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比爾蓋茨曾在一次演講中動情地談到，在未來幾十年裡，如果有什麼可以殺掉上千萬人，不是戰爭，不是導彈或者原子彈，而是微生物。他沒有直言一些軍事強國如何竭力研發生物武器，而是從疫情的角度談了人類對此還沒有足夠準備、沒有足夠能力應對。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未來生物戰的極大危害。根據聯合國《化學和生物武器及其可能的使用效果》的估算，假設一架B52戰略轟炸機攜帶相關武器對無防護人群進行襲擊，所造成的有效殺傷面積，10t生物武器有效殺傷面積為10萬km，達到核武器的300多倍；有些生物戰劑施放後能被當地的生物攜帶並傳播開來,有些生物戰劑病原體甚至能形成新疫源地，長期危害環境、動物和人類。歷史上，流行的流感霍亂、鼠疫等疾病，能在短時間內傳播到其他地區。生物戰劑氣溶膠可以隨著空氣流動進入一切不密閉的、沒有空氣過濾設備的工事、車輛、艦艇和建築物內部,造成人員傷亡,給防護造成極大困難。
宏觀地說，西方軍事強國是把“生物戰”作為有效威懾並打擊對手的戰略性手段來看待的。這主要是基於生物武器的物質基礎依然存在，在戰爭中給軍隊帶來的極大威脅客觀存在。美、俄等國已經把“生物武器”視為大國博弈的戰略制高點。經費上不斷加大投入，研製上不斷增大力度，使生物武器研發加速發展。美國花巨資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馬里蘭州就成立了基因武器研究中心。近幾年，美、俄等國將發展生物武器，包括基因武器、可控制傳染疫病等作為新型武器研發的重中之重，且不斷推出新的生物武器。
世界衛生組織一份報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人口61億，死亡5655萬人，其中有1490萬人死於傳染病和寄生蟲病，是死亡主要原因。2005年非洲國家的一次聲明中指出：“對非洲而言，‘生物武器’造成的危害是災難性的”。近些年,全球出現了30 多種新發傳染病,其中半數為病毒病。如SARS、人禽流感等新發傳染病不斷肆虐,各種特大突發疫情時有發生。以“進攻、進攻、再進攻”著稱的拿破崙在地中海東部突然命令軍隊停止前進，這是因為前進至特拉維夫時，軍隊爆發了一場瘟疫，導致人心惶惶，戰鬥力大大下降。在二戰期間，傳染病病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了直接戰傷。越戰期間，雖說美軍在戰前進行了各種疫苗注射，仍有許多感染感無法提前免疫，最終影響了美軍在越南戰爭中的戰鬥力。可見，生物戰的極大危害。
2003 年，所謂“SARS” 在極短的時間內傳播到全球 30 多個國家。針對這次非典疫情，俄羅斯卡雷辛柯夫院士曾斷言，非典是一種生物武器造成的，很大可能是從實驗室裡流出來的，非典是一種混合病毒，在自然環境中根本不可能發生。而美國對此則持否定態度，認為不是美國生物武器所為，而可能是基因武器所至。2013 年至今，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兩年內感染病例呈指數級增長，死亡近 7000 人。這些事件迅速引起全球性恐慌。2018年，印度爆發尼帕病毒疫情，死亡率高達75%，較之2014年同樣的疫情死亡率上升了35%。這些“生物事件”是天然產生還是由人類生物技術製造帶來的呢？顯然，不能排除“生物戰”帶來的。生物武器（包括炭疽菌、鼠疫、各種痴情等數十種生物武器）具有很強的隱蔽性、欺騙性、突然性、擴散性和長久危害性等特徵，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有據可查的全世界發生的生物恐怖事件120餘起，其中利用生物因子直接有預謀殺人的近70起。運用生物武器入侵，具有平戰時都可能運用的特點。這也是民眾對“生物戰”威脅極大恐慌與恐懼的原因。
近年來,美國“生物武器研發計劃”已經公開，表明美國正利用最新技術研發新型生物戰劑,並從生物劑特性到施放裝置進行了全程部署和系統研究,美國官員甚至稱為了科學評估生物武器威脅，必須首先製造生物武器。據悉，基因武器將是美軍手中的一張王牌。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生物防禦技術委員會認為，人類基因組學使基因武器成為了一種能夠摧毀城市人口的生物武器。美軍認為，一個國家的醫療系統對於應付大規模基因恐怖襲擊的分子生物學、遺傳工程、細胞基因領域的開拓性工作應作充分準備。美軍制定了耗資數百億美元，從事生物研究的機構和人員數量也猛增，由國防部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共同承擔專門對付由基因生物學帶來的致命疾病。隨著基因組學的進展，肺結核、麻風病、霍亂等病菌的完整基因序列已經發表，鼠疫桿菌等的基因組測序工作也將完成，這些天然的細菌和病毒都可能通過基因重組而被改造成易存儲、便攜、毒性更大的生物武器；只要破譯出一種攻擊人類物種的基因，便可以將這種基因轉接到同類的其他物種上，其繁育的後代也將成為具有攻擊性的“動物士兵”。如南美殺人蜂的殘忍基因轉接到普通的蜜蜂身上，再不斷把這些蜜蜂進行克隆，它們就可以成為“動物殺手”。所謂的“種族炸彈”，就是根據人類的基因特徵選擇某一種特定群體作為殺傷對象。顯然，這種滅絕種族的生物武器將是人類的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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