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在1812年6月對英國宣戰時，對國會宣戰的投票是對該國曆史或此後任何正式宣戰的最接近的投票。兩院中只有81％的共和黨人投票支持這場戰爭，而聯邦黨人卻沒有投票贊成。親密的投票反映了這場戰爭在美國大部分民眾中是多麼的不受歡迎。
1812年戰爭的反對派在東部爆發騷亂，尤其是巴爾的摩和紐約市。反對派的原因與該國的新奇及其對全球政治的缺乏有關。以及戰爭的混亂動機和不清楚的動機。
詹姆斯·麥迪遜總統
不清楚的戰爭動機
宣言中提到的戰爭的正式原因是英國抑制了國際貿易並壓制了綁架水手。在19世紀前十年，英國政府為抵制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的入侵，並補充其資源，沒收了貨物，並給美國商船上的6000多名水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決局勢的政治努力遭到拒絕，部分原因是使節不力和禁運失敗。到1812年，當時的詹姆斯·麥迪遜總統（擔任1810至1814年）和他的共和黨決定，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局勢。一些共和黨人將這場戰爭視為針對英國的第二次獨立戰爭。但是其他人則認為，進行一場不受歡迎的戰爭會導致聯邦黨人的激增。聯邦主義者反對戰爭，認為它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並主張和平，中立和自由貿易。
最後，禁運對東方的企業造成的損害要大於歐洲，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共和黨人則將戰爭視為收購加拿大或部分加拿大的機會。
報紙的作用
東北報紙經常譴責麥迪遜為腐敗和小偷，特別是在1812年3月約翰·亨利（John Henry）（1776-1853）醜聞破裂後，人們發現麥迪遜向英國間諜支付了50,000美元，以獲取有關聯邦主義者的信息，而這是無法證明的。此外，在聯邦主義者中，人們強烈懷疑麥迪遜及其政治盟友想與英國交戰，以使美國更接近拿破崙·波拿巴的法國。
該論點另一側的報紙認為，聯邦主義者在美國是一個“英國政黨”，想要分裂國家，並以某種方式使其恢復英國統治。關於戰爭的辯論（即使在宣佈戰爭之後）仍佔據主導地位。1812年夏天。在新罕布什爾州的七月四日舉行的一次公開聚會上，年輕的新英格蘭律師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年）發表了一個演說，該演說很快被印發，散發。
尚未競選公職的韋伯斯特譴責了這場戰爭，但提出了一個法律要點：“現在是這條土地的法律，因此我們勢必會考慮這一點。”
州政府反對派
在州一級，各國政府擔心美國沒有為全面戰爭做好軍事準備。軍隊太小，各州擔心他們的州民兵會被用來加強常規部隊。戰爭爆發時，康涅狄格州，羅得島州和馬薩諸塞州的州長拒絕遵守聯邦對民兵部隊的要求。他們爭辯說，美國總統只有在發生入侵的情況下才能徵募國家民兵來捍衛國家，而且沒有即將入侵該國的情況。
新澤西州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譴責戰爭宣言的決議，稱其為“不合時宜，不合時宜，最危險的不道德行為，立即犧牲了無數的祝福”。賓夕法尼亞州的立法機關採取了相反的做法，並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譴責反對戰爭的新英格蘭州長。
其他州政府也發表了有立場的決議。很明顯，儘管該國分裂很大，但美國仍將在1812年夏天發動戰爭。
巴爾的摩的反對派
在戰爭開始之初蓬勃發展的海港巴爾的摩，輿論普遍傾向於宣戰。實際上，來自巴爾的摩的私人已經在1812年夏天開始突襲英國的航運業，兩年後，這座城市最終成為英國發動進攻的重點。
1812年6月20日，即宣佈宣戰兩天後，巴爾的摩一家報紙《聯邦共和黨人》發表了激烈的社論，譴責戰爭和麥迪遜政府。這篇文章激怒了這座城市的許多公民，兩天後的6月22日，暴民降臨在報紙的辦公室，摧毀了其印刷機。
聯邦共和黨的出版商亞歷山大·漢森（Alexander C. Hanson，1786–1819年）逃離城市，前往馬里蘭州羅克維爾。但是漢森決心返回並繼續發表對聯邦政府的襲擊。
巴爾的摩的騷亂
漢森在一群支持者中，包括兩名著名的革命戰爭退伍軍人，詹姆斯·林安（1751–1812）和亨利·“輕馬哈里”·李·李將軍（1756-1818年，羅伯特·E·李的父親），回到了巴爾的摩一個月後的1812年7月26日。漢森和他的同夥搬進了這座城市的磚房。這些人是武裝的，他們實質上是要加固房屋，完全希望憤怒的暴民再來。
一群男孩聚集在屋外，大喊大叫，扔石頭。從房子的較高樓層發射了可能裝有空白墨盒的槍支，以將不斷增長的人群驅散到外面。投石變得更加激烈，房屋的窗戶被打碎。
屋子裡的人開始射擊實彈，街道上的許多人受傷。一名當地醫生被火槍殺死。暴民被逼瘋了。當局對現場作出回應，要求將這兩名男子投降。約有20人被護送到當地監獄，為保護自己而被關押。
林奇暴民
1812年7月28日晚上，一群暴徒在監獄外集結，強行闖入監獄，並襲擊了囚犯。據報告，大多數人遭到毆打，臨安被殺，據說是用錘子砸了頭。
李將軍被毆打得毫無意義，幾年後受傷可能導致了他的死亡。聯邦共和黨的出版商漢森（Hanson）倖免於難，但也遭到毆打。漢森的同夥之一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被暴民毆打，拖到街道上，沾上了一層柏油和羽毛，但因假裝死亡而得以倖存。
美國報紙上印有巴爾的摩騷亂的盧裡德敘述。詹姆斯·林甘（James Lingam）遇害特別震驚，詹姆斯·林甘（James Lingam）在革命戰爭中擔任軍官時受傷，並且是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朋友。
騷亂過後，巴爾的摩的局勢回暖。亞歷山大·漢森（Alexander Hanson）搬到華盛頓特區郊區的喬治敦（Georgetown），在那裡他繼續出版報紙，譴責戰爭並嘲弄政府。
戰爭結束
該國某些地區繼續反對戰爭。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辯論逐漸消退，更多的愛國主義關切以及擊敗英國的願望成為了首要問題。
戰爭結束時，國家財政部長阿爾伯特·加拉廷（Albert Gallatin，1761-1849年）表示，他相信這場戰爭從許多方面統一了美國，並減少了對純粹地方或地區利益的關注。在戰爭結束後的美國人民中，加拉廷寫道：
“他們是更多的美國人；他們感覺和作為一個國家的行為更多；我希望藉此確保聯盟的永久性。”
當然，地區差異仍將是美國生活的永久組成部分。在戰爭正式結束之前，來自新英格蘭各州的立法者聚集在《哈特福德公約》上，並呼籲修改美國憲法。
《哈特福德公約》的成員實質上是反對戰爭的聯邦主義者。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不希望戰爭的州應與聯邦政府分開。內戰爆發前四十多年，有關分裂的討論並未導致採取任何實質性行動。1812年與根特條約的戰爭正式結束，《哈特福德公約》的思想逐漸淡出。
後來發生的事件，如“消亡危機”，關於美國奴隸制的長期辯論，分裂危機和內戰等，仍然表明該國存在地區分裂。但是加拉廷的更大觀點是，關於戰爭的辯論最終將整個國家束縛在一起，這具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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