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常常聽到人說“高考指揮棒”，形容我們基礎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高考的影響。
那麼在唐代，賦詩取士，是不是也能起到指揮棒的作用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唐代初年的人事問題
康熙皇帝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相當有見地。因為詩和賦都是重視聲律的文體，所以詩賦取士也被稱為聲律取士。康熙皇帝為《全唐詩》寫的序言裡邊，提到唐朝在開國之初就用聲律取士，詩寫得好就能做官。
既然有了如此強大的利益驅動，天下英才當然勤學苦練詩歌技法，詩也當然越寫越好。既然知識分子都寫詩，詩歌就成為一項重要的交流媒介。皇帝和大臣之間用詩歌來唱和，朋友之間的聚會與離別也都會寫詩贈答，官場失意的人想發發牢騷也會把牢騷發在詩裡，這才造就出一個蔚為大觀的詩歌朝代。
康熙說，後人討論唐詩，強行割裂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段，要麼厚此薄彼，要麼厚彼薄此，這太教條了，不是正確的看法。這段話大體上看還是很到位的，如果說細節上有哪裡不夠嚴謹的話，那就是唐朝的詩賦取士並不是在開國之初就定型了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大約在高宗朝才確立為制度。
另外，所謂詩賦取士，並不是說試題只考寫詩，而是說寫詩是全部考試內容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從常理上說，科舉考試是為了給國家選拔政治人才。考試通過的人將來會被安排在各個公職單位，發展好的可以升職成為國家總理，發展差的至少也能做個小官兒。
他們實際要做的工作，大多是徵稅、賑災、徵兵、外交、典禮、教育，他們要熟悉的是方針政策、法律條文，還有領導的指示。
既然一切工作都是很務實、很具體的，為什麼考試內容偏偏那麼務虛呢？你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今天我們的國家幹部全是詩人，這是不是有點可怕？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自己放到古代背景中。首先有這樣一個問題：唐朝剛剛建國的時候，會大規模、制度化地來搞詩賦取士嗎？
這顯然不可能，因為第一樁大事一定是安頓功臣和豪門大族，只要稍有怠慢就很容易生出亂子。而政府的全部崗位，安置這些人都不一定夠用，所以往往還要因人設職。所以這樣一支大唐的創業團隊，在隋末亂世裡建國，一開始總需要封官許願，畢竟要忽悠成千上萬的人跟自己一道做殺頭的買賣，賞格低了沒人會幹。
對於核心創業者來說，許下的願都是期權，如果失敗了，命都沒有，一切回報自然免談，成功之後的問題等成功之後再說。
一旦真的成功了，當初的畫餅就要一一兌現，至少先兌現了再想辦法收回來，至於這樣的安排到底有沒有人盡其才，有沒有把很多不稱職的人安排在重要的崗位上，這都不重要，等局面穩定之後可以慢慢調整。在局面穩定之後，人事調整才會真正開始。
從世襲制到科舉制
那麼，在局面穩定之後，到底該拿什麼標準來選拔人才呢？
世襲制
如果從穩定性的角度考慮，最好的選拔方式大概要算世襲制。孔子推崇的周禮就是這樣，血緣紐帶、宗法關係才是穩定社會的核心力量。大家論資排輩，誰都清楚某個職位到了某個時間該由誰來接替。
既然未來都是可以預見的，人心也就不易動搖。而且，每個人就職之後都要受到傳統習俗的強大約束，留給個人發揮的空間並不很多，這樣一來，天才和庸才的區別也就顯得不很重要了。你也許更喜歡任人唯賢的社會，秦朝就是這麼一個靠著任人唯賢而起家的帝國。
但是要我看，在宗法基礎顛撲不破的大背景下，這種“邪派武功”見效雖快，但走火入魔也快。秦朝二世而亡，給後人做了一個很壞的榜樣。到了漢朝，充分汲取秦朝的教訓，但畢竟社會結構變了，想要恢復周禮已經毫無可能。於是漢朝別出心裁，採用察舉制來選拔人才。
簡單講，所謂察舉制，就是由地方官向皇帝推薦本地的人才，選拔標準很簡單，主要就是道德和儒學。
察舉制
如果你是地方上的道德楷模、孝子賢孫、儒學名人，就有很大的希望被推薦做官。這種制度的關鍵是：人才不是考試考出來的，而是被察訪並推薦出來的。這裡邊暗含著一項儒家的道德標準，通俗點說，那就是一切自我推薦的行為都是不要臉的，不要臉的人當然沒資格做官。到了隋朝創設了科舉制，唐朝沿襲下來。科舉制取代察舉制，最本質的變化倒不是考試的內容，而是考試這種形式本身。
因為考試意味著皇帝給天下人設置了一個標杆，一切想做官的人，只要跳過這個標杆，就有官做。於是推薦變成了自我推薦。這在儒家知識分子看來，等於把要臉的標準變成了不要臉的標準。今天我們很難想象，自我推薦和自由戀愛在古代同樣被稱為“自媒”，顧名思義，自己給自己做媒，在當時人看來，這是多麼窮形盡相、厚顏無恥的事啊！
禮失求諸野，日本人大事小事都要通過中介，這就是從儒家鄙視自媒的傳統來的。反而中國人為了省錢省事，總想越過中介，這其實或多或少就有科舉精神的傳統。
為什麼科舉制會取代察舉制，這是因為察舉制很容易導致階層固化。地方官推薦人才，私心裡邊總會想推薦那些回報率最高的家庭。如果你手裡掌握著如此重要的名額，你是願意給一個窮孩子，還是給名門望族家的孩子呢？如果你選了後者，等將來對方手裡掌握了名額，一定優先考慮你的孩子。
盛唐氣象
公平與否倒不是皇帝會介意的，但哪個皇帝都不願看到達官顯貴們盤根錯節、彼此勾連，因為這一定會削弱皇權的分量。皇權要想擴張，科舉制是一個很溫和、很漸進的方案，可以讓更多毫無背景的人進入政治中心，稀釋那些豪門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看，科舉究竟考什麼內容，反而是次要的。哪怕考的是射箭、體操、剪紙，其實都無所謂。
只不過做官必須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技能，至少總不能看不懂公文吧，所以考試要考文化課，而不能考體育課、手工課。
我們會發現，唐朝的公文，甚至是法律判決文件，都流行用駢文來寫，音律鏗鏘、對仗工整、用典考究、辭藻華麗，隨便拿一篇都能當成藝術品來欣賞，完全不是高頭講章的模樣。你簡直要疑惑整個唐王朝是不是文化過剩了。
我們常說的“盛唐氣象”，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科舉制的。
有了科舉制，就像自然界裡環境的突變重新篩選物種的生死一樣，凡是被傳統儒學束縛、拉不下臉的人，要麼索性放棄仕途，要麼雖然考了試，做了官，但心裡一直糾結；要麼雖然拉不下臉去參加考試，但還是想方設法結識權貴，希望得到引薦，像漢朝人那樣被請出來做官。
而銳意進取的人，敢於毛遂自薦的人，滿不在乎地把自己吹上天的人，在常人看來臉皮太厚的人，最容易脫穎而出。
所以唐朝特別盛產狂人，特別有自信、樂觀、積極的氣氛。
李白當然是最著名的狂人，他向政界賢達自我推銷的時候，誇對方“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反正就真是把人捧到天上了，然後誇自己“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以氣義”——別看我長得矮小，論心志我比所有人都高，好多達官顯貴都和我意氣相投。好肉麻的話。
如果今天有人用這樣的話來和你攀談，你會不會和他絕交呢？
杜甫也沒少講過這種話，甚至還託人走過名聲很壞的楊國忠的關係。
李白和杜甫的不同是，李白不屑於參加科舉，但在科舉的時代裡，他用科舉的心態，迂迴而努力地推銷著自己。
小結
詩賦作為唐代科舉最重要的考試內容，不僅帶動了文人對詩歌創作的熱情，同時也塑造了唐朝自信、樂觀、積極的氣氛。
唐朝註定是狂人的天下。
狂，意味著極端外向和自視過高，這雖然在打點門路的時候有優勢，但也很容易產生反作用，那就是攻擊性太強，不被別人喜歡。
一個人怎麼可能既有很強的攻擊性，又能在社交圈裡如魚得水呢？這在今天看來難上加難，但在唐朝，詩歌既是必不可少的社交媒介，還是文明友善的競技體育，讓攻擊性和社交功能無縫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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