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慈禧太后迎来六十大寿。这一年，清廷在京城特开恩科会试。所谓恩科，即朝廷为纪念特殊日子，于每三年一次的乡、会试之外，特别安排的一场科举考试。一时间，八方士子云集帝都，考生们跃跃欲试，多少年的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今生出人头地。
在众多的考生之中，有一位41岁的中年男子，他的名字叫做张謇，其祖上三代皆无功名。
张謇已参加了二十多次会试，皆名落孙山。数十年的科场蹭蹬，几乎已磨尽了他扬名立万的热情。更何况，他好歹已经算个官场人物。要不是为了遵从父命，他根本就不想参加这场考试。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回，张謇居然高中状元，而提拔他的，正是光绪眼前的红人，素有“帝师”之称的翁同龢。就这样，年逾不惑的张謇被封为翰林院编修，官居六品，这是张家难得的高光时刻，但张謇的脸上并无激动之情。中状元之后，他给自己写下一副对联：
世间科举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
张謇（1853—1926）
1/7 中年状元郎
中国商业史上，张謇是一代传奇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更因为他重新定义了商人这个身份。
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商人的地位异常卑微，纵然富可敌国，却一再受人贱视。以士大夫为首的读书人，往往耻于言商，视金钱为洪水猛兽。对他们而言，学而优则仕，是光宗耀祖，实现人生目标唯一的正途。
位于南通市的张謇纪念馆
年轻时代的张謇，也和天底下所有读书人一样，梦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四岁起，父亲便开始教他《千字文》，十岁时，张謇已熟读《论语》、《孟子》、《中庸》等著作，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标准的启蒙读物。张家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毕竟，他们已连续三代在考场颗粒无收，张謇会成为家族的希望之星吗？
一开始，张謇没有让家人失望。他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和州试，并考取了秀才。但接下来，幸运女神似乎不再眷顾这个年轻人，从16岁到27岁，张謇参加了五次乡试，均无功而返。若换在别的时候，张謇就得回家，继续苦读圣贤书，期盼下一次金榜题名。
但时代给了他新的舞台，由于经常发表文章，张謇的才华得到了老师们的赏识，并推荐他进入吴长庆的幕府。这个吴长庆，是一位淮军将领，也是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
淮军士兵旧照
据说，吴长庆是读了张謇的文章，才认识这位书生的。他觉得张謇和其他读书人不同，他从不拘泥于书本知识，对时事总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担任幕府期间，张謇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眼界也得到了开拓。
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吴长庆受命前往，张謇也随同一起入朝。也正是在朝鲜期间，张謇认识了年轻的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三十岁都不到，却凭借自身的英勇果敢，平定了叛乱，并整肃了大清的军纪，得到了军队上下的一致拥护。
受到袁世凯的鼓舞，加上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张謇觉得，对于日本这样的虎狼之国，清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壬午事略》、《善后六册》等政论文章，从战略的高度，分析了清廷对朝鲜所应采取的措施，博得了主战派的拥护。
张謇的大名传遍朝野，尽管是一介秀才，却引起了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这些大人物的关注。他们注意到，张謇绝非那类只会夸夸其谈的书生。在吴长庆军中任幕府期间，张謇里外奔忙，负责处理各种杂务，包括人事、物资、后勤调度等琐碎的细节，因此，他的文章不是大言炎炎，而是从实际出发的深刻洞察。也正是这段实践经历，为张謇日后创办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84年，吴长庆去世。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都曾邀请张謇成为他们的幕僚，李鸿章甚至联合两位大臣上书，推荐张謇入朝为官，均被其婉言谢绝。
从内心深处，张謇仍想通过科考步入仕途，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他在官场上获得尊敬最好的方式。尽管他已失败多次，可对于这个习惯了失败的男人而言，即便再失败一回，也不算什么。
可就在41岁的时候，张謇中了状元。多少年的苦苦等待，半辈子的寒窗苦读，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但不知为何，张謇愣是高兴不起来。
2/7 转投实业
就在张謇中状元的这一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最终，清军一败涂地，举国为之震骇。昔日还是洋务派头号功臣的李鸿章，一夜间成了众矢之的。
眼看已经“暮登天子堂”的张謇，万万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这样的局面。不过，给他刺激最大的还不是朝廷战败。而是当权者对国家命运的熟视无睹。是年七月，张謇与百官一起，在雨中迎接慈禧的銮驾。此前，慈禧挪用了海军军费，刚刚为自己修建了颐和园。即便如此，朝野上下仍得全心拥护，不得有半点反对之声。纵使被淋成落汤鸡，官员们还得恭恭敬敬跪在路边，迎接“老佛爷”的銮驾回宫。
那一刻，张謇感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奴才。而那些京城大员们，即便官位比他高出一大截，也终究是一帮高级的奴才。
强烈的自尊心让张謇明白，紫禁城不是他的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一座金色的囚笼，阉割了除统治者之外所有人的灵魂。
碰巧张謇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朝廷官员必须回家丁忧守制。从某种意义上，这对张謇是一桩幸事，使他躲过了戊戌变法失败所带来的血雨腥风，并使之坚信，唯有依靠实业，才能让中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
张謇决定办企业，这个想法对当时的读书人有些不可思议，可对于张謇，却一点也不稀奇。毕竟，他和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朝廷大员都有过接触，后者几乎清一色地赞成实业救国，而且身体力行。但张謇和他们还不一样，前者办实业，依靠的是官家背景，而张謇只能凭一己之力，纵然他与那些大人物有交情，但他始终认为，能够办好企业的，只有企业家，权力再大，也无法取代经营才能。
张謇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家乡——南通。这里生产棉花，很适合发展纺织业。况且在自家地面上，张謇有人脉和资源，适合干一番大事业。
今日南通
可即便如此，张謇的行为仍不被世人理解，其中还包括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翁同龢。翁同龢认为，张謇办厂，对读书人而言是不务正业。事实上，支持张謇的人的确不多，他创业的起步资金只有2000两白银，而且有700两是从朋友处借的。
为了招股，张謇还专程跑了趟上海，却仍旧没有进展。他甚至把回南通的路费都花光了，只能靠卖字凑足了回家的钱。
1896年底，张謇总共筹集了不到8万两，这对于办一家纺织厂仍旧不够。关键时候，老朋友张之洞雪中送炭，他把自己五年前从英国采购的一批机器，留给了张謇。作为交换，官方必须获得工厂一定比例的股份。
虽然张之洞的机器已经老旧不堪，而且有近40%的零部件已经生锈。可对于张謇而言，这些已经足够。创业，从来就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事。1899年，工厂正式开工，张謇为之其名为：大生纱厂。
3/7 创办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的名字，来自于《易经》，即“天地之大德曰生”。事实证明，张謇并没有辜负对自己的期许，大生纱厂创建后不久，便迎来了蓬勃的生机。
从上世纪初到一战结束，是大生纱厂的黄金岁月。这一方面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则依靠张謇杰出的经营才能。
大生纱厂旧照
和那些官办企业的大佬们不同，张謇身上没有一点官僚气息。厂里除了外国聘请的工程师，所有人员的住宿与伙食一律从简，连张謇也不例外。每天，张謇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在工厂创建之初，他连续好几年没领过一分钱的工资。
张謇喜欢亲力亲为，他经常同下属一起巡检车间，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了节省开支，他经常吃住在朋友家。为了鼓舞士气，他总是对工人们说，自己办厂不是为了发财，而是想救国。工厂成败，不仅是他一人之荣辱，更关乎国家之荣辱。
不过，张謇绝非只会苦干的拼命三郎，他的经营理念与前瞻意识，直到今天仍令不少民营企业家汗颜。
张謇亲笔撰写了一份《厂约》，对自己、董事会与各职能部门，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厂约》把大生纱厂打造成了一家现代企业，张謇把工厂设为四部分，分别为供销经营、生产加工、财会文牍和总务后勤，张謇亲任总理，也就是今天的CEO。
如果《厂约》是大生纱厂的“宪法”，那么《厂章》则规定了更多的细则，包括工人纪律，绩效考核，操作规范等等。从《厂约》到《厂章》，我们不难看到，张謇作为企业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这是当时很多民间商人，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们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尽管张謇的工厂里聘用了不少朋友和亲戚，但他却从未像国有企业那样，在厂内大搞裙带关系。企业晋升，一切唯才是举，不可搞特殊。为了加强员工之间的信任，张謇规定，对工厂管理人员，一律只叫“先生”，而不叫“老爷”。他打心底里痛恨衙门的官场作风，决定使之在自己的公司彻底销声匿迹。
4/7 纵向整合
张謇不仅善于管理企业，对经营也有独特的见解。早在二十世纪初，他就懂得了“纵向一体化”的重要性，这使他与同时代美国的工业资本家一起，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民营商业巨头。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为了保护南方地区的民生经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出了“东南互保”计划，这对于张謇实在是天赐良机。由于战争，洋纱进口减少，国货价格大涨，销售一路走俏。
1900年底，大生纱厂的净利润就达到11.8万元。在之后的七年间，张謇又创办了19家企业，这些企业都和他的纱厂存在关联，共同促成了上下游的整合。
张謇建立了通海垦牧公司，专门为工厂种植棉花。之后，他又在当地开办了油厂、面粉厂、水利公司、桑蚕染织公司、冶金公司、轮船公司·····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位于南通市中部的唐闸镇，被张謇改造成一座工业区，并在唐闸的西侧，建设了一座大型工业港口。
通海垦牧公司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随着越来越多的厂房拔地而起，交通和电力设施也得到了完善。张謇先后在家乡修建了铁路公路，以及供工厂使用的发电厂。
随着商业帝国的不断扩大，张謇把南通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工业基地。在这里，所有生活均围绕生产而展开，呈现着和周边城市截然不同的风貌。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未实现工业化，很多人甚至连工厂和铁路都从未见过。然而，正是张謇这位状元企业家，将小小的南通打造为中国工业史上的一颗明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张謇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期。由于西方列强深陷欧洲战场，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在此期间，中国进口的洋纱大幅减少，本土企业趁势崛起。从1914年到1920年，张謇在江苏沿海地区广泛投资，四处见厂。开垦荒地达一百多万亩。
1917年，大生纱厂盈利达七十万两，1919年增至二百六十三万两。据统计，在鼎盛时期，张謇总共创办了近七十家企业，市值达三千四百万元。
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张謇还热衷投资教育事业，他先后在南通创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甲种师范讲习所等学校，为地方上培养各类教师人才。为了让女子掌握生存技能，张謇开办了女红传习所；为了振兴工业美术，他又开办了伶工学社；为了照顾残疾儿童，他还开办了盲哑学校。连孙中山都对其教育事业赞不绝口。
张謇创办的聋哑学校
除此之外，张謇还在南通建设博物馆、气象台、剧场、公园和体育场。他要求南通的中小学校，每隔两年要举办一次运动会。他带领乡民，一起治理了当地的环城河，使其告别了脏乱差。他把南通变成了现代化城市的标杆，其投资几乎涉及所有公共建设领域，从学校、医院、公路、养老院、育婴堂甚至到公墓，处处有张謇留下的手笔。
在中国的千年历史上，还不曾有哪座城市像南通那样，因为一个商人而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就此而言，张謇堪称前无古人，至于有没有来者，目前也无法确知。
5/7 积极投身立宪改革
张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之一，却不满足于做一个商人。他不仅热衷公益事业，对政治的热情也从未消散。
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政治改革，当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若想避免被列强欺压，就必须变法图强。作为商界领袖，张謇对清廷的改革充满期待。早在1903年，他就应政府之邀，东渡日本考察当地的发展状况，参观了数十家教育机构与工商企业，并受到了日本天皇的接见。
清廷预备立宪考察团
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两年后，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预备立宪。1906年11月，张謇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工会，吸引各地精英贤达广泛加入，其个人的社会声望达到了顶点。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个商人能如此深入地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张謇被推举为江苏省谘议局议长。不少开明之士认为，慈禧的去世，乃大清立宪改革的良机，由于朝廷失去了一位政治强人，新的当权者由于资历尚浅，能得到有效的制度约束。
但事实证明，清廷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朝廷只愿意做出有限的让步，满清贵族们依然把权力牢牢地抓在手里，在政府内部的关键职位上，满人的比例不降反升，这就引起了汉人的不满。为此，张謇还组织十六省的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团，上表朝廷召开国会。
显然，清廷不可能理会张謇的请求，预备立宪只是他们演给天下人看的一场戏。无奈之下，张謇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自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成了汉人集团最为倚重的对象。张謇还专门拜访了袁世凯，他觉得袁世凯和他一样胸怀天下，忧心国事，将对方视为拯救社稷的英雄。
袁世凯与外国使节合影
尽管热衷政治，但张謇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与把握，却远不如生意场上的敏锐。他认为袁世凯是个“好人”，殊不知袁世凯即便有心推动改革，他首先关心的还是权力。
张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作为商人，他不希望看到天下大乱，这固然可以理解，但他错判了形势，因为此时的清廷已彻底丧失民心，对各地的控制力也被严重削弱。就在张謇与袁世凯会晤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清帝颁布退位诏书，清王朝276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在内心深处，张謇对清朝是充满眷恋的，从某种程度上，正是清王朝成就了他。但作为商人，张謇是务实的，当认清了王朝的命运已经无法扭转时，他继续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为此，他谢绝了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一职，全心全意与袁世凯合作。
6/7 晚年困局
1913年，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曾是清廷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当选，获得了大部分士绅阶层的支持。辛亥革命后，包括张謇在内的众多社会精英，对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均不抱希望，在他们看来，有权有兵，且有志于让中国“走向共和”的袁大总统，才是拯救中国的定海神针。
袁世凯成为民国首任大总统
但现实是残酷的，袁世凯并不是中国的救星，他只是一名政客，一名权欲熏心的狡猾政客。上台不久，他就涉嫌刺杀了革命派领袖宋教仁。随后解散国会，打压异己，在扫清了一切障碍之后，袁世凯重新做起了皇帝梦。
张謇不可能改变袁世凯的选择，直到临行前，他还在苦口婆心地劝导袁世凯，天真地希望对方能够放弃帝制。然而，袁世凯早已不再是当初他认识的那个袁世凯，或者说，张謇从来就不曾认清政治的真实面目。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远离漩涡，辞职回乡，专心投入到他最擅长的事业。
一旦告别了政治，张謇便如鱼得水。一战爆发，使他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张，成就了一段佳话。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结束，欧洲列国再次把目光转向中国市场，纺织业首当其冲，受外来竞争与原材料涨价等影响，不少本地纱厂在二十年代初迎来了倒闭潮，张謇也未能幸免。
1922年，大生集团亏损达70万两，从此以后，企业每况日下。仅仅两年以后，大生就欠下了400万两的巨债。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展开混战，而南方在不久之后也沦为战场。江浙地区，是大生纱厂的命脉所在，遭此劫难，张謇苦心经营的事业已摇摇欲坠。
1925年，大生集团资不抵债，张謇只能将旗下所有企业交给债权人，包括四家银行和两座钱庄。对于72岁的张謇，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在股东大会上，张謇对股东们说，自己对得起股东，对得起国家，回顾一生的打拼，张謇问心无愧。
直到去世前，张謇仍旧和儿子一起，视察家乡南通的江堤。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他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1926年夏天，73岁的张謇与世长辞。出殡当日，南通全城的老百姓为之送葬。张謇为南通人留下了一座全新的城市，而他留给自己的，唯有一把扇子，一副眼镜，一顶礼帽，还有几缕胎发。
7/7 总结
张謇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在成就张謇的同时，也拖累了他的事业。
晚年的张謇，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上，前者消耗了大生集团的财力，后者消耗了张謇本人的精力。这位状元出身的企业家，被各种各样的头衔与光环所笼罩。他身兼多职，从谘议局议长，农商总长、水利总长、中央教育会长到江苏两淮盐总理，张謇几乎涉足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
张謇和他的家人
而对公益事业的投资，则占据了大生全部营运资本的近一半。这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负担，也为大生集团最终的垮塌埋下了隐患。
最后，张謇对业务的盲目扩张，使企业在财务上面临失控，并陷入巨亏的境地。尽管张謇对上下游产业进行了全方位投资，但很多部门在短期内看不到回报。像棉花种植，很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令不少投资血本无归，这也是张謇在晚年受到股东指责的重要原因。
有人把张謇比作中国的洛克菲勒，两人确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曾是成功的商人，都醉心于公益事业，在各自的社会有着崇高的个人声望。但如果仔细比较，你依然能发现两者显著的不同。
洛克菲勒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他最突出的成就在商业领域，即通过供应链整合与规模化生产，降低了煤油的价格，使人人都用得起。而洛克菲勒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凭借一颗仁德之心，而是强烈的个人野心与杰出的商业才能。不仅是洛克菲勒，与他同时代的工业巨头，像安德鲁·卡耐基，亨利·福特等企业家，也都是无此。
洛克菲勒
纵使这些企业家热心公益，但他们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一系列商业与技术创新，推动时代的进步，为社会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先得做个”纯粹“的商人，其次才是心怀苍生的社会活动家。是前者成就了后者，而非后者成就了前者。
但是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企业家则不同，从小耳濡目染的儒家教育一再告诫他，作为读书人，应时刻不忘“治国平天下”，这是他们这代人的使命，作为官员的时候是如此，作为商人的时候亦如此。
前面介绍过，按照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士大夫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几乎清一色地站在“义”的一方。商人的逐利行为，为社会主流所不屑。直到19世纪中叶，当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工商业落后所造成的劣势，才开始重新审视商人的价值。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从事工商业被赋予了新的道德含义，也给商人阶层的壮大提供了合法性，而张謇正是其中的代表。
对于张謇这样的企业家，是先有“士大夫”的身份，再有“企业家”这个角色。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后者理应为前者服务。这也决定了张謇不可能做个“纯粹”的商人，他有太多的任务要完成，太多的理想要实现，而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商业本身。
不过话要说回来，这也正是张謇的可爱与伟大之处，若没有这层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成功的商人，却看不到一段传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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