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到了清顺治皇帝“定鼎燕京”，君临天下以后的数百年间，菜市口又成为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法场了，当时的菜市口两旁铺面已不少，每逢“出红差（行刑）”，街市两旁都热闹非凡。在这个过程中，鹤年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据史料记载，“出红差”前先张贴布告，临到“出红差”时临街的铺店都要在门口放一张条案，上面摆着三碗白酒，有的还放着酒壶，壶嘴朝外，示意送行。大讲究的铺店还要摆上几碗蒸菜。犯人可以不停不看，可以不吃不喝，但送人上黄泉路上不能没有酒没有菜。在谁家门口喝了酒吃了菜，谁家就积德有报。铺店前要挂红绸子贴红对子，像办喜事一样。那年月，菜市口名气旺，“出红差”比老北京吉祥戏院唱戏还红火。
而鹤年堂每逢行刑头一天会接到官府通知，说明天要“出红差”，让准备酒食。酒饭有两种，一种是给监斩官和刽子手，一种是给犯人送上路的断头饭。第二天，监斩官从刑部大狱把犯人提出来，囚车游街，游到菜市口，监斩官通常会到鹤年堂去休息一下，等到午时三刻阳气最盛的开斩，以冲血气。这样，鹤年堂就变成了一个候场、准备室一样的地方，杀完人之后，鹤年堂还会为没有家属的犯人出资收殓，具有慈善的性质。
据说，鹤年堂曾自制“鹤顶血”，实际上是一种麻醉药，服下此药，周身麻木，疼痛不觉。行刑前，犯人家属给狱卒使钱，狱卒将“鹤顶血”交犯人服下。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行刑前，当时的掌柜对“六君子”十分敬重，从坛中取出“鹤顶血”分发“六君子”，然“六君子”在秋阳下肃然而立，并无一人接受。“六君子”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在死亡面前都表现出了镇定和凛然。
戊戌六君子
当年“戊戌六君子”从容赴死，谭嗣同行刑排在第五个，据记载，当时刽子手的刀已经钝得卷了边，难以将头一刀砍下，结果砍了数刀，令谭嗣同受了很大的罪。后来，谭嗣同停灵在不远处的北京法源寺，僧人收拾遗体时发现肩胛处留下多处伤痕。
多少名人断魂于此
有清一代，在鹤年堂门口断头的不仅仅是“戊戌六君子”，还有很多名人。例如上层斗争的败者，最有名的就是咸丰帝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之一的名臣肃顺，还有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戊戌变法的血雨腥风之后，庚子年间这里被杀的有“庚子被祸五大臣”，又称庚子五忠，是指庚子事变时，因主张不要听信义和团拳民主张，被朝廷斩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他们在《辛丑条约》中平反，追复原官。
义和团“拳匪”在这里的遭遇就更加惨烈，1900年7月，半个月中，就以白莲教谋反的罪名，在菜市口冤杀百姓一百余人；7月15日这一天砍了78人。《庚子记事》记载：“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大半皆乡间愚民，临刑时呼儿唤女，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
因此可以说，鹤年堂在整个菜市口的行刑文化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说鹤年堂还曾经提供过人血馒头，人血馒头最早的时候不是吃的，是家属不想受刑者失血过多，用馒头塞腔子里的血，后来传说人血馒头可以治痨症，也就是肺结核。这种说法一度在民间非常兴盛，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药》的中心情节就是关于人血馒头的，而他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就住在离鹤年堂不到一站地的绍兴会馆，也许正是受到了鹤年堂这些故事的启发也不可知。
还有一段轶事，据说康有为谢世的前一年(1926年夏历8月)，他在弟子梁启超、张篁溪及他的次女康同璧的陪同下寻访“戊戌变法”故地，走到鹤年堂门前，康有为放声痛哭，哭毕，道：“找到鹤年堂，就找到了六君子的遇难地！”想起了谭嗣同，想起了自己的半生颠沛，康有为仰天长叹：“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
关于鹤年堂还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有人半夜敲鹤年堂的门讨刀伤药，结果第二天发现给的是冥币，原来是鬼，所以老北京有句歇后语“到鹤年堂讨刀伤药——死到临头”，通常骂人的意思是你就是个死鬼。
如今，菜市口早已是商业繁华、酒楼林立之地，鹤年堂的位置也改变了，从路口的东边挪到了西边，很多胡同和重要的历史标志地多数已踪迹皆无。清朝诗人所描述的“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那种凄惨景象早已荡然无存。但是，站在鹤年堂门前，几百年的烟云似乎从眼前掠过，北京这个充满的历史感的古城，有太多的故事，正湮没在时光中。
閱讀更多 法紀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