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譜系

我一直在潛心觀察這一切,但我感興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挾著的魚蝦。

—安德烈·紀德

本文所定義的企業家是指從事商業活動的私人資本經營者。2013年,全國在冊私營企業數量突破1000萬家,約佔全國企業總數的80%。到2017年,這一數字約為2000萬家。北京師範大學的一份《2015勞動力市場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每天新增私營企業約一萬家。

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在1956年曾經被制度性地清除。從1978年之後,企業家從無到有的出現過程,可謂本輪改革開放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備了創世紀般的特徵。四十年間,企業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並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國青年。

1978—1983:農村能人草創時期

歷時四十年的中國經濟崛起運動——改革開放,啟兆於對計劃經濟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告別,它開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滿了爭議,因而並無“藍圖”可言。不過,其發起的路徑則是清晰的:所謂改革,是從農村發動,以“包田到戶”承包製為突破口,解放農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所謂開放,則是試圖以特區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進國際資本,實現製造業的進口替代。

因而,企業家的萌芽,便是在這兩大領域中率先出現,並以“農村能人”的廣泛湧現為最重要的特徵。

在廣袤的農村地區,企業家的誕生分為三類族群,一是政經合一的村級帶頭人,二是社隊作坊或小工廠的廠長,三是縣村個體勞動者。

社隊企業的歷史非常悠長,幾乎與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資產歸屬權上具備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同時還帶有“強人經濟”和家族世襲的特徵。

社隊企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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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天津,靜海大邱莊;

吳仁寶——江蘇,江陰華西村;

王宏斌——河南,臨潁南街村;

徐文榮——浙江,東陽橫店村。

上述“一莊三村”,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農村工業經濟改革典範,此四人均為村級組織的黨支部書記,同時又是企業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經營贏利的雙重職責。

除了這一特殊模式之外,還有一些人並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級或縣級工廠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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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冠球——浙江,蕭山萬向節總廠;

沈文榮——江蘇,張家港錦豐軋花剝絨廠;

步鑫生——浙江,海鹽襯衫總廠;

何享健——廣東,順德北街辦塑料生產組。

儘管這些人所創辦的企業被統稱為“鄉鎮企業”,不過在創建模式上還是有很微妙的差別,後者更符合經典意義上的企業組織。進入90年代之後,後者中的大多數完成了產權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類人是個體勞動者,他們大多出身於社會最底層的拾荒者、失地農民或“壞分子”家庭,具備草根創業的特徵。在早期,因為鮮明的私人資本特徵,遭到激烈的公共爭論,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擊:

年廣久——安徽,蕪湖“傻子瓜子”;

溫州“八大王”——浙江,溫州的生產或貿易從業者;

劉永行、劉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鵪鶉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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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開放領域中,率先出現的是香港商人,這與深圳特區的創建和華南地區的開明治理有關。一個非常隱秘的事實是,這些進入內地發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當比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歸。

1984—1991:工廠管理啟蒙時期

從1984年起,城市體制改革拉開帷幕,經濟改革的主戰場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承包制被大規模引進——即所謂的“包字進城”,城市經濟中的邊緣青年、大型國營工廠的下崗人員、找不到工作的退役軍人,以及不甘於平庸生活的基層官員,成為新的創業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視為“中國企業元年”。在這一年,一批極富個性的城市創業者集體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上,其中名氣最大的四個人,分別代表了四種不同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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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傳志——北京,聯想公司,“貿工技”模式的代表;

張瑞敏——山東,青島海爾冰箱廠,“工貿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廣東,深圳萬科公司,貿易及專業化經營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國最早的資本運營模式的代表。

這四位企業家的早期歷史,都與全球化有關。無論是聯想、萬科的進出口貿易,海爾的德國生產線引進,還是南德的“罐頭換飛機”,均展現出新的產業變革生態,是進口替代戰略的獲益者。其中,張瑞敏的實踐最具時代的先進性,海爾的質量管理模式啟蒙了一代實業者。

隨著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的執行,企業創新的主流區域集中於沿海各省,由此出現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蘇南模式:以鄉鎮及縣市集體經濟為特徵,包括了江蘇南部(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東北部(杭州、寧波、紹興)的主流企業發展路徑。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蘇,無錫紅豆,服裝;

蔣錫培——江蘇,無錫遠東,電纜;

李如成——浙江,寧波雅戈爾,服裝;

鄭永剛——浙江,寧波杉杉,服裝;

宗慶後——浙江,杭州娃哈哈,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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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模式:以私營經濟為特徵,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資本創業路徑。與蘇南模式相比,在整個80年代,溫州模式一直飽受爭議,也是最勇敢和野蠻成長的一支。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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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存輝——浙江,溫州柳市正泰,低壓電器;

胡成中——浙江,溫州柳市德力西,低壓電器;

王振滔——浙江,溫州永嘉奧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這一模式介於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之間,部分地呈現為混合所有制的特徵,因地方政府的開明,這一流派的企業非常顯赫和引人矚目,其產業較集中於食品飲料市場,有“珠江水、廣東糧,北伐全中國”的說法。代表人物有:

李經緯——廣東,三水健力寶,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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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寧——廣東,順德科龍,電器;

何伯權——廣東,中山樂百氏,飲料;

李東生——廣東,惠州TCL,電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這一時期還零星地出現了大學生及科技人員下海經商的現象,他們中的一些人創造性地改變了一個行業的中國式成長模式。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廣東,深圳華為,通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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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廣東,中山小霸王,學習機;

王文京——北京,用友,財務軟件服務。

這一時期的企業發展有兩個顯著的特徵:

其一,為了滿足短缺的消費市場,從國外引進大量的生產線。質量管理和商品意識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極大的普及,幾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車間管理能手。

其二,民營企業的成功集中地發生在“吃穿用”——飲料食品、紡織服裝和家用電器——三大領域。它們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以重工業和軍工產業為主的計劃經濟模型,推動了民生產業的快速擴張。

1992—1997:品牌營銷狂飆時期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真正進入“發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錢重估一切價值的世俗狂歡時代,下海經商成為人們的主流生存選擇。企業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開始整體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主流人群的創業經商運動,是從1992年開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學院校、中央及省級黨政機構就職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他們積極參與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1992年之後紛紛下海經商,其內心均有濃烈的社會改造情結。他們後來發起創辦了亞布力論壇。代表人物有:

陳東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泰康人壽,保險;

田源——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價格組副組長,中國國際期貨公司,金融;

馮侖——中央黨校政治學博士,萬通,房地產;

郭凡生——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聯絡室主任,慧聰網,電子商務。

大學生下海派:與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92派”不同,這一部分創業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們更帶有經商的主動性和純粹性,並沒有政治上的抱負。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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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廣東,珠海巨人,電腦漢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廣東,珠海金山,軟件開發;

郭廣昌——上海,復星,市場調查、房地產;

王傳福——廣東,深圳比亞迪,充電電池。

整個90年代的中後期,是民族品牌大規模崛起的階段。經歷了十多年的產能擴張之後,短缺經濟迅速向過剩經濟轉化,企業家的核心競爭力從生產能力向營銷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兩個時期出現的企業家群體中,凡是在市場化運營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們慣用的“武器”有兩個,一是倡導國人用國貨,二是價格戰。到1996年前後,他們在家電、服裝和飲料等領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這一趨勢的推動下,出現了一批非常激進的營銷型企業家。他們圍獵中央電視臺的“廣告標王”,實施廣告轟炸和人海戰術,一度主導了中國消費市場的潮流。他們又被稱為“營銷狂飆派”。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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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炳新——山東,濟南三株,保健品;

倪潤峰——四川,綿陽長虹,電視機;

胡志標——廣東,中山愛多,VCD;

姬長孔——山東,臨朐秦池,白酒。

如果說上述企業家在商品營銷上大放異彩的話,那麼,還有一些創業者開始通過渠道模式的創新變革,成為他們的“革命者”。這些人在本時期並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們將成為新的主導型力量。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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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裕——北京,國美,家電連鎖;

張近東——江蘇,南京蘇寧,家電連鎖;

袁亞非——江蘇,南京宏圖三胞,IT連鎖;

車建新——江蘇,紅星美凱龍,家居連鎖;

王衛——廣東,深圳順豐,快遞配送;

“桐廬幫”——浙江,桐廬申通、圓通、中通、韻達,快遞配送。

1998—2008:資本外延擴張時期

在經歷了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宏觀經濟發生了三個重大的戰略性轉變:其一,製造業由內需主導向外貿主導轉變;其二,商品房制度誘發地產熱;其三,城市化建設推動能源及重化產業蓬勃發展。

在這一時期,影響中國企業界的主流治理思想,從日本模式向美國模式迭代。

在景氣紅利的陡變之下,製造業面向內需市場的創新變得乏力,“利潤如刀片一樣薄”(張瑞敏語)。與此同時,渠道商的力量爆發,進一步剝奪了製造業品牌商的利潤空間,黃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問鼎胡潤百富榜的大陸首富。依靠成本和規模優勢的“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迎來黃金十年。

“中國製造”派:

郭臺銘(臺)——富士康,電子產品組裝;

“義烏幫”——浙江,義烏,小商品;

“紹興幫”——浙江,紹興,紡織印染;

“東莞幫”——廣東,東莞,服裝及電子產品;

“泉州幫”——福建,泉州,運動休閒裝。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房地產和涉足鋼鐵、機械裝備業的企業家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在這十年裡,越是激進、越敢於反週期投資的企業家都獲得了驚人的回報,除王石、沈文榮等人之外,下述企業家在未來的表現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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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印——廣東,廣州恆大,地產;

楊國強——廣東,順德碧桂園,地產;

孫宏斌——天津,順馳、融創,地產;

梁穩根——湖南,長沙三一重工,機械裝備。

這十年,同時是中國資本市場大幅擴容和極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險家通過充滿灰色氣質的操作,攫取了鉅額的利益,他們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時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資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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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萬新——新疆,德隆系;

魏東——北京,湧金系;

肖建華——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傳媒產業,由於管制的存在,民營資本的成就乏善可陳。不過仍然出現了一些創業者,他們的資本規模也許並不大,但是卻在塑造國民的新審美趣味。代表人物有:

中國企業家譜系

王中軍、王中磊——北京,華誼兄弟,電影;

邵忠——廣東,深圳週末畫報,雜誌;

劉長樂——香港,鳳凰衛視,電視。

互聯網經濟的從無到有,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中國現象。與之前所有創業者不同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國際風險投資及資本市場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陽光創業”典範。與1984年的“企業元年”類似,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創建及模式雛形定型,均發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間——這一時期可以被定義為中國互聯網的元年。最早引起關注的是三家新聞門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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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東——北京,新浪,新聞門戶;

張朝陽——北京,搜狐,新聞門戶;

丁磊——廣東,廣州網易,新聞門戶和郵箱。

與三大門戶幾乎同時創業,但在影響力上稍稍落後的企業還包括後來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及其他一些公司。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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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廣東,深圳騰訊,即時通信;

馬雲——浙江,杭州阿里巴巴,電子商務;

陳天橋——上海,盛大,網絡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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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沈南鵬、季琦、範敏——上海,攜程,旅遊票務服務;

劉強東——北京,京東,電子商務;

周鴻禕——北京,3721,搜索。

這些創業者的年紀,最大的是出生於1964年的張朝陽和馬雲,最年輕的劉強東出生於1974年,且全數是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他們在這一時期的集體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商業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傳化的徐冠巨當選浙江省工商聯會長。這是私營企業家出任該職務的第一人,它被認為是企業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標誌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慶、廣東和海南的工商聯均由民營企業家出任主席。

2009—2018:產業迭代創新時期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有一批人非常活躍,正是他們的存在,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新經濟產業的萌芽與創新,這便是風險投資家。VC、PE這兩個舶來概念,在1998年進入中國,到2016年,全國已有1.2萬家風險投資公司,是繼美國之後的全球第二大風險投資市場。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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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軍——北京,小米,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

董明珠——廣東,珠海格力,空調;

賈躍亭——北京,樂視,視頻網站及智能硬件。

雷軍是第一個由互聯網轉向製造業的“降維打擊者”,小米手機的速勝引起極大的思維震撼。他與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頒獎盛典上,打下10億大賭,看看誰在五年後的營業額更高。事實是,在後來的五年裡,他們各自向對方學習了更多。

在互聯網領域,出現了兩股大的衝擊波:其一,發生在消費服務市場——O2O;其二是互聯網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後”為主力的創業者在消費服務市場上,實現了一次線上對線下的逆襲。他們可以被看作是互聯網經濟繼新聞信息服務、商品販售服務之後的,第三次以消費服務為主題的衝擊波。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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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興——北京,美團點評,餐飲服務;

姚勁波——北京,58公司,分類信息;

程維——北京,滴滴,打車服務;

胡瑋煒、王曉峰——上海,摩拜,互聯網自行車租賃;

戴威——北京,ofo,互聯網自行車租賃。

互聯網金融的衝擊波表現得更富有戲劇性。在2015年前後,全國出現了6000多家P2P公司,魚龍混雜,沉渣泛起,最終以e租寶事件為標誌,遭到監管部門的嚴厲整頓。在隨後,阿里巴巴、騰訊、平安及京東等公司,成了實際的獲益者。

在資訊服務領域,曾出現數以百計的視頻網站,不過最終被BAT全部控制,形成優酷、愛奇藝和騰訊視頻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聞手機客戶端,今日頭條以算法技術殺出血路:

張一鳴——北京,今日頭條,手機新聞門戶。

互聯網在中國的二十年,始終扮演著顛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對這個國家的產業經濟和消費業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騰訊和阿里巴巴聯袂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企業。與此同時,還有一些企業家,進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學等產業,其成敗得失,迄今難以言斷,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代表了中國產業探索的另外一個方向。代表人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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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榮——江蘇,無錫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漢能,清潔能源;

汪韜——廣東,深圳大疆,無人機;

汪建——廣東,深圳華大基因,基因檢測;

劉慶峰——安徽,合肥科大訊飛,語音技術。

過去30年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看著那些曾經一個個響亮的名字不僅無限感慨,那也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還好,2020年開始了,一個依託高端製造、AI智能的全新的商業生態圈建立了,將會有更多的技術精英、資本英雄出現在市場中,開啟一個全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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