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歷史當中具有傳奇色彩的皇帝，開創了明朝基業，而其出身也不足為人道。包括朱元璋自己，都不太願意提及自己曾出過家要過飯，可見朱元璋的底層反彈實在特殊。也正是因為前半身的不堪過往，使得朱元璋敏感多疑，隨之而來的就是猜忌和不信任。多少忠臣良將在他的手裡犧牲，初衷也不過是不信任而已。例如功臣中的代表馮勝，據《明史·馮勝傳》的記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數以細故的意思是說小事細節上沒有討朱元璋的喜歡，最終落了個身死的下場。所以朱元璋的確會創造條件殺害功臣，即使沒有功臣犯下大錯。
明朝將領馮勝
但在一件大事上，卻有著不一般的地方，那就是明朝非常著名的胡惟庸案。實際上這是朱元璋對李善長不滿，結果造成連鎖反應而產生的案件。其實早在洪武二年時，朱元璋和劉伯溫就有過一次秘密的談話。在《明史·列傳第十六》中記載了這一次對話的過程，朱元璋想要責罰李善長，並且重新安排丞相的人選，還提出讓劉伯溫出任。可劉伯溫拒絕了，之後朱元璋先後提及了楊憲、汪廣陽和胡惟庸。但劉伯溫卻以能力不行為由一一否決，實際上這是劉伯溫的一次錯誤談話。
劉伯溫
朱元璋之所以找劉伯溫談話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個臺階。劉伯溫明知道這次談話主要針對的就是李善長，而挑選的人選都是朱元璋願意的班底，但顯然劉伯溫並沒有理解朱元璋的用意。李善長的資歷足夠配得上明朝開國元勳的稱號，《明史·李善長傳》中記載：“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明朝初立，李善長就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尤其是在制書當中朱元璋對李善長的評價很高，《明史》記載為“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那麼再去看為什麼朱元璋會對李善長不滿，原因就顯而易見了，那就是位高權重，政治資本太足。
李善長
所以朱元璋找來劉伯溫，換上一批資本不足的人選時，就是希望劉伯溫給個推薦，這樣做皇帝的才好下臺。劉伯溫拒絕之後，朱元璋不得不選擇第二種方案，那就是等到李善長退休，換上接班人，左右丞相互相制約，制約的對象正是汪廣洋和胡惟庸。但朱元璋再一次願望落空了，因為汪廣洋實力並不如朱元璋想的那麼強，不說制約胡惟庸，反而是處處被打壓。《明史·汪廣洋傳》記載：“廣洋頗耽酒，與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汪廣洋只求自保，壓根沒有任何作為。更為甚者，在《明史》中記載：“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廣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賜敕誅之。”；劉伯溫被胡惟庸毒殺，朱元璋詢問汪廣洋，誰料汪廣洋渾然不知，這氣得朱元璋不但將其貶走，更是追旨殺了他。
失去了制約，自然苦難就落到了胡惟庸的頭上。這也就爆發了之後的胡惟庸案，把李善長也順便拖了進來。但從種種表現來看，胡惟庸案極大可能是子虛烏有，其目的不過是為了消滅李善長，而鋪墊了一場好戲。假如之前朱元璋只是對李善長不滿，那麼之後就是憤怒了。在胡惟庸案時，李善長一切如故，這種態度是朱元璋最不願意看到的。《明史·李善長傳》裡記載了一句很關鍵的話，那就是“善長不謝，帝銜之。”；胡惟庸案已在發酵，已經和李善長有了關聯。但是朱元璋的態度是放過李善長，可是李善長卻毫不領情，甚至不對朱元璋表達感謝。當然這也許是李善長走的正不害怕，但對朱元璋來說這是對皇權的蔑視。
胡惟庸和李善長
現在缺乏了把柄，之後就不一樣了。《明史·李善長傳》中記載：“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密以聞。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李善長為了修府邸，問湯和要了三百士兵。之後李善長的親戚有罪，李善長以權謀私賣面子企圖赦免親戚的罪，而這些全被朱元璋看在了眼裡，這一次李善長即使是沒有罪也算是背上了罪名。
那麼做這一切朱元璋得到了什麼呢？那就是改制。在立國之初，朱元璋曾總結過元朝覆滅的原因所在。《紀事本末》中記載：“元氏昏亂，綱紀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亂。”；正是朱元璋的立國理念。所以擺在朱元璋面前首要的，就是綱紀。其中君為臣綱是最重要的一點，但可惜丞相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職位，卻屢屢不得朱元璋滿意。
朱元璋
李善長的以權謀私，居功自傲，不懂得謙遜；胡惟庸的囂張跋扈打壓同僚；汪廣洋的不問世事，只求自保。這些都是朱元璋不滿意的地方，所以為了正綱紀，那不如廢除，要廢除就要有對象。這個對象正好就是胡惟庸，而李善長只是朱元璋憤怒下附帶的“反面教材”罷了。所以李善長的死，究其來龍去脈，始於宰相這個制度。可以負責任的說，胡惟庸、汪廣洋、李善長等人，都是死於做過丞相。隨著他們的離開，宰相制度也從此在歷史中消失，而這也是朱元璋的大膽嘗試。
不論是漢武帝時期設立的大將軍制度，還是唐朝時期的三省六部制，又或者是之後的皇權相權爭奪，都將每一個王朝陷入了困境之中。然而卻沒人想到推翻這一制度，或許這才是朱元璋最出色的地方吧，常人不敢為而為之。
閱讀更多 炎黃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