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之年，“脫貧攻堅戰” 和“疫情阻擊戰”兩大任務相互疊加，對各級政府和幹部提出了新挑戰。堅決打贏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戰、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收官，才能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原文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同步打贏兩場“硬仗”》
作者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賀立龍
圖片 |網絡
當前絕對貧困問題初步得到解決，但也隱藏一些結構性的貧困痼疾、利益衝突，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由遭遇戰轉入反攻戰。面對成績與問題並存局面，亟需識別與化解四個方面隱性風險。
工作“一刀切”可能導致的防疫治貧脫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應尊重客觀規律和群眾首創精神，增強工作預見性、科學性，堅決反對疫情防控上的教條主義。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對“三農”運行與脫貧攻堅造成一定影響，尤其在疫情較重地區的農村，一些低收入和剛脫貧家庭缺乏足夠的生活物資及醫護保障，勞動力無法外出務工影響收入，個體戶、種養殖戶面臨經營難題。既“戰疫”又“戰貧”，防止“因疫致貧返貧”成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同步打贏的兩場“硬仗”。
抗疫情、保春耕、防返貧，不可顧此失彼。當務之急應從兩個維度，做好分類施策：第一，基於疫情風險評估，進行地區分類施策，高風險鄉村“錯峰推進春耕與經營、管控務工與交通”、低風險鄉村“有序開展春耕與經營、依序推進務工與交通”、無風險鄉村“全面放開春耕與經營、積極推進務工與交通”。地方政府在嚴格監控疫情的同時，應致力於務工供求及市場對接，提升防疫治貧綜合治理水平。
第二，基於疫情承壓力評估，分項目、分人精準施策，針對種養殖等經營項目，儘快聯繫飼料、產品銷路，謹防因疫破產；針對打工脫貧家庭，為之拓展務工渠道、開發臨時公益崗位，確保收入可續；針對就醫不便貧困群眾，提供遠程診療、送醫送藥服務；針對特困家庭和個人，開展臨時救助、落實照料責任、保障防疫用品、爭取慈善捐贈。
同時應警惕的是，在一些疫情風險尚未解除的鄉村出現防疫鬆懈苗頭，因此，謹防隨著疫情放緩未來可能出現的“重複工、輕防控”的另一極端傾向。完善鄉村疫情防控體制機制，構建常態化“防疫+防返貧+鄉村振興”脫貧振興綜合治理體系，應成為全面小康建設決勝期及2020年之後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任務之一。
“脫貧倒計時式”數字統計宣傳
容易引起大眾“被脫貧感”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脫貧攻堅“不要搞急功近利、虛假政績的東西。對這類問題現在就要敲打，防患未然，防微杜漸”。國務院扶貧辦全面清理規範“一票否決”和簽訂責任狀事項，2020年不再組織簽訂《脫貧責任書》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遏制“責任派發”及“強制脫貧”傾向。但在脫貧奔康收官之際，一些地方政府或管理部門受行政主導思想及政績衝動驅使，高調宣揚脫貧完成率，甚至公佈細化到個位數的未脫貧人口，引發輿論爭議。
應當指出，消除貧困、同步小康，未必苛求數字精確的100%脫貧。考慮到貧困標準動態調整以及個別返貧現象，“脫貧倒計時式”數字統計宣傳，是不科學、不嚴謹、不嚴肅的，不僅帶給大眾心理上的“被脫貧感”，而且有引起形式主義和數字脫貧之嫌。面對輿論爭議或質疑，官方及媒體不宜迴避、敷衍或辯解，而應基於事實理性與調查自審，回應輿情、化解風險，借大眾監督進一步規範行政行為。
監督“缺位”可能導致的脫貧成果被侵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脫貧攻堅越到最後時刻越要響鼓重錘”。中央巡視組開展脫貧攻堅專項巡視“回頭看”，已成為脫貧攻堅監督利器。但是我國貧困分佈面廣、成因繁雜、類型多元，一些地方政府及基層部門仍未擺脫官僚主義作風，對底層貧困群眾利益重視不夠，脫貧工作“不逗硬”，留下一些具有隱蔽性、邊緣性特徵的結構化貧困痼疾。另一方面，中央巡視及自上而下的常規督查，因難以掌握全部真實信息，造成監管真空地帶，滋生扶貧“燈下黑”“周邊坍塌”現象，產生“扶貧暗區”“脫貧死角”。
當前有三類隱性貧困及風險點亟需警惕：一是高山或高原貧困村，因水源少、建設成本高，飲用水安全有隱憂。二是遊離於建檔立卡體系之外的隱性貧困人口，須給予精準“到人”幫扶。包括，“嵌隱”在非貧或脫貧家庭的空巢（失養）老人，或留守（失依）兒童；處於貧困邊緣或臨界脫貧、主要靠轉移性收入支撐的半（弱）勞動力家庭。三是脫貧名義下過度開發或舉債催生的不可持續風險及公眾質疑。由於抱有“扶貧花錢不會出事心態”，加之對扶貧項目監管鬆懈形成預算“軟約束”，一些地方政府打著脫貧攻堅旗號盲目舉債與開發，一旦脫貧攻堅扶持政策退出，可能爆發債務危機。在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節點，應充分發揮群眾的基層監督作用，有效施治官僚主義，瞄準貧困地區群眾反映強烈的矛盾與問題，識別與破解各類隱性貧困痼疾，以掃除風險盲點、凝聚民心共識。
制度錯位及執行偏差削弱了貧困治理效能
黨和政府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採取超常規扶貧戰略，在脫貧攻堅第一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動絕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解決，但這種無先例可循、“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探索也因一些“形式主義作風”及“制度調試偏差”，產生了一定製度錯位而削弱了貧困治理效能，2020年之後也可能面臨政策接續與治理轉型問題。在脫貧奔康的關鍵節點，應集中進行制度錯位及執行偏差“矯正”，制定制度轉型“預案”，防止2020年後出現鄉村治理“斷裂帶”。
第一，做好脫貧攻堅一線隊伍的正向激勵與接續轉型，避免後脫貧時代出現“組織真空”。應適度提升村組“全職”幹部工資待遇，培養“本土”青年幹部；做好幫扶力量和駐村工作隊伍接續，使之轉型為鄉村振興一線幫促團隊。
第二，健全特殊群體生計賦能與產業風險防控的制度安排，避免政策退出後“大規模返貧”。 對有勞動能力但形成政策依賴的邊緣農戶或臨界脫貧戶，進行二次識別與生計賦能，強化返貧風險監測。對靠產業幫扶的“摘帽村”（佔67%，農業農村部數據），應警惕“幹部一走、產業就散”風險。構建產業扶貧大數據平臺，強化產業鏈選育市場可行性，嚴格篩選企業（項目），對投機行為“一票否決”；破解冷鏈物流、蟲害病疫防治技術梗阻；推動集體經濟組織向現代企業轉型；引入產業保險制度，優化農企契約，降低產業失敗帶來的返貧風險。
第三，應積極疏解邊緣貧困村戶因幫扶不均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脫貧村戶因政策退出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避免群眾情緒累積帶來治理風險。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6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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