督、田文镜下属王士俊因垦荒劝捐、虚报田亩数，乾隆帝借此开始批驳田文镜：
“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可以说乾隆皇帝此言一出，算是当众表明他对于田文镜的态度，之后他又为李绂平反并将其重新启用，更是将此表露无疑。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祭扫泰陵的过程中，阴错阳差的荡平了了田文静的陵寝，这件事情彻底表明了他对于田文镜厌恶之情，朝堂上对于田文镜的批判、弹劾与清算的声音，也随之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在在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请求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
“文镜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虽然乾隆皇帝以“不能翻出前案”为由，进行了驳回，没有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但是对于田文镜他也留下了他的评价：
对于乾隆皇帝而言，他与田文镜并无太多交集，因而不存在有感情因素的成分。况且饱读诗书的乾隆本就非常看不上监生出身的田文镜，再加上田文镜一贯的压迫读书人的行为以及“酷吏”的形象，也与乾隆皇帝所崇尚的康熙那一套“仁政”理念背道而驰，因而田文镜受到乾隆皇帝的厌恶便成为了必然。
除此之外，此时的朝堂上，对于田文镜的反对声音太过于激烈，加之晚年的田文镜确实在河南地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也让乾隆不得不考虑官场与民间舆论的反应，也让他必须对田文镜有所批判。
就这样，田文镜从雍正朝时期的“平步青云”，在乾隆朝时期彻底的“跌落神坛”，而这无疑再一次印证了那句“一朝天子一朝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