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树下看历史

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由来已久。要做历史考证，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历史文献，一个是历史文物。特别是带有文字记录的文物，比如有铭文的青铜器或竹简等。

可以说，没有绝对真实的历史文献，但历史文物不会欺骗我们。当然，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出土文物，而非造假的赝品。而且，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深蒂固的历史认知，会随着一些历史文物的出土，让我们获得重新认知真实历史的机会。

我们可以举几个被出土文物颠覆历史认知的例子。

第一个故事“尧舜禅让”

“尧舜禅让”的故事属于上古史的范畴，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史记》中《五帝本纪》的记载：

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汝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越是久远的历史，越加难以考证。关于这段尧舜禅让的历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司马迁当时的政治向往。后来这个故事被不断传颂，也因为它更符合儒家的德政思想。

然而关于尧舜政变过渡的真实历史，在另一本书上的记载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这本书就是出土于西晋时期的《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本只是一大批竹简，由春秋时期的晋国及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所著，被西晋时期的盗墓贼从战国大墓魏襄王的陵墓中挖掘出来以后，晋武帝司马炎命人将竹简上的历史文字整理成书而得以流传至今。

在《竹书纪年》中关于尧舜之间的这段故事，有这样的文字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简单讲就是尧并没有主动把帝位禅让给舜，而是舜用自己的手段将尧囚禁了起来，夺取了尧的帝位。

读到这样的历史，您是否更加愿意相信这是人性的真实呢？关于权利，往往有太多说不清的残酷与血腥。这世间哪有什么美好的禅让制？无非都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罢了。

第二个故事是“烽火戏诸侯”

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位西周时期非常著名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褒姒。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周的灭亡这个女人似乎有脱不开的关系。因为她媚惑了周幽王，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多次点起烽火狼烟，假称有犬戎外族来犯，搞得带兵前来勤王护驾的诸侯们被耍得团团转，褒姒终于喜笑颜开。以至于最后真的有犬戎来犯的时候，点起狼烟再也没有诸侯来救，西周于是灭亡。这就是《史记》中烽火戏诸侯的大概前后，我们自小也熟知这个故事。

但是，在2008年从清华大学出土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又将《史记》中记载的这段历史给颠覆了。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相对肯定更接近周代的历史真相。

这批竹简后来被称为《清华简》，有关先秦史料的一些记载被命名为《系年》。《系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

可见，周幽王是西周的亡国之君不假，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只是传说罢了。

第三个故事是“苏秦挂六国相印”

据《史记》的《苏秦列传》记载，勤奋好学的苏秦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进行游说。一开始并不受各国待见，经过多番挫折之后，终于在燕国得到了一展自己巧舌如簧的本事。他向燕文侯陈述了当时燕国所面临的局势利弊，他提醒燕文侯燕国之所以没有被秦国盯上，那是因为有赵国作屏障。所以，苏秦大力游说燕文侯应该结交赵国。于是，燕文侯资助苏秦车马金帛出使赵国，苏秦在赵国得到重用后，又游说其他诸侯国，均得以重用，身挂六国相印，共同抗秦。

关于苏秦的这个历史人物形象，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而被颠覆。这批帛书后来被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在这部书中存有大量跟苏秦有关的文字，而且这些内容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苏秦有非常大的出入。

据《战国纵横家书》记载，苏秦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燕国的间谍。苏秦一开始的确遭受了许多诸侯国的白眼，直到来到了燕国，他才得遇明主，开始一展抱负。与《史记》的记载不同，他遇到的燕国国君是燕昭王。当他得知燕国惨遭齐国攻击之后，他决定帮助燕国复仇齐国。他利用诸侯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制造了五国攻齐的机会，成就了乐毅连下齐国七十二城的辉煌。后来，苏秦的间谍身份被齐湣王识破，苏秦被车裂而死。

说完这些故事，我们要明白一点，我们能看见的多数历史记载都是后来由成功者写的。我们阅读历史，要保持一个清醒的思考。历史都是人写的，历史也是由人创造的，人性的善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未晓说书

《明史》的作者是张廷玉，按说这部著作在当时的评价很高，但关于孙若微的儿子明英宗的说法就完全是胡说八道。

第一孙若微从小就养在宫中，与太孙青梅竹马感情深厚

有意思的是在电视剧中《大明风华》中，与孙若微相爱相杀的胡善祥。两人生前就不睦，死后却被明史作者安排在了一起，《明史》中排在孙若微的前面一位，真的是逃不过命运的轮回。巧合的是，胡善祥与孙若微都是山东人。应该都长得很漂亮。诚孝皇后，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儿女亲家彭城伯夫人是山东人，而孙若微的父亲孙忠当在正山东永城县任上当父母官。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孙忠的老婆就经常到宫中去闲聊，陪老太太聊一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建设变化，用来为老太太解闷。仁宗皇后，即大明风华中的太子妃张氏也是山东永城人，可见老太太是多么热爱家乡人。

就在这一来二去的闲话家常中，孙夫人就夹带点私货，经常在老太太和太子妃面前提起自己的宝贝女儿如何漂亮，如何懂事，如何乖巧。老太太一时好奇，就让孙忠带着女儿来给老太太瞧瞧。这一看不要紧，《明史》中明确记载，“孙氏，幼有美色”。说明人家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加上孙若微是官宦人家出身，在父亲的悉心培养，她应该是知书达理。这样一来，就得到了老太太和太子妃的欢心。从此孙若微常住在宫中陪伴老太太，明朝虽然宫禁森严，但她经常要去太子府看望太子妃，所以她与朱瞻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所以，他俩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没有必要背叛对方。

第二、孙若微受过最正规的宫廷教育，明白做事底线

胡善祥长的如何，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根据后面太孙朱瞻基在大婚上的表现来说，胡善祥应该长得也很漂亮，起码不比孙若微差。胡善祥的父亲是锦衣卫百户胡荣，锦衣卫在大明朝后期确实是威风八面，张牙舞爪。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以胡善祥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远远比不上久居宫中的孙若微。在太孙大婚的时候，朱瞻基居然没有选择从小就青梅竹马的胡善祥为太孙妃，而是选择了以前素未谋面的胡善祥。由此可见，胡善祥应该长得也是楚楚动人。让这位未来的皇帝一见倾心，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全都忘到了脑后。这也为后来孙若微处处针对胡善祥埋下了定时炸弹。未来的皇帝朱瞻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性格如何，她全都知道。按照明史的记载，老太太应该就是按照未来皇后的标准，亲自教导这个未来外孙媳妇的。再加上太子妃的言传身教和后宫斗争的耳濡目染，也就为她日后在后宫中呼风唤雨，独享皇帝恩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孙若微从小就受到了最正规的、最传统的宫斗教育，她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她的立身之本。

第三、打破祖制、无故废后是祸乱根源

等到朱瞻基即位后，就是明宣宗。胡善祥就跟着当上了皇后，孙若微则成了贵妃。胡善祥虽然长得不错，但是没有生下皇子，只生下两位公主，加上她的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皇帝就慢慢疏远了她。孙若微则顺丰风水地生下了儿子，就是后来的明宣宗。加上孙若微从小熟知皇帝的脾气秉性，加上在后宫中修炼多年的宫斗术终于派上用场，1438年。胡善祥无故被废除，百官惊愕不已。事后，朱瞻基也挺后悔的，说自己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此朕少年事。而

第四、明朝宫禁森严，基本没有作案机会和能力

而在《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妃亦无子，阴取宫人为己子，即英宗也。也就是说，明宣宗的贵妃，孙氏（大明风华中的孙若微原型）自己没有儿子，用阴谋诡计取得了宫女的儿子，就是明英宗。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明朝的宫禁是非常严格的，其严格程度要远远超过汉朝和唐朝。自皇后以下，所有的宫女吃穿用度，日常开销都必须经过皇帝或者皇后的旨意，在拿到旨意以后，拿到管事太监或女官手里之后，还要去皇帝或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才能批准。更要命的是，自妃嫔以下如果生病的话，也不能由太医进宫诊治，只能根据病症自己去取药，宫禁森严可见一斑。而且，皇帝所有临幸过的女人，从皇后、贵妃到普通宫女都有《起居注》进行记载，无一疏漏。阴取宫人之子”的说法，仅见于《明史》。

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根系发达，耳聪目明，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自《明实录》和当时的所有文献中都没有这个说法的对比和参照，就连当时也没有这样的重大绯闻传出。

第五

退一万步讲，就算万一真的由孙太后是“阴取宫人之子”，皇帝对这件事情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当时为了哄老婆开心，但是继承人的血统问题才是皇帝要首先考虑的。

皇帝也有其他的儿子，干嘛非要让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朱祁镇（明英宗）继承皇位。郕王朱祁钰（明景宗）也差不到哪去，北京保卫战一样打的有声有色。胡善祥就是因为惹恼了皇帝，加上没有自己的儿子，（只有两个公主）被废黜皇后的位置，由孙（若微）代替当上了皇后。

清朝的史官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往特别受到皇帝宠幸的孙太后身上泼脏水，希望以此来证明大明王朝皇室血脉的非法性和非正统性。是为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这个说法不成立。

析地史学微观

马未都经常说：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确实！没有任何一本史书是可以完全相信的，

史书 毕竟也是人写的， 而历史大多是后世写前世 当朝写前朝！难免会受个人感情及朝廷政治需要的影响！

我觉得读历史有三个必备的因素

第一

存疑不存惑

无论哪本史书 任何史实我们都是可以问一句，也应该问一句真的吗？ 这就是存疑！但既然存疑那就应该去客观证明， 而不可凭个人喜好甚至直觉去定论 ，甚至更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人一旦刻意就会很容易犯错 ，要推翻一个说法 往往需要几个甚至十几个证据去证明 否则只会落个一知半解有失偏颇！

第二

证有不证无！

！ 读史书我们可以怀疑 驳斥 推翻 只要有证据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唯一不可以的就是 ‘这事儿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存在’

要知道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的两个途径就是 史书和实物！而获得实物的最主要方法 就是考古！即使现在铁证如山的历史事件 ，没准哪天挖出来个墓碑 ，刨出来个竹简 一两句话就把这事儿推翻了！ 又没准儿挖出来个夜壶，都可能牵扯出另一段历史！.

第三

看史不听史！

当然这句话不是说不能听别人讲， 相反 要想研究历史必须要多听各家言论 尤其是一些权威大师 各个领域的专家 ，都是必须要多听多问的！但

更重要的是看，因为历史观的形成是需要积累的 但如果只听别人说 而自己不去看 那最后形成的也只能是别人的观念，最后落个萧规曹随就有些可惜了！

府少爷的历史观

史书上记载的内容，肯定有假的。

以大名鼎鼎的《史记》为例，司马迁在高祖本记中，明确的记载了刘邦的亲爹，是一条蛇，还是一条白色的大蛇！同时，刘邦的亲爹还积极响应、现身说法，在多个公开场合多次说明，刘邦不是自己的亲儿子，而自己，带的是绿帽子。

这就是史书上的高级黑！

鉴于这种史料，实在是烂得厉害、假得出奇。也让后世的人都知道了，司马迁确实很苦，如何说实话，那是会掉脑袋的。也让汉武帝的暴君形象，昭然若揭。

然后再说说李世民。当李世民在位的时候，他要求看看史官写的材料，看看史官是怎么写自己的。按照制度设计，为了约束皇帝的行为，皇帝本人，是不能看史官怎么写自己的。这个制度，本来就很假，因为皇帝的儿子，可以看到这些材料的，如果不往好处写，皇帝的儿子也不答应。

就这么一个很微弱的约束，李世民也不愿意接受。

他前后找了史官三次，前两次，史官都没答应给他看，到了第三次，终于还是看到了。这段历史被记载下来，也是史官在甩锅。因为给李世民看到的内容，肯定是经过大量修改、美化后的结果。唐朝的史官，也想多活几年，或者是活好一点。

李世民这样做的结果，让满朝文武都大吃一惊，人人都吓坏了，就连魏征这种，以敢于说实话著称的官员，都赶紧写文字，肉麻的吹捧李世民。

魏征撰写的《醴泉铭》，狠狠的吹捧李世民。“说他二十岁就从事统一天下的活动，三十岁便做了亿万百姓的君主，……皇帝舍身以利天下黎民，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为百姓着想，忧国忧民积劳成疾，皮肤和尧帝一样变成了干肉，手脚上的茧子超过了大禹。 李世民功劳高于大舜，勤劳胜过大禹，空前绝后，超过了三皇五帝。……”

皇帝阅罢，高兴得很。

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干脆就直接说明，本书就是历史经验合集，供统治者借鉴使用，顺便，还附带了中国历史。

尽信书，不如不读书！所有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写作者眼中（或者是饭碗里）的世界。

特别再补充一点，历史不会指引未来，我们的老祖宗，根本不会从坟头里，颤颤巍巍的伸出手来，给我们指引未来。

圆窗观点

史书上的记载并不一定是真的，但也并非子虚乌有、凭空杜撰。

即使在正史中，时间、地点也不一定就100%地准确，对于事件的描述或表述，也肯定掺杂了记录者的某些有目等个人因素。其中也可能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干预或影响，难免有杜撰、制造之嫌，更何况所谓的野史了。反观从历史中流传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到显得靠谱得多。那些个人色彩及其强烈的文艺作品就像自历史长河遗落碎片，虽不完整，但起码自它们诞生的年代，因容易引发共鸣，才得以世代相传、流传；并非制度之手笔的编纂。既然史由后入所记，那已逝的风月与尘嚣在时间扑朔的风中，已迷离成遥不可及的不确定以及靠想象与演绎架构而起的亭台楼榭……

就拿《史记》为例

司马迁写《史记》，主要资料来源是他之前的史官记录，这些记录真实不真实是没人知道的，或者说哪部分真实那部分不真实也是没人知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大量的筛选工作，认为记载不实的都不引用，但是肯定不能去伪存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真实度应该能高一点，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真实，因为历史都是由人记载的，记载的历史会受到记载人主观感受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基本历史书记载的同一件事情过程或结果不一样。所以《史记》记载的历史并非完全准确。

奉史为师

司马迁的史记是建立在历史遗留下的记载--史书，以及民间的一些传闻，我们叫他为素材，经过大量的考证，分析，推测。才成就了之后的《史记》

但不乏其中有司马的个人思想感情因素在其中，只是说《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全面，也是比较能为众多学人所接受的一部历史记载书籍。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对其中的一些记载抱有怀疑态度，其中有些的东西还待后人进一步考证。但是说实话，《史记》真的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史记里也有事实错误，自相矛盾的。而且有些事件太过久远，有些事情太过深密，到太史公那里，失实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治史的态度本身相当严谨。

战斗大黄蜂

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

史书发展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早期的史书

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

史书分类

按真实性分类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

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如《汉晋春秋》。

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

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时也泛指“野史”。

按体例分类

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都以此为典范。又如《汉书》。有个别的正史没有书或者志，比如《三国志》

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记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如《左传》、《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这一类。《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现有九部纪事本末体的古籍。

国别体：国别体史书创始于《国语》。国别体史书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分载多国历史。如《战国策》都属于这一类。

按时空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

按学科分类

记载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史书称专史，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等。

史书未必一定能如实纪录历史，而是收集各地事件，再编集成书。

中国王朝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被指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

刘知几称之：“自战国以下，辞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

其中有诸多不合理或以神鬼描述的文字，如皇帝未出生便有龙气包围之类。而在当时修书时皇帝必定会对史官加以控制，增加奉承之说话，删除负面事件，如唐太宗的皇位问题。而后代的皇帝亦会对前朝的历史加以篡改，以保证江山正统，清朝的历史则被指是褒扬满族对中国的贡献。

即便在现代，不论资讯如何发达，也常常出现消息被封锁的情况，所以学者认为史书中也有不少虚构成分。

凝祥聚瑞

史书分为两种，一是正史，一曰野史。正史一般指的是26史，是政府也就是官方编纂的。野史是相对正史来说的，一般都是民间编纂的。

所谓历史，都是后世的人写的前世的事情。就拿正史来说，就是后一个朝代写前一个甚至很前一个朝代的事情。更何况，很多史书出于很多政治目的，比如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性，会刻意地去编纂史书。这样的情况，历史的真实性就会有折扣了。即便是野史，也会因为作者的情感或者观点有所偏颇，自然也无法做到完全的真实性。

更何况，老早发生的事情，谁能知道真相。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比如说《明史》，是在清朝的时候编纂的，相对于明朝，顺治和康熙都是胜利者，所以就有了书写明史的权利。

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遵照康熙帝为尊者讳的旨意，尽量少记载明朝皇帝的阴暗面。为了掩盖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为，相关官员便把皇帝所犯的错误及责任推到大臣及太监身上，并列名于《明史·奸臣传》，当中的“代罪羊”有胡惟庸、陈瑛、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等。

再看《隋史》，李家是因为革命得了杨家的天下，而杨广是因为无道昏庸才会十八路反王诛杀，在写的时候，对杨广就没有一句好话。

其他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书的政治功用性

很多史书都有其政治功用性。比如孔子修《春秋》，是为了宣化礼教。司马迁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其作用是为了服务于帝王。里面的很多观点和事实就有待商榷。

时间太长，无从考证

昨天的事情有时候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虽然古代帝王有起居录，但也还是会有什么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编纂者写史书，一写就是几百几千年的事，即便是现在有考古技术，也不一定能把之前的事情说的清楚，更何况也不是只记录皇帝，其他人没有起居录啥的，只能靠推敲推理了。哪里能说的清。

所以，不管野史还是正史都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尽信书不如无书。

疯哥哥l

1:由于年代久远，对古代的事件人物的相关认识，我们只能通过古人遗留下来的记载来获得。

2:秦代开始正史记载的准确性还是很高的，至少在没有其它佐证证明它是假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来相信。

3:而关于先秦史，我们可以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里面的事件人物，毕竟秦始皇焚书以后所有的先秦史料几乎都是靠口口相传得来的，并无史书为证。

4:历代还有许多个人记载的历史和民间的野史这些，我们可以经研究考量后选择性的相信。

5: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管正史野史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都应该去求证，去考量。

南公懿

你好，我是眉画张敞，我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史书上的记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就像历史界有句行话：“你永远无法达到真实，只能无限地接近它。”

一、哪些东西较为真实？

1.历史人物，特别是有史书记载以来的人物基本是真实的。

2.大的历史事件，比如皇帝登基、战争、叛乱、自然灾害等是真实的，大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点会比较真实。

3.国家法令、政策、改革措施等。

二、哪些东西不真实？

1.一些不应为当事人之外的人所知的情节。编史者站在上帝视角，用文学色彩较浓的文字进行的描述，往往不够真实，这个在《史记》中表现较为明显。

2.一些年代久远的人物和事件。比如现在争议较大的“夏朝的存在与否”这个问题。另外一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不够真实。总之，越久远的历史越不可信。

3.一些较为隐秘或者牵涉到统治阶级的丑闻、统治者名誉、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历史。三、史书为什么会失实？

1.史书是为统治阶级编写的，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个人编史往往是违法的，所以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内容是不允许出现的，或者是改头换面出现的。

2.编史者是有个人感情与好恶。编史者会美化自己喜欢的人物或事件，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物或事件进行丑化，断章取义，甚至颠倒黑白。

3.由于当时通讯和统计等手段不发达。很多史实是根据野史和前人著作编撰的，甚至来源于编史者搜集的轶闻旧事，甚至是传说流言，肯定会导致史书失真。

4.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焚书和修史对史书的真实性也有很大的影响。本来历史是可以通过互相佐证来接近真相的，但是统治者的焚书，让很多野史、笔记毁掉，让很多不利于统治阶级统治和形象的东西被删除和篡改，让史书更加失实。

总之，“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也只能让你了解部分历史的真实。我们也要抱着存疑和考证之心去读史，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你解决问题。

關鍵字: 文化 真实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