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郑新蓉:乡村女校长的成长需要社会支持和自我提升

北师大教授郑新蓉:乡村女校长的成长需要社会支持和自我提升


“乡村教师女性化”与乡村女校长的缺乏现象同时并存,反映出乡村女教师发展的特点与挑战。鼓励更多乡村女教师发展成为女校长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设计公正、合理的学校选拔和评价体系以推动乡村女教师的晋升与发展?如何提高乡村女教师进入高级管理层的主观能动性?就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新蓉。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刘天红

“乡村教师女性化”与乡村女校长的缺位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农村基础教育中,“乡村教师女性化”现象凸显,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新蓉:应该说,乡村女教师增多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平等的一个成果。30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学段女教师比例均接近或超过半数,女教师比例随着学校层级升高而递减,各学段女教师比例增长幅度不同,其中小学和高中段教师增长幅度最大。近10年来,乡村女教师在增长幅度上要高于市、县镇两级。

乡村教师队伍性别结构的变化,其实质是“女进男退”的过程。“女进”是社会教育发展和教师职业特性共同影响的结果,而“男退”,一方面是城乡流动机制,为男性外出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教师职业吸引力相对下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有资格进入教师行业,成为教师队伍的人力储备,女教师人数的增加是男女平等受教育的重大成果。此外,我国公正、公开、规范的教师行业准入标准确保了入职的机会公平,与其他行业相比,更好地避免了优秀女性在求职时因“性别”遭到淘汰。因此,在其他行业更易遭受性别歧视的女性对教师一职趋之若鹜,在客观上促成了女教师人数的增加。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乡村教师女性化”与乡村女校长的缺乏同时并存,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鼓励更多乡村女教师成为乡村女校长,对乡村教育发展及女性(女童)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郑新蓉:这里要先澄清一个概念,通常所说的“教师队伍女性化”,一是教师性别比的通俗说法,有时也指教师态度、方法具有女性特质或“女性味”。而比较严格的概念是“教师性别结构”,一般指教师从业人员的男女构成比例。“性别结构”概念中,除了性别构成比数量和比例外,还包括男女教师在来源、身份上的差异,及他/她们在教师群体、学校工作和社区中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等。这个概念包含教育行业的女性的领导力和发展机会。

乡村女校长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几十年,乡村教师的比例一直是“男多女少”,这几年女性教师增加,在性别比例上,男女数量上大致均衡。但结构上看,是“男老女少”,即男性都是老教师,许多正在领导岗位,临近退休,而绝大多数女教师在30岁以下,还没有到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资。再加上晋升机会、家庭责任等方面的原因,女性教师的增多,并不必然带来女校长的增多。

女性教师和校长,对乡村教育非常重要,她们是留守的男女儿童细心的关怀者,她们也是乡村女孩子非常仰慕的“角色榜样”。而女校长通过关怀体察女性教师和学生具体困难,能够在决策层面推进一些有利于两性平等的教育措施。

乡村女教师主体性的提升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乡土社会中顽固存在的“女性应承担辅助角色”的性别观念是阻碍乡村女教师走向领导岗位的重要原因,您认为学校选拔和评价体系的设计应如何更具有性别公正性以降低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发展的影响?

郑新蓉:女校长的选拔,通常与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的观念有关,也与女教师和家庭成员的态度有密切关系。比如说,在男校长一统天下的环境下,根本就没有女性抛头露面展示领导力的场合,她们通常在后台;在一些地方调查发现,教育局局长通常是男性,冷不丁提拔女校长,担心流言蜚语。前些年,我们在性别期待的研究中发现,很多受访者都认为,女校长的“相貌”很重要。可见,即使选拔女性做领导,其作用也倾向“公关”和“接待”。

在女校长特别少的地方,应该强行规定学校领导班子里,必须有一位女性;在选拔标准上,重能力而非外貌。此外,女教师担任领导的意愿通常比较弱,即使有意愿的女教师也比较含蓄和顾虑重重,因此在干部考察中,要有更多的激励和体察。女性教师成长环境对人越是平等,越是富于支持和关怀,她们就越是容易尝试新的行为、态度和观念。总而言之,教师领导的成长更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制度、文化和亲情的支持系统。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除客观因素外,部分乡村女教师主体性缺乏,缺少向女校长岗位发起挑战的强烈诉求,倾向于屈从于传统性别观念。您认为,乡村女教师应如何冲破这种主观限制?

郑新蓉:2016年我们对入职三年内的乡村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男性在未来担任行政领导的比例和意愿均高于女性,尽管青年男性的人数在学校比女教师少。此外,在工资收入的意愿方面也明显高于女性。乡村中小学教师女性化看似是男女两性个体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实则是由包含着传统性别家庭角色分工和劳动力市场分工的性别、城乡所区隔的。其间再生产着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例如“男性闯荡、女性留守”“男性获利、女性获益”的就业文化,也再塑了女性在乡村学校被规训、服从、本分的角色影响力,形成男女教师在中小学教师内部产生领导与被领导的分工,即一种性别的“垂直隔离”。

如何破除这种“垂直隔离”呢?除了大胆提拔女教师,规定女性领导的比例之外,必须大力加强对青年女教师领导力的培养和培训,突破自身的陈旧观念,尝试参与组织、领导、筹划工作,体会到其中的发展和解放,认识领导工作的社会价值。并让女性认识到,在公共事务的领导实践中训练出来的能力是可以滋养和维护私人生活的,可以减轻家庭内部基于性别歧视隐秘的伤害,也可以帮助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完善家庭治理。因为领导力的实质是建立一种良好人际间的影响关系。

建立乡村女教师发展的支持体系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您认为推动乡村女教师更好的发展,还需要哪些支持?

郑新蓉:在我看来,推动乡村女教师发展离不开三个方面的支持。第一是家庭支持,如同俗语所说每个成功的男子后面都有牺牲自我的女人一样,每个走到社会舞台来的妇女都有来自家庭和伴侣的持续鼓励和无私的担待,建立女校长的家庭支持系统尤为重要。

第二是姐妹情谊,女校长在教育领导岗位一直是少数,她们彼此之间的支持和沟通系统,可以滋养女性领导力成长,拓展她们的社会生活空间,挖掘女性作为人的全部潜力和风采,同时还可以改造不良的官场文化。

第三是加大宣传,社会要广泛宣传“领导力”的发展核心能力,树立新颖的女校长形象;要让全社会知晓提升普通教师的领导力,是人高层次发展的需要,是培养儿童领导力的需要,是自我实现和才能充分得到发展的需要。

总之,我们不能离开教师作为人的全面发展来谈乡村学校女性领导力,同时也不能离开女性对发展的认识和自主选择来谈女性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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