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 》的编辑工作是比照《鲁迅全集》的做法定的,我参加了2005年《鲁迅全集》修订版工作,在编辑工作会上我当时也表示编辑《汪曾祺全集》向《鲁迅全集》看齐,尽量做到那样一个高度。”
昨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用解读《汪曾祺全集》幕后的方式,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本文为第三篇。
编《全集》是学术性很强又非常琐碎的工作,要有学术水平,又要不厌其烦,能够耐得住烦,找到能够胜任又愿意承担的人也不是很容易。
当时我们邀请来参会的学者当中,李光荣老师曾经在我们《史料》投稿,他发现了汪曾祺先生的第一篇小说《钓》(1940年写的),他又是研究西南联大的专家,所以请他来编汪先生四十年代作品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事实证明他也做得挺好。戏剧卷由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做主编,因为戏剧有些是他在京剧院的时候集体创作、多人创作,这种情况也蛮复杂的,她比较了解情况,所以就请她来做这部分的工作。
四十年代的作品,从旧报刊上复印下来,字很小,有的地方有脱落、模糊,所以这个工作有时一天只能看一篇稿子,看完抬头,感觉满篇的字都糊到脸上。我们编辑很理解李光荣老师付出的辛苦,而且这些稿子有些不清楚,比如我们给他的版本不清楚,或者之前有的版本不清楚,他要去各个图书馆找原始的版本,有的图书馆还不让拍照,他就手抄,所以这个辛苦可想而知,又费事又费时。
后来小型的编辑工作会议开过两次,参加者有主编季红真,还有各分卷的主编,还有汪朝老师。当时季红真主编还提出把汪先生谈艺的文章,他的艺术论,从散文中捡出来单独编为谈艺卷,现在《全集》中的谈艺卷也是一个特色,凸显了汪曾祺先生的艺术论。因为汪曾祺先生谈艺的东西不像现在高校论文形式的,他的艺术论都是写得很美的散文,非常有真知灼见,不光是文学论,包括像一个酒瓶的设计,这种他都能写出艺术的观感,我们觉得这个也是挺有特色的。
在季红真主编的坚持下,把书画题跋、日常文书等都收到《全集》里,这样把《全集》搞的很丰富,有些题跋、写几句话也挺有意思,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摘出来编进去,这个工作也是很繁杂的、大量的,但能全面展示汪曾祺先生这个人。
像戏剧卷,原来以为很简单,因为它不像小说卷要区分散文、小说,或者从大散文概念里把谈艺卷分出来。戏剧卷自成一体,不牵扯其他卷,又是最熟悉父亲创作的汪朝去编。但是没有想到戏剧卷,因为不断发现新的剧本,从一卷最后扩展成两卷。而且到2018年的时候,失踪已久的1962年油印版的《小翠》剧本竟出现了!于是一番排校、编辑,把当年要出版的计划又推迟了。
开完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之后,我们就向社会发布消息,征集佚文佚信,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们陆续受到好多人珍藏他的信。汪曾祺先生当时看牙,他的牙从年轻时候看到老年,他在北京看牙的时候认识的牙医王欢提供好多封信,一下把书信量多出很多。
编全集,主要是“全”。我们后来统计了一下,跟师大版的《全集》相比,我们新收的佚文数量增加很多,小说增加了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大散文类的新收的文章一百多篇,也是很多。剧作新增7部。诗歌更多,北师大版的收了88首,我们收了250多首。
我们不仅把书画题跋收进去,包括一些日常文书,丢了工作证什么的写的信函,还有思想汇报,这些找到都给收进去了,丰富了《全集》的内容。这些新增的内容,一部分是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找到的,他们也是很注意收集父亲这些散佚的文章,有线索就去查找。也有在家里翻家底找到一些就马上给我们。
还有一些是学者在报刊上、杂志上陆续发现的。还有编辑发稿过程中有一些线索又去追踪查到的一些。几个渠道汇集了相当可观的内容,丰富了汪先生文稿的数量,拓展人们对汪曾祺先生文学成就的认识,增进对汪先生本人的了解。
后来交稿比较早的是李光荣先生主编小说卷的民国部分,他的工作做得很细致,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制订的范例,编排发稿底本、拟定题注,这部分工作底本校勘,因为都是四十年代民国报刊复印下来的底本,好多是竖排繁体,识别度非常困难,很辛苦,做得很不容易。
小说卷后半部分,李建新那部分的稿子,底本倒是清晰,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规范的,也有错。李建新工作慎之又慎,不厌其烦,心甘情愿的超出范例之外的工作,比如他要改一个东西,他在旁边像校记似的写一个括号改一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不怕费事,至少给责编提供校勘的依据。经常是满纸红,我发稿的时候都给划掉了,留下我们需要的部分。
比如小说《侯银匠》里头有一句说到“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我们编辑看着也是觉得不对,但是历来图书市场上卖的那些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选,这篇文章都是这样写的。后来找到这篇小说的手稿,李建新用放大镜看(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有时候也会用放大镜看),发现手稿写的是“烂面”,繁体字的“烂”,被错认成了“焖”!这就通了。
这种一字之易,颇费精力,这种事很多,真是举不胜举。所以分卷主编要跑不同的图书馆,有时候这个报纸看不清就得上另一个图书馆找清晰的版本,互相参照,才能确定那句是怎么回事,空的那一句话是什么才能给补上。所以这个工作的确非常繁琐,也费时费力,读者们也着急为什么《全集》编这么长时间,其实时间都用在这些工作上了。
我们《全集》三大亮点,一是有题注,二是收文最多,三是校勘比较精良,讲究底本。题注的确是《全集》的三大亮点之一,也可以说是汪曾祺作品出版史上的第一次。书市中的汪曾祺先生各种作品集很多,但是能做到每篇有题注的,仅有我们《全集》,这也体现《全集》的学术性。
通过这个题注,因为要交代原载什么报刊、收入什么作品集、文本有没有什么改动,都有提示,是略有改动还是有较大改动,这种信息都体现在题注里。还有笔名也体现在里面,所以为学者研究汪曾祺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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