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內閣制，是古今中外政治體制中的一大創舉，而它的前世今生，由初創到發展，到巔峰再到衰落，其背後又體現著皇權與大臣的地位變遷，這其中的人事關係深刻影響著內閣制和內閣首輔制，作用於王朝的興衰。那麼明朝內閣制度是什麼樣的發展軌跡呢?
明代的中央輔政體制經過多次的重大變遷，建國初期沿用元制，設立中書省，由左右丞相總理機務。當時的中書省位高權重，吏、戶、禮、兵、刑、工及各部院、寺等，都是中書省下屬的部門，全國各級衙門的奏章，也規定要先由中書省過目，因此其儼然成為設置在皇帝和國家機關中間的一級權力部門。任丞相的人，是處於皇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高居百官之上的實權重臣。
應該說，設置中書省這樣的部門和丞相這樣的職位，潛藏著皇權與相權的矛盾衝突。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皇權和相權的劃分一直不清楚，因此，不斷髮生過壓抑相權尊崇皇權，限制相權的變更。
朱元璋作為建國雄猜之君，是不可能長期接受元朝舊制下的中書省和丞相制的。洪武十三年，他便以“謀反”、“通倭”等罪名處死了當時的左丞相胡惟庸，被株連的功臣戰將達兩萬餘人，宣佈撤銷中書省，永遠廢除了丞相一職。
與此同時，他有意提高六部的官職和職權，改為直接由皇帝領導指揮。又將原統領軍權的大都督府分割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廢除了都督一職，五個都督府也直接聽皇帝的調遣。
這樣的變動，實質上就是在行政上由皇權直接兼併了相權，皇帝其實就是總尚書。在軍事系統方面，則是瓜分了臣下的指揮權，皇帝其實又是總都督。一切最高的軍政權力都掌握在一人之手。這表明朱元璋意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皇權與相權、帥權的矛盾，希望能使本人和後代皇帝的統治永奠磐石之安。
但是俗話說計劃趕不上變化，首先是以一人的精力、時間來獨自一人駕馭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朱元璋曾試行過所謂的四輔官制度，專門挑選一些來自田間，學問賅精、精通經籍的宿儒到中央協助皇帝做一些具體工作，諸如代起草複核一些文件。但是，對於這些人也是保持著高度戒備，規定每人上班一旬，便休班二旬，任何一樁軍政大事絕不讓四輔官中的任何一人自始至終負責處理。
“倘心懷異態，無利濟之誠，則昊天昭鑑，加以禍淫。”《洪武御製全書》
為此在人選上，主要是精選一些高年篤厚之人來充任。所謂“高年”，即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所謂“篤厚”，即不必具備實際政治經驗與任何功臣勳貴沒有什麼牽連的人。但是這些老朽儒生雖然無野心，卻也沒有能力有效地起到輔政的作用，不論在精力還是閱歷上都難勝委任。所以不到兩年，便紛紛被撤免回鄉，這套制度以失敗告終。
內閣就是繼此而興起的制度。初期內閣的治權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書省相比，內閣大學士更不同於丞相。當時規定，內閣大學士不得設置任何官屬僚佐，本人也不過是五品小官，僅能遵命辦事，不得干預各衙門事務。可見，當時的內閣完全是一個輔助性的辦事機構，所謂大學士不過是一些文書工作人員而已。
到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內閣及其大學士的實際治權便發生了顯著變化。朱棣從實際政務的需要出發，採取一種漸進的過渡形式以修正其父訂製的輔政體制。
他登基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精選瞭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七位年輕有才幹的士人進入內閣，並對他們放手重用。比如在有關戰和、立儲、用人、徵調等重大軍國政務上，都徵求他們的意見，有意識地吸收他們參與議論國家核心機密。
終朱棣一朝的永樂時代二十二年間，內閣學士的品秩雖然一直仍是正五品的官階，但實際上，他們所起的作用，已非官拜二品的六部尚書所能比擬，甚至對於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參加高層商討，由皇帝裁定後諭六部遵行。
到了仁宗朱高熾時期，和宣宗朱瞻基宣德時期以後，情況又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內閣的地位和作用更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在位時，甚至在英宗朱祁鎮統治的早期，朱棣時期任用的內閣大學士如楊士奇、楊榮、楊溥等，即俗稱的“三楊”都還在位，並以前朝舊臣的元老地位和熟諳政務的身份輔政，年輕的皇帝缺乏治理經，不得不聽取和尊重他們的意見。內閣大學士的發言地位和裁決政務的權力無可避免地又得到了提高。
“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恩師，累加三孤。而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明史·楊士奇傳》
自永樂至正統的六十年裡，是明代內閣制度穩定運轉時期，明代前期一度出現過的“仁宣盛世”，與內閣制度起過的積極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明代內閣制度是無論在君臣還是同僚關係上都能正常運行協調。
比如在仁宣時期的三楊，英宗時期的李賢、呂原、彭時；孝宗時期的徐溥、劉健、李東陽等，這樣的內閣成員群體，一般都能以國事為重，能夠出自公心輔政。當然這也取決於在位皇帝的人品素質，和是否具有納諫的雅量。甚至到以荒淫浪蕩著名的明武宗朱厚照時期，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等人的內閣組合，曾同心協力勸阻朱厚照的胡作非為，抵制過他一些極端反常的措置。
這個時期的大學士和內閣，雖然也經受了不少的挫折和困難，但其地位仍在持續上升，大學士的官階逐步晉升為正一品，六部尚書有事要先請示大學士，實際上又演變為內閣的屬僚，基本上恢復了中書省統率各部的體制，內閣大學士已經儼然如同漢唐的宰相了。
“嘉靖以後，內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明史·職官志》
這是內閣在禮節儀式上取得較正規高層位置的標誌。當時的內閣大學士群體之內，其權勢地位也拉開了很大的差距，已嚴格按照高低順序，並井然有序地有著首輔、次輔、群輔之分。
所謂首輔，即內閣的首席大學士，儼然是內閣的主官；次輔，一般被視為內閣的副主官；群輔，大多數進士處在襄助的地位。當時的政事由首輔主理，皇帝召對或下達詔令，也是以首輔為主要對象，重要的票擬掌握在首輔之手。
內閣首輔制的出現，也是出於當時各方面的原因所致：
首先是出於正德和嘉靖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嘉靖朱厚熜以外藩世子入繼大統，其得位又是靠正德末期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人議定和冊立的。當此關鍵時機，楊廷和不論在定策還是部署，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無可避免地需要集中一部分權力。
其次，基於皇帝的崇尚和愛憎，內閣成員被分出親疏。不少人是因一時受寵而直線上升，取得首輔的高位。比如楊廷和因反對嘉靖的“大禮”而被迫罷政，其後又被貶斥為民。嘉靖為了清除楊廷和等的勢力，令迎合“大禮議”的張璁入職文淵閣，後晉升為首輔，到中後期，又以是否能積極參贊修行作為用人的標準。
“嘉靖中年，帝專制玄修，詞臣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入內閣，時謂李春芳、郭樸、嚴嵩為‘青詞宰相。’”《明史·嚴嵩傳》
隆慶朝內閣的組成人員，以及首輔的人選，也顯然反映著諸臣和皇帝之間存在的淵源和密切關係。
隆慶朝先後入閣的共有徐階、李春芳、高拱、張居正、郭樸、陳以勤、殷士譫、趙貞吉、高儀九人。徐階在嘉靖後期多次敢冒風險為隆慶力爭儲位，甚至因為請立太子而遭受到嘉靖的反感和政敵的攻擊，隆慶對於徐階的忠忱當然不存在任何懷疑。而高拱、陳以勤、張居正、殷士譫四人，本來就是隆慶當裕王使的王府官員，曾經共患難，因此也一直得到信任而不疑。
嘉靖以來內閣地位的提高和首輔制的形成，可以說是明朝內閣制度的一大創舉。這一時期的內閣首輔，都顯示出自己的個人特點、才能，治道傾向和人品素質。這顯然是因為內閣首輔制的形成給這些人留下了較為寬廣的活動空間。在萬曆時期任十年首輔的張居正，更是利用這一地位，推行重大改革。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自嘉靖以來別個地位的提高和首輔制的形成，絕非是由於皇權的衰落。驟然的擢拔往往會帶來突然的貶斥，過分的寵幸往往會繼之裁令乃至殺戮。因為主宰內閣首輔制的是皇權。
嘉靖、隆慶乃至萬曆以後皇帝之所以能容許閣臣適度提高，一是由於需要，二是迫於形勢，而非有意識的放權。相反，閣臣特別是其中的首輔就任後，由於靠近中樞，得到裁決部分國家機密的授權，有時會自作主張，因而引起皇權的猜忌，由敏感而生憎惡，引發君臣之間在政見上的碰撞。於是，嘉靖隆慶及萬曆初期乃是內閣制的發展巔峰，也是內閣首輔制的巔峰，在張居正因十年的集權輔政引起萬曆對於內閣首輔制的衰落後，內閣制度也再也一蹶不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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