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常常听到人说“高考指挥棒”，形容我们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高考的影响。
那么在唐代，赋诗取士，是不是也能起到指挥棒的作用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唐代初年的人事问题
康熙皇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当有见地。因为诗和赋都是重视声律的文体，所以诗赋取士也被称为声律取士。康熙皇帝为《全唐诗》写的序言里边，提到唐朝在开国之初就用声律取士，诗写得好就能做官。
既然有了如此强大的利益驱动，天下英才当然勤学苦练诗歌技法，诗也当然越写越好。既然知识分子都写诗，诗歌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交流媒介。皇帝和大臣之间用诗歌来唱和，朋友之间的聚会与离别也都会写诗赠答，官场失意的人想发发牢骚也会把牢骚发在诗里，这才造就出一个蔚为大观的诗歌朝代。
康熙说，后人讨论唐诗，强行割裂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段，要么厚此薄彼，要么厚彼薄此，这太教条了，不是正确的看法。这段话大体上看还是很到位的，如果说细节上有哪里不够严谨的话，那就是唐朝的诗赋取士并不是在开国之初就定型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大约在高宗朝才确立为制度。
另外，所谓诗赋取士，并不是说试题只考写诗，而是说写诗是全部考试内容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从常理上说，科举考试是为了给国家选拔政治人才。考试通过的人将来会被安排在各个公职单位，发展好的可以升职成为国家总理，发展差的至少也能做个小官儿。
他们实际要做的工作，大多是征税、赈灾、征兵、外交、典礼、教育，他们要熟悉的是方针政策、法律条文，还有领导的指示。
既然一切工作都是很务实、很具体的，为什么考试内容偏偏那么务虚呢？你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家干部全是诗人，这是不是有点可怕？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到古代背景中。首先有这样一个问题：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会大规模、制度化地来搞诗赋取士吗？
这显然不可能，因为第一桩大事一定是安顿功臣和豪门大族，只要稍有怠慢就很容易生出乱子。而政府的全部岗位，安置这些人都不一定够用，所以往往还要因人设职。所以这样一支大唐的创业团队，在隋末乱世里建国，一开始总需要封官许愿，毕竟要忽悠成千上万的人跟自己一道做杀头的买卖，赏格低了没人会干。
对于核心创业者来说，许下的愿都是期权，如果失败了，命都没有，一切回报自然免谈，成功之后的问题等成功之后再说。
一旦真的成功了，当初的画饼就要一一兑现，至少先兑现了再想办法收回来，至于这样的安排到底有没有人尽其才，有没有把很多不称职的人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这都不重要，等局面稳定之后可以慢慢调整。在局面稳定之后，人事调整才会真正开始。
从世袭制到科举制
那么，在局面稳定之后，到底该拿什么标准来选拔人才呢？
世袭制
如果从稳定性的角度考虑，最好的选拔方式大概要算世袭制。孔子推崇的周礼就是这样，血缘纽带、宗法关系才是稳定社会的核心力量。大家论资排辈，谁都清楚某个职位到了某个时间该由谁来接替。
既然未来都是可以预见的，人心也就不易动摇。而且，每个人就职之后都要受到传统习俗的强大约束，留给个人发挥的空间并不很多，这样一来，天才和庸才的区别也就显得不很重要了。你也许更喜欢任人唯贤的社会，秦朝就是这么一个靠着任人唯贤而起家的帝国。
但是要我看，在宗法基础颠扑不破的大背景下，这种“邪派武功”见效虽快，但走火入魔也快。秦朝二世而亡，给后人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到了汉朝，充分汲取秦朝的教训，但毕竟社会结构变了，想要恢复周礼已经毫无可能。于是汉朝别出心裁，采用察举制来选拔人才。
简单讲，所谓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向皇帝推荐本地的人才，选拔标准很简单，主要就是道德和儒学。
察举制
如果你是地方上的道德楷模、孝子贤孙、儒学名人，就有很大的希望被推荐做官。这种制度的关键是：人才不是考试考出来的，而是被察访并推荐出来的。这里边暗含着一项儒家的道德标准，通俗点说，那就是一切自我推荐的行为都是不要脸的，不要脸的人当然没资格做官。到了隋朝创设了科举制，唐朝沿袭下来。科举制取代察举制，最本质的变化倒不是考试的内容，而是考试这种形式本身。
因为考试意味着皇帝给天下人设置了一个标杆，一切想做官的人，只要跳过这个标杆，就有官做。于是推荐变成了自我推荐。这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等于把要脸的标准变成了不要脸的标准。今天我们很难想象，自我推荐和自由恋爱在古代同样被称为“自媒”，顾名思义，自己给自己做媒，在当时人看来，这是多么穷形尽相、厚颜无耻的事啊！
礼失求诸野，日本人大事小事都要通过中介，这就是从儒家鄙视自媒的传统来的。反而中国人为了省钱省事，总想越过中介，这其实或多或少就有科举精神的传统。
为什么科举制会取代察举制，这是因为察举制很容易导致阶层固化。地方官推荐人才，私心里边总会想推荐那些回报率最高的家庭。如果你手里掌握着如此重要的名额，你是愿意给一个穷孩子，还是给名门望族家的孩子呢？如果你选了后者，等将来对方手里掌握了名额，一定优先考虑你的孩子。
盛唐气象
公平与否倒不是皇帝会介意的，但哪个皇帝都不愿看到达官显贵们盘根错节、彼此勾连，因为这一定会削弱皇权的分量。皇权要想扩张，科举制是一个很温和、很渐进的方案，可以让更多毫无背景的人进入政治中心，稀释那些豪门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看，科举究竟考什么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哪怕考的是射箭、体操、剪纸，其实都无所谓。
只不过做官必须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技能，至少总不能看不懂公文吧，所以考试要考文化课，而不能考体育课、手工课。
我们会发现，唐朝的公文，甚至是法律判决文件，都流行用骈文来写，音律铿锵、对仗工整、用典考究、辞藻华丽，随便拿一篇都能当成艺术品来欣赏，完全不是高头讲章的模样。你简直要疑惑整个唐王朝是不是文化过剩了。
我们常说的“盛唐气象”，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科举制的。
有了科举制，就像自然界里环境的突变重新筛选物种的生死一样，凡是被传统儒学束缚、拉不下脸的人，要么索性放弃仕途，要么虽然考了试，做了官，但心里一直纠结；要么虽然拉不下脸去参加考试，但还是想方设法结识权贵，希望得到引荐，像汉朝人那样被请出来做官。
而锐意进取的人，敢于毛遂自荐的人，满不在乎地把自己吹上天的人，在常人看来脸皮太厚的人，最容易脱颖而出。
所以唐朝特别盛产狂人，特别有自信、乐观、积极的气氛。
李白当然是最著名的狂人，他向政界贤达自我推销的时候，夸对方“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反正就真是把人捧到天上了，然后夸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以气义”——别看我长得矮小，论心志我比所有人都高，好多达官显贵都和我意气相投。好肉麻的话。
如果今天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和你攀谈，你会不会和他绝交呢？
杜甫也没少讲过这种话，甚至还托人走过名声很坏的杨国忠的关系。
李白和杜甫的不同是，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但在科举的时代里，他用科举的心态，迂回而努力地推销着自己。
小结
诗赋作为唐代科举最重要的考试内容，不仅带动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热情，同时也塑造了唐朝自信、乐观、积极的气氛。
唐朝注定是狂人的天下。
狂，意味着极端外向和自视过高，这虽然在打点门路的时候有优势，但也很容易产生反作用，那就是攻击性太强，不被别人喜欢。
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有很强的攻击性，又能在社交圈里如鱼得水呢？这在今天看来难上加难，但在唐朝，诗歌既是必不可少的社交媒介，还是文明友善的竞技体育，让攻击性和社交功能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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