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喜欢自己的任性，「只有任性了，才不会被大的文化绑架」。
文｜赖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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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岩松在耶鲁大学的最后一个作业是他做梦梦到的。那是2002年，他跟着扎哈（Zaha Hadid）做「世贸大厦重建」的题目。题目很逼人，马岩松很困惑。在纠结中，他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隐约有了想法。一年前，两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的两栋楼，马岩松认为，那是迄今对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明、力量与资本最大的毁灭事件。在那次作业中，大部分学生，尤其是美国人，都想要建造一个原样的世贸大厦，甚至更大、更高、更厉害，炸也炸不坏。马岩松不同，他的作品「浮游之岛」不彰显高度也不追求力量，而是像一朵云一样悬浮在半空中。城市生活被抬到云端，剧场、餐厅、公园、旅馆、图书馆都在曼哈顿之上。
「浮游之岛」图源@微博MAD_马岩松
这一设计令西方建筑界惊讶，马岩松则不停问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为什么别的楼要往天上去，自己非要飘在半空？他开始知道，自己和那些西方建筑师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和美国人设计一样的重建概念，因为东方文明已经打在了他的内里。
「现在看起来，那时我是想从西方的竞争中出来，不想去遵循更快、更强的现代主义城市发展观。可能是解脱，可能是和谐，反正有一种东方的东西。（面对9·11）我没有那么痛苦，没觉得我一定要变得伟大，我也并不那么认同他们的立场和角度，比起伤痕，我更在意生命。这件事让我觉得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2020年初，《人物》记者在马岩松在北京的工作室里见到了他。这是东四北大街一栋8层老房子的顶层，从这里望下去，北京老城的胡同、四合院密布，远处可见北海的白塔和景山的一角。室内，纯白柜子上堆满了英文原版建筑书籍、荣誉证书，还有一只马头雕塑以及各式各样的古玩器皿，和一套《鲁迅全集》。
1999年，马岩松去美国留学。当时的中国建筑界沉浸在向西方学习现代化建筑文明的氛围里，所有人都认为西方的是现代的，东方的是传统的。建筑师们思考如何发展现代、保护传统，却没有想过传统也可以被创造成新的东西。最初，马岩松也以为自己可以把东西方文化中的传统嫁接起来，但是，他逐渐发现没办法把在美国学习到的东西完全带回中国，因为这两种文明的内核并不相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焦虑，而是整个时代对于文化身份的焦虑。每天都在问，自己是谁？我和这几千年的文化有什么关系？」
「浮游之岛」是一个标志，他的建筑语言，第一次试着从西方现代化的城市格局里解脱。但当时，他的自我意识并不清晰。
「那时候只是对所有事情都带着批判的眼光。」马岩松说，「年轻的时候，对自己反对什么更敏感，对自己想建立什么不是特别在乎。」如果他不能完全走向西方，也不能完全继承东方的传统，那他只能是他自己。「任性」，他将这一次发现归结于此。他喜欢自己的任性，「只有任性了，才不会被大的文化绑架」，用北京话说，这叫「刺儿」。
面对他的家乡北京，他依然是个有刺儿的人。2009年，马岩松在北京东城区的兵马司胡同里建造了一个硕大的不锈钢泡泡，位于四合院里，它包裹着卫生间和楼梯，倒映着天空、树荫、灰砖青瓦，质朴的四合院突然有了魔幻色彩。几年后，他在前门东区鲜鱼口又造出了几个泡泡。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采访时，马岩松说胡同泡泡是他对城市生活空间的对抗，是他想要发出的一种抗争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温柔。
刺儿一直在。马岩松形容他和现代城市的关系，就像待在一个他特别不服的学校里，未必自觉，他总想用身上的刺儿抵抗它。「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但我不愿融合在他们中间。」
「胡同泡泡」图源@微博MAD_马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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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建筑师30岁之前成名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马岩松。
耶鲁毕业后，马岩松在英国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和美国埃森曼建筑事务所工作。2004年，他回国创立了北京MAD建筑事务所。2006年，他设计的梦露大厦击败来自70个国家的92份提案，中标加拿大密西沙加市的地标性公寓，他也成为了第一个拿下世界性地标建筑的中国设计师。
2012年建成梦露大厦(加拿大密西沙加)Iwan Baan 摄图源MAD建筑事务所
这次中标让马岩松和他的MAD建筑事务所名声鹊起。之后的两年，他处在漩涡中心，诸多大型商业项目找来，每天能做两三个采访，他说，那是「突然一大帮人扑来」的生活。
面对《人物》，马岩松说，那其实是一个侧面证据，表现当时中国对自身文化的极度焦虑。「中国城市化这么快，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地，结果全是外国人设计，能不焦虑吗？中标之后，其实记住那栋楼的人并不多，人们只知道，可算有一个中国人在西方干了个厉害建筑了。」他也清晰地知道，那些在中标后抛来项目的人未必喜欢他的设计，境况的改变，只是因为他的作品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可。突然之间，从前绝不会交给独立建筑师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地落在了他头上。
他的心态也随之改变。2019年底，在访谈节目《十三邀》中，马岩松回忆过往，觉得梦露大厦中标后的两三年，他变得有服务意识，而少了对自己的探索。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想要对中国建筑和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为此，他总在做一些「让别人满意」的事情，却遗忘掉了自己想做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开始变成了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建筑师」。光鲜，知名，言笑晏晏，但是，「大家都在关注你做的东西，都是标志性建筑，却无话可说。」
刺儿开始变得圆滑，会不会哪一天，它不见了？
他有一些担忧。作为建筑师，马岩松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任教。他觉得自己的学生，毋庸置疑的聪明，却不太自我。他们学得很快，做得很好，「甚至有种把最讨厌的东西都能学好的能力，很可怕的能力」，马岩松说，但，这并不是他想法中好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该有的状态。「好的建筑师一定是自我的，即便环境让他去往另一条路，他也不愿意。」
清华的课堂上，马岩松曾让学生花半学期的时间去谈论自己理想的家、理想的社区。所有人的想法都生动，充沛，令他惊喜。但是，后半学期，当他让学生画出自己的概念和想法，几乎所有人的描绘都是一样：城市里司空见惯的现代小区。
「很多人只是稍微把别人的东西做了改变，或是稍微撒了一些糖，看起来漂亮，卖相极好，讨巧又容易，但那终究不属于他们。表达自我一定是痛苦且漫长的过程，是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大量执着才能完成的任务。」马岩松说。课程结束，他给那些「糖霜」打了低分，给那些蕴含着痛苦与思考，甚至做起来非常吃力的作业打了高分。
依然是他的「刺儿」，不愿意让事情平顺地、毫无波澜地流过，但相比最初，他还是多了一份容忍，也多了一份失落，「也是有点强人所难，人家好好上着学，你非想要改变他们。」他笑起来。后来，他渐渐也不再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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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叶草之家像个白色帐篷，被稻田和青灰色的日式老屋拥簇着，在日本爱知县岡崎市福岡町，它闯入者一般面目鲜明。曾经它也是个普通的日式木屋，奈良健太郎和妹妹在这栋只有105平方米的老木屋里经营着家庭幼儿园。这是一个会教英语、中文的幼儿园，人气很高，来上学的孩子已经装不下。奈良兄妹想找更大的地方办园，但寻觅一年，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他们决定拆屋重建。奈良的父亲不同意，这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他不想推掉它。父子争执很久，老先生终于同意了，但是，动工之前，老先生病倒了。
奈良决定，还是留下老屋，留下这份对家的记忆。
马岩松很受触动。他不愿意破坏一个「家」，而去建造一个像公司那样规整的幼儿园。思来想去，他们决定在老木屋的基础上建造一个新空间。正式开工前，这户人家搞了次小小「地镇祭」。这是日本人对土地神明表达敬意、祈求守护的传统仪式。祭典上，专门的司仪把供神的酒洒在地基的四个边角，业主、设计者和建造者聚在一起，开工铲土。起初马岩松觉得夸张，这么小一个屋子，有必要吗？但仪式上，他被打动了，「那是一种很久违的感觉，对土地、对建筑的尊重和人情。」
四叶草之家投入使用后，马岩松带着事务所的同事一起去看。孩子们高兴地在这里玩耍，趴在小小的窗户边看外面的稻田，或者从二楼的滑梯悄悄滑到屋外。屋主的故事和四叶草之家里孩子的笑声，敲碎了马岩松身上的某处硬壳，显露出他建筑语言中的温情和妥贴。
「中国城市里长的刺儿全都缩回去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那是不曾出现在他设计中的概念：家。
2016年建成四叶草之家(日本爱知县岡崎市)Fuji Koji 摄 图源MAD建筑事务所
2019年，在北京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里，马岩松建起了一所幼儿园。幼儿园有一个漂浮的屋顶，孩子可以在这里奔跑、打闹。马岩松小时候听惯了「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训斥，他想要打破这种边界，屋顶为什么不能上呢？越是历史的、古旧的建筑空间里，他越不希望复制过去。「只有站在这样的屋顶上去看世界，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不一样的，想要了解自己是谁。」
他的童年没有这样的好运。上幼儿园时，马岩松淘气，被老师叫出来罚站。老师一边训话，一边用手指尖戳他的脑门儿。戳得重了，哐，后脑勺撞在墙上，当时就撞出好大一个包。40年过去了，马岩松还记得那一戳，那个大包。他觉得也是因为那一戳，「把我身上的刺儿全给炸出来了。」
所以，设计四叶草之家时，他专门选择了柔软的墙面材料，生怕有别的孩子像他一样撞在墙上。
两所幼儿园的设计，让马岩松发现，并不是所有建筑都要变成一个了不起的、扎人的自我，建筑也可以连接，就像他小时候的北京。
就是一座游乐园，马岩松形容他小时候的北京。从胡同里出发，去景山爬山，去什刹海游泳，景色不同却处处相连。有一天他拉着邻居小朋友离家出走，出了西单胡同，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走到天安门广场，他喜滋滋对小朋友说，你看，大吧。出走的结尾，当然是被长辈痛骂一顿，但那种城市中社区间的连接感，却令他至今怀念。
「现在的中国城市中，『家』的概念是很弱的。建筑与建筑之间，更多是一种碰撞。」马岩松说。当周围所有的建筑都表现出了一种目中无人的姿态，他必须用一种更加强烈的、激进的自我去抵抗。但人是复杂的，他需要在对抗中找到自我，也要在连接中找到有所属的快乐。就像曾经的北京。
马岩松接受过政府委托的全国最大的公租房项目，在北京百子湾燕保家园，4000户住家。设计之前，政府作为业主，交代马岩松：要把房子造得结实一点，尤其是门；颜色要暗一点，比较耐脏。马岩松觉得这个想法不对，如果墙面干净，如果门做得很有设计感，人们为什么要去踹它呢？
「如果把城市设计成监狱，那么所有人都想去越狱。如果你把这里设计得很美很舒服很体贴，家的归属感自然就会形成。」他把社区与城市打通，底层是下沉庭院，全部设为商铺，吃饭购物都很方便。架设在半空中的二层设成绿地，将原本分开的几栋楼连接在一起，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城市上的小公园，跑一圈正好是800米。楼内还有公共区域，可以开小书店和咖啡屋，搭起乒乓球桌。
这是马岩松关于家、关于社区的实验。他认为，这是他在决策者、建筑师和居住者之间构筑的一种新的互动。刺儿还在，只是马岩松打算将它刺向更深的地方。
在TED全球大会上马岩松分享自己如何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图源@微博MAD_马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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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箱子的人都在跑，气喘吁吁地汇进小小的闸口，在巨大建筑的映衬下，人变得极度渺小。这是一次出差时，火车站给马岩松最强烈的印象。第一次去国家博物馆时，他又吓一跳，这不是火车站吗？大屋顶，大空间，大梁柱，大台阶，人群像蚂蚁似的在楼宇间排队过小小的安检。他有些感慨，建筑师把所服务的对象当成了一个蚂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马岩松正在寻找新的机会，比如，设计一个国家建筑，这是真正有可能改变中国城市建筑理念和风格的。他渴望在设计中脱离大而无当的元素，创造一个贴近人、环境与自然的城市空间。
这可能依然跟你想象的「以人为本」的建筑不太一样。
MAD事务所成立之初，没什么项目，马岩松很清闲，经常去街上逛逛。有一回他买了些金鱼，老板送了他一个玻璃的方形鱼缸。他想，为什么鱼缸是方的？难道鱼喜欢这样吗？它们在这样的「房子」里快乐吗？于是他用摄像机记录了鱼的活动轨迹，发现很多外围空间，鱼都没有去。依照这个轨迹，他建造了一个新的鱼缸，里面有复杂的通路，相互缠绕。住宅不应该是居住的机器，马岩松说。他只是想要寻找一种对话，这种对话在他的意识里比居住空间的舒适感更为重要。
他反对舒适性，认为那是让人懒惰和退化的东西，「建筑发展、城市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绝对不是为了舒适。」就像他的另一个建筑「墨色山水」，朝阳公园广场及阿玛尼公寓建筑群，被许多人诟病像是一个未来生物，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而马岩松认为：建筑应该更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而非现实环境；如果觉得糟糕，可能是现实环境出现了问题。他觉得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山水城市」构想很有启发，脱离了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需要用传统、自然来寻找对话的可能。可能性是复杂的，「墨色山水」，或者用当地居民的话说，「大黑楼」，带来的冲击、争议和讨论，是他想要表达的。
2017年建成朝阳公园广场(中国北京)Hufton+Crow 摄 图源MAD建筑事务所
尽管有人并不认同他的建筑理念，他与城市环境对抗的建筑也遭受过争议，不可否认，马岩松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并用这种语言搭建他心中的城市。2019年，他成为了第一位被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邀请进行个展与进入其永久馆藏的中国建筑师。
去年，马岩松表达过自己想成为一个文化搅局者、城市搅局者。当《人物》再次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他说，「现在，我想搅动的是地球。」支撑他的，是对自我的最大程度的表达。这个过程中建筑师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纷乱的环境里，「找到自己」。
采访的最后，马岩松谈起了安东尼奥·高迪。这是西班牙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建筑家，17项作品被列为西班牙国家级文物，7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他的印记无法从西班牙文明中抹去。在马岩松看来，高迪是绝对的艺术家，他是如此坚持着自我。「他靠的肯定不是权力，不然他的业主也不会老是同一个。他所有的杰作，都是靠他的才华，他的观念，他天才的想象，他个人带给世界的东西。」
马岩松想象过，如果有一天外星文明入侵地球，想要摧毁这片土地上的建筑楼宇，众多的建筑里他们会留下哪些？那时候不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所有人类文明都会被残酷地、苛刻地摆在同一个标准面前，他认为，能够证明人类曾经有过想象力、能够令外星人对人类产生敬意的，就是高迪那样的建筑，充满自我闪光、充满精神诱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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