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當代文學史上的名家，京派小說的傳人，1940年前後，汪曾祺在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求學，拜在沈從文等名家大師門下。這段生活對汪曾祺一生影響甚巨，從聯大那些教授們身上，他學到了許多在別處無法也不可能學到的東西。多年以後，汪曾祺還在文章中充滿感恩地說：“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
西南聯大
眾所周知，西南聯大是由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所大學聯合組成的，融合了三校民主、自由、開放的學風，汪曾祺所就讀的中國文學系更是得風氣之先，這從教授們的言談舉止上即可略見一斑。曾任聯大中文系主任多年的羅常培先生極為愛惜人才，他最喜歡兩種學生：一是刻苦治學；一是才華橫溢。他曾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教書，在給學生開的介紹信上竟如此評價：“該生素具創作夙慧。”無獨有偶，王力教授也給過弟子類似的評價，當時一位同學填了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作業交給了王力，王先生的評語極具古文人風：“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汪曾祺晚年談起這些往事，還猶自感嘆不已：“具有‘夙慧’，有‘仙骨’，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是不會出之於今天的大學教授的筆下的。”
西南聯大時期的沈從文
如果說羅常培、王力兩位的評語足以讓今人吃驚的話，那麼汪曾祺的遭遇就更令我們忍俊不禁了。據汪曾祺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一文中回憶，有一次，教授“西洋通史”的著名歷史學家皮名舉先生給諸位弟子佈置了一份作業，每人畫一張馬其頓國的地圖。作業發下來一看，汪曾祺哭笑不得，原來老師在自己的地圖上批了這樣兩句話：“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那些教授們的率直與幽默。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這也是西南聯大的一大特色。自學成才的唐立廠（“廠”讀庵，不讀工廠的廠）教授主要講授《六國銅器》、《甲骨文字》和《古文字學》等課程，有一年教詞選的教授休假，唐先生自告奮勇，開了詞選課。唐先生的詞選課以《花間集》為主，他講課其實並不講，只是打起吳腔軟語，將這首詞有腔有調有板有眼地吟唱一遍，然後再加上一句短到不能再短的評語就完事大吉了：“‘雙鬢隔香紅啊，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雖然無一句講詞，但學生們從他夢幻般的神情和極具磁性的音調中，早已領略了中國古典詩詞之美。講是不講，不講是講，真高人也！
與唐先生相比，吳宓教授就是另外一番風采了。吳先生是西語系教授，但他的“中西詩之比較”和“紅樓夢”兩門課允許其他系學生選讀或旁聽。據汪曾祺回憶，吳宓的“紅樓夢”特別受學生特別是女生的歡迎，聽課的人特別多，以至於很多人都得站著。留美出身的吳先生頗具西方紳士風度，一進教室，只要看見有女生站著，立馬出門去其他教室搬椅子，直到所有女生都坐下方才開講。汪曾祺在《吳雨僧先生二三事》（吳宓字雨僧）中幽默地說：“吳先生講課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動，很能體現‘賈寶玉精神’。”
汪曾祺與沈從文老師的感情最深，來往也最多。沈從文在聯大開過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等課程，這幾門課汪曾祺都選了。沈從文沒有上過大學，更談不上留洋了，但是講課卻別具一格，他先是看了學生的作業，然後再根據作業中出現的問題有的放矢地指導學生。沈先生讀過很多書，卻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講話，沒有一點譁眾取寵的江湖氣，但只要你真正聽“懂”了他的話，你就會受益匪淺且終身受用的。對此，汪曾祺深有感觸：“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西南大學文學院樓前的吳宓塑像（攝影 王凱）
沈從文曾經邀請好友、哲學教授金嶽霖來給學生們講授“小說和哲學”，金先生雖然是搞邏輯的，卻極愛讀小說，古今中外無不涉獵，“小說和哲學”這個題目便是沈從文給他量身定做的。不料講了大半天，金先生得出的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任何關係”，與沈先生請他演講的初衷大相徑庭。
金先生是單身，他心中一直默默愛慕著新月才女、當時已成為梁思成夫人的林徽因，同時他與梁思成夫婦還是極為要好的朋友。林徽因去世以後，有一年金嶽霖在北京飯店請客，朋友們收到請柬後都不知老金為什麼請客，入席之後金嶽霖才揭開了謎底：“今天是林徽因生日。”
汪曾祺筆下那些可愛的教授們在今天已成為一種絕響，我們能夠循著汪先生的文字走近他們，去敬重並感受他們的風采，其實是一種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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