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科萊斯尼科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Kolesnikov）是一位蘇聯紅軍的小戰士，他1943年時逃離了家庭，才十二歲的他跑到休整的第11坦克軍，謊稱自己與母親在難民潮中走散了，父親也是坦克兵（這個沒撒謊），自此得以靠“寄樣男孩”的身份留在了部隊中，逐漸成為了蘇軍的小偵查員。
小戰士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科萊斯尼科夫
這個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小偵查員經歷坎坷，他給轟炸德軍火車站的飛機導過航，與偵察兵一起炸掉了座大橋，被納粹釘在牆上，逃出生天後又成為了小坦克炮手，與德軍血戰到柏林，堪稱蘇軍的“小兵傳奇”。
以下是根據科萊斯尼科夫回憶筆記整理的爭戰往事，老王會盡量對一些內容進行備註：
1944年6月，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準備進攻前夕，我被叫到陸軍情報部，在那裡我被介紹給一位空軍中校拉科尼，他看著我，滿臉都是質疑。
情報官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於是向他保證：“這是一隻聰明的老鳥”，言外之意是我值得被信任。
（注：白俄羅斯方面軍1944年2月17日由白俄羅斯方面軍組建，有第3、第10、第48、第50、第61和第65集團軍和空軍第16集團軍，11坦克軍此刻屬於第50集團軍）
拉科尼表示，在明斯克附近，德國人正在構築一道堅固的防線，他們通過鐵路將作戰物資源源不斷的運來，然後在距離前線60公里的森林裡將其卸下，很可能他們在那裡有個隱蔽的鐵路岔道，我軍稱之為“馬刺”。
那條鐵路岔道必須被幹掉，可如今空降偵察兵還沒有從任務區返回，空中偵察根本探測不到目標，德國人的偽裝相當完美。所以，現在任務落到我身上了，我需要在三天內找到“馬刺”，然後將一面舊床單掛在樹冠，為空軍標示出它的位置。
另一個部隊的紅小兵瓦西亞·博羅維克，他炸燬了9列火車，殺死了100德軍
於是我進行了便衣化妝，打扮成了一個流浪漢，然後隨同一隊偵察兵越過了前線。他們有別的任務在身，所以不久後我們就分道揚鑣了。我沿著鐵路線在森林裡穿行，路邊每隔300-400米就會有兩隊巡邏的德國人。
下午的時候，我累得要命，於是睡了一覺，結果被人兇狠的踢醒，兩個Hilfspolizei在我身上搜了搜，從亞麻布包裹裡搜走了土豆、麵包和醬，以及一些帶著白俄羅斯風格刺繡的枕套、毛巾。
臨別時，他們發出這樣的祝福：“上路吧，小夥子，在我們把你打死之前！”
所以我真的是很走運，他們沒有翻我的口袋，否則他們會在裡面找到一張印有火車站位置的地形圖。
（注：Hilfspolizei 是二戰納粹佔領地區的輔助警察，如烏克蘭的偽警察 Ukrainische Hilfspolizei，是納粹德國的一支短命的輔助警察部隊，基本等同我國漢奸治安隊）
烏克蘭的Hilfspolizei，就是二鬼子部隊
第三天的時候，我偶然發現了一具屍體，這是拉科尼中校提到的空降偵察兵。沒多久我就遇到了鐵絲網，這說明已經抵達了德軍的封鎖區。
我沿著鐵絲網走了幾公里，一直走到了鐵路幹線，這時一列滿載坦克的軍用火車正緩緩駛離……我躲在樹後，心想：“就是你了！神秘的岔路。”
當晚我爬上了鐵路支線與鐵路幹線交界處的樹冠，在那裡我掛上了一面床單。在天亮前，我一共在三個地方掛上了標記，最後一個地方我使用了自己的襯衫，衣袖被我綁在樹枝上，它像一面旗幟一樣飄揚。
拉5戰機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坐在樹上直到天明，這樣做相當危險，但我必須確定偵察機能看到標記，我心懷忐忑的等待著它的出現，然後一架拉沃契金-5型戰機來了。
納粹沒敢向它開火，因為他們也擔心這樣會暴露，那架拉-5在遠處盤旋了很長時間，繼而從我頭頂一掠而過。它一邊飛走，一邊揮舞著翅膀，這是約定的密碼，表示‘馬刺’已找到，現在你可以離開，我們馬上就炸了它！”
（注：拉-5戰機是二戰中相當優秀的機型，是蘇軍的中堅，它們除了能空戰，還能反坦克和對地攻擊）
我解下樹上的襯衫，回到了地面，大約走出2公里外時，我聽到了蘇聯轟炸機的轟鳴，沒多久德軍的秘密基地就炸開了鍋，那些回聲和轟鳴伴隨著我一路遠去。
第二天我到達了斯盧奇河，可惜沒有辦法渡過去，河對岸有一座哨樓，北邊一公里外隱約可見一座狹窄的鐵路橋，於是我下定決心——想辦法乘德國人的火車過橋。
（注：根據1921年的“里加和約”，斯盧奇河一線是蘇聯與波蘭的邊界，但西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被波蘭吞併，後蘇聯1939年吞併了部分波蘭，這裡代表蘇聯人已經打回了國界線）
橋上和鐵路沿線都佈滿了德軍的哨兵，我決定在一個十字路口碰碰運氣。我躲在灌木從中，爬來爬去，用野草莓給自己提神，那些火車很難讓人接近。就在這時，一隻長筒靴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我下意識的以為被德國人發現了，但隨即一個聲音低聲的對我說：“上尉同志，又有一列火車經過了。”
影片中的蘇軍偵察兵
我踏馬的……非常寬慰，於是我一把扯住那隻長筒靴，這時候我們已經認出了對方——不久前我們曾經一同穿越前線，這是那群臉上畫著偽裝的偵察兵。我還意識到，他們已經在橋這裡待了幾天了。
偵察兵們的任務是破壞這條過河通道，但這裡的火車都有黨衛軍的重兵把守，這讓他們對破壞鐵路橋無能為力，只能乾著急。
蘇軍偵察兵
這時，突然有一輛軍用火車停了下來，車上佈滿了虎視眈眈的機關槍和衝鋒槍手，他們蜂擁而下，從我們面前穿越鐵軌，然後跑到一輛駛過的救護車旁邊，似乎在查探傷員中是否有他們認識的人。
我突然意識到這是個好機會！於是從一個偵察兵手中搶走了炸藥，沒等允許就衝向堤岸，我爬到一輛有軌電車下面，然後又滾到一堆木柴後。這時軍用火車的輪子開始緩緩轉動，一個黨衛軍士兵的長筒靴就掛在踏板上晃動。
在火車輪滾動時，我打開了一個煤倉，一個所謂的“運狗車”，我爬進去用火柴點燃了比克福特導火索。
（注：英國人威廉·比克福特於1831年研製出的“礦用導火索”（Bickford fuse）並獲得的專利，老掉牙的裝備）
火車此時開始緩緩的過橋，我看著燃燒的導火索，滿腦子都是自己被炸成碎片的情形，現在離爆炸可能只有十幾秒鐘時間。我從車廂裡出來，迅速的從哨兵旁溜過，然後從橋上跳進了水中。我一次又一次的潛水，隨波逐流，身後不斷傳來橋上哨兵和火車上黨衛軍衝鋒槍的鳴響。
然後大火吞噬了橋樑、火車和警衛，裝滿彈藥的火車在連鎖反應中一輛接一輛地爆炸。
儘管我拼盡全力遊得儘可能的遠，一艘納粹的汽艇還是追上了我，他們將我從水中撈起，當我從那座哨樓處上岸時，已經被他們打得近乎昏迷了，狂暴的納粹們將我的手腳釘在牆上，就像個十字架。
我是被偵察兵們救出來的，他們看到我在爆炸中倖存，又落入了敵人手中，便發動了突然襲擊，將我從德國人手中奪了回來。偵察兵們將我從牆上放了下來，然後裹在一件斗篷裡，抱著我走向前線，直到路過一座被燒燬的白俄羅斯村莊休息時，我才在爐子邊恢復了知覺。
回去的路上，我們又遭遇了敵人的伏擊，許多人都在這場戰鬥中犧牲，一個受傷的中士將我抱起來抬出了地獄。他將我藏在爐子底下，把衝鋒槍也留給了我，然後說去拿點水來治我的傷口，但他永遠都沒能回來……
我不知道我在這個避難所待了多久，我有時會昏過去，然後再度清醒，繼而再次反覆。突然間我聽到坦克行駛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蘇聯的。“喂！”我大聲喊道，但叮噹作響的履帶掩蓋了一切，沒人能聽到我的聲音，因為用力過度，我又暈倒了。
再次清醒時我聽到了有人在用俄語講話，可能是Hilfspolizei，只有我能確定他們是蘇聯人時我才開始再次呼救，於是我被從爐子下面拖出來，然後送到了野戰醫院。沒多久又被救護車轉到了另一所前線醫院，最後轉來轉去，送到了新西伯利亞的醫院中。
我住了5個月的院，沒等完成治療就跟著一幫坦克兵逃走了，我還說服了一位老護士，讓她給我提供點舊衣服，以方便在“城裡閒逛”。
T-34/76坦克
在波蘭的華沙附近我趕上了我的團，我被指派為坦克車組的一員。在穿過維斯瓦河時，我們的車組在冷水中接受了“洗禮”，一枚炮彈命中了渡輪，船上的T-34頓時順著船幫就歪進河裡我們傾盡一切努力，可炮塔艙蓋在水壓下紋絲不動，水很快就灌滿了坦克，連脖子都淹了。
二戰中中落入水中的T34坦克
最後，艙門打開了，他們先把我趕了出去，然後他們一個接一個潛下去把纜繩系在鉤子上，另外兩輛T-34費了好大勁兒才把坦克拖了出來。在渡輪上的“冒險”中，我居然又遇到了空軍中校，他非常高興：“我已經找了你六個月！我發誓，如果你還活著，我一定會找到你”，他是這樣說的。
波-2是一款雙翼機
坦克兵們給了我24小時去空軍團的假，我在那裡遇到了轟炸“馬刺”的飛行員。他們給我裝了巧克力，讓我搭上了U-2飛機，然後全團列隊遊行，隆重的授予我三等勳章。
（注：這裡的U-2不是美軍後來的偵察機，而是蘇聯的“烏-2”，後來改名成“波-2”（Po-2），這種飛機歷史產量世界第二，有40000架以上。）
1945年4月16日，在西洛高地，我逮到一個幹掉虎式坦克的機會，兩輛坦克在十字路口碰頭。我是個炮手，當即向老虎發射了穿甲彈，這具重裝甲的引擎蓋“砰”的一下飛得老遠，就像個球一樣蹦跳。
T-34/85坦克
那天晚些的時候，我們的坦克也被擊中了，但幸運的是無人犧牲。我們換了輛車繼續戰鬥，然後再一次被擊中了，這次只有三個人倖存（T-34/85坦克成員5人）。
（注：西洛高地位於柏林東郊，1945年4月蘇軍與德軍重坦克營的虎王坦克在此激戰，這些德國坦克一直鏖戰到柏林市中心）
到4月29日，我成為5個坦克手裡唯一倖存的一個，一枚反坦克炮彈在我們戰車的發動機艙裡爆炸了。駕駛員抓著我的腿，把我從炮手位上拖過來扔出前艙口，然後他自己才開始棄車，他只差幾秒鐘就能活，眨眼間爆炸的彈藥架就將他炸死了。
5月8日我才在醫院裡恢復知覺，醫院位於卡爾斯霍爾特，就在德國簽署投降書的大樓對面。我們誰也不會忘記那一天，傷員們不顧醫生、護士和傷口，就那樣跳了起來，人們唱歌、跳舞、互相擁抱。躺在床上的我被抬到窗前，我看到朱可夫元帥正走出大樓，再後來，凱特爾和他沮喪的隨從們被帶走了。
（注：1945年5月8日深夜，凱特爾元帥和海軍上將弗雷德堡、空軍上將施通普夫一同，代表德國統帥部向盟軍投降，並簽署了《法西斯德國武裝部隊投降書》）
1945年夏天的時候我回到了莫斯科，很長時間我都在猶豫要不要進別列戈瓦亞街的屋門，我已經兩年多沒給母親寫信了，怕她把我從前線拉回來。即將到來的重逢是整個戰爭期間我最害怕的事，但此刻我意識到我給她帶來了多少麻煩。
我悄悄地走進去，就像我在偵查課上學的那樣，但母親的直覺更敏銳，她突然轉過身來，抬著頭，盯著我，從頭到尾的打量，連外衣和裝飾品都沒放過。
“你抽菸嗎？”最後她問。
“是的！”我回答。這是在撒謊，我有些慌，並不是為了遮掩眼淚。
許多年後，我參觀了當年炸橋的地方。我在岸上找到了哨樓，它非常破舊，已成廢墟。我走來走去，端詳著河上新建的橋樑，這裡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人再聯繫起戰爭時那場可怕的悲劇，只有我深深的陷入了憂愁之中，因為有些人將生命託付在了這裡。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科萊斯尼科夫於200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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