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比尔盖茨曾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谈到，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可以杀掉上千万人，不是战争，不是导弹或者原子弹，而是微生物。他没有直言一些军事强国如何竭力研发生物武器，而是从疫情的角度谈了人类对此还没有足够准备、没有足够能力应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未来生物战的极大危害。根据联合国《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可能的使用效果》的估算，假设一架B52战略轰炸机携带相关武器对无防护人群进行袭击，所造成的有效杀伤面积，10t生物武器有效杀伤面积为10万km，达到核武器的300多倍；有些生物战剂施放后能被当地的生物携带并传播开来,有些生物战剂病原体甚至能形成新疫源地，长期危害环境、动物和人类。历史上，流行的流感霍乱、鼠疫等疾病，能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其他地区。生物战剂气溶胶可以随着空气流动进入一切不密闭的、没有空气过滤设备的工事、车辆、舰艇和建筑物内部,造成人员伤亡,给防护造成极大困难。
宏观地说，西方军事强国是把“生物战”作为有效威慑并打击对手的战略性手段来看待的。这主要是基于生物武器的物质基础依然存在，在战争中给军队带来的极大威胁客观存在。美、俄等国已经把“生物武器”视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经费上不断加大投入，研制上不断增大力度，使生物武器研发加速发展。美国花巨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马里兰州就成立了基因武器研究中心。近几年，美、俄等国将发展生物武器，包括基因武器、可控制传染疫病等作为新型武器研发的重中之重，且不断推出新的生物武器。
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中指出，2001年全球人口61亿，死亡5655万人，其中有1490万人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是死亡主要原因。2005年非洲国家的一次声明中指出：“对非洲而言，‘生物武器’造成的危害是灾难性的”。近些年,全球出现了30 多种新发传染病,其中半数为病毒病。如SARS、人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肆虐,各种特大突发疫情时有发生。以“进攻、进攻、再进攻”著称的拿破仑在地中海东部突然命令军队停止前进，这是因为前进至特拉维夫时，军队爆发了一场瘟疫，导致人心惶惶，战斗力大大下降。在二战期间，传染病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直接战伤。越战期间，虽说美军在战前进行了各种疫苗注射，仍有许多感染感无法提前免疫，最终影响了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战斗力。可见，生物战的极大危害。
2003 年，所谓“SARS” 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到全球 30 多个国家。针对这次非典疫情，俄罗斯卡雷辛柯夫院士曾断言，非典是一种生物武器造成的，很大可能是从实验室里流出来的，非典是一种混合病毒，在自然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而美国对此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不是美国生物武器所为，而可能是基因武器所至。2013 年至今，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两年内感染病例呈指数级增长，死亡近 7000 人。这些事件迅速引起全球性恐慌。2018年，印度爆发尼帕病毒疫情，死亡率高达75%，较之2014年同样的疫情死亡率上升了35%。这些“生物事件”是天然产生还是由人类生物技术制造带来的呢？显然，不能排除“生物战”带来的。生物武器（包括炭疽菌、鼠疫、各种痴情等数十种生物武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突然性、扩散性和长久危害性等特征，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据可查的全世界发生的生物恐怖事件120余起，其中利用生物因子直接有预谋杀人的近70起。运用生物武器入侵，具有平战时都可能运用的特点。这也是民众对“生物战”威胁极大恐慌与恐惧的原因。
近年来,美国“生物武器研发计划”已经公开，表明美国正利用最新技术研发新型生物战剂,并从生物剂特性到施放装置进行了全程部署和系统研究,美国官员甚至称为了科学评估生物武器威胁，必须首先制造生物武器。据悉，基因武器将是美军手中的一张王牌。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生物防御技术委员会认为，人类基因组学使基因武器成为了一种能够摧毁城市人口的生物武器。美军认为，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对于应付大规模基因恐怖袭击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细胞基因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应作充分准备。美军制定了耗资数百亿美元，从事生物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数量也猛增，由国防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共同承担专门对付由基因生物学带来的致命疾病。随着基因组学的进展，肺结核、麻风病、霍乱等病菌的完整基因序列已经发表，鼠疫杆菌等的基因组测序工作也将完成，这些天然的细菌和病毒都可能通过基因重组而被改造成易存储、便携、毒性更大的生物武器；只要破译出一种攻击人类物种的基因，便可以将这种基因转接到同类的其他物种上，其繁育的后代也将成为具有攻击性的“动物士兵”。如南美杀人蜂的残忍基因转接到普通的蜜蜂身上，再不断把这些蜜蜂进行克隆，它们就可以成为“动物杀手”。所谓的“种族炸弹”，就是根据人类的基因特征选择某一种特定群体作为杀伤对象。显然，这种灭绝种族的生物武器将是人类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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