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创造了流行？流行的奥秘何在？如何才能创造流行？
这三个关于流行的问题who（何人）、why（为何）和how（如何），是关于流行的3W难题。
格拉德威尔的著作《引爆点》将流行理论总结为三部分。第一是个别人物法则，就是三类人：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第二法则是附着力因素，这条法则讲的是流行事物本身所应具备的要素，它应该具备能让人过目不忘或者至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附着力，比如iPod漂亮的外形和一般随身听无法比拟的容量；第三法则是环境威力法则，意思就是发起流行的环境极端重要。注意，不是重要或者很重要，而是极端重要，甚至外部环境的一个微小变化，都能决定它流行或者不流行。
别看我们身处的世界看上去很坚固，或者说很顽固，雷打不动、火烧不化，其实只要找到那个点，轻轻一触，它就会倾斜。这个点，就是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引爆点”。希腊神话中，扛天的巨人是半人半神的提坦族的一员，名字叫阿特拉斯，引爆点就好像是阿特拉斯身体上的敏感部位，一触，阿特拉斯就会发笑，阿特拉斯耸耸肩，地球就会发生变化。
阿特拉斯
流行三法则
引爆一种流行病并不是只有一种途径。流行病爆发需要三个条件：能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人、病原体本身和其发生作用所需的环境。当一种流行病爆发时，三个条件就失去了平衡。疫情被引爆，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其中一个甚至两三个条件发生了变化。格拉德威尔将这三个变化条件称为：个别人物法则（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法则（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威力法则（Power of Context）。
个别人物引爆的流行潮
东村的几个年轻人发起了暇步士流行潮，几栋居民楼的搬迁足以引发巴尔的摩梅毒大流行，当我们如此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所指的其实正是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关键。
个别人物法则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在这些特别人物中，有人意识到了时尚趋势，通过自己的社交能力、活力、热情和魅力把“暇步士”传染给大家，就像盖藤·杜加斯和纳山·威廉斯之流把艾滋病病毒传播出去一样。
强大的附着力
病毒学中有一个著名原理：每年冬天，流感在开始传播时的病毒与流感结束时的病毒差别很大。附着力因素法则告诉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方式，能够使一条具有传染性的信息被人记住。只要在信息的措辞和表达上做一些简单的修改，就能在其影响力上收到显著的效果。
环境威力
季节变化对患病人数变化的影响非常大。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它们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它们运转所需的特殊环境的影响。环境威力法则认为，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敏感程度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为强烈。
引爆点所涉及的这三条法则，即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以及环境威力法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流行浪潮的一种方法。它能引导我们找到引爆点。
个别人物法则：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
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发起任何一种社会流行潮，要取决于信息传播者所特有的社交天赋。
有三种对社会流行潮至关重要的人物，分别称为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作者在书中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讲述了这三种人的作用，是如何从一次英军的行动进而引爆一场伟大的革命的。
联系员
一些特定的人把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为奥马哈和沙伦搭起桥梁，把我们引入社交圈子，这些我们在生活中非常依赖的人，就是“联系员”，他们具有把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天赋。
成为一名联系员应该具备什么条件？首要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标准是：联系员结识的人非常多。他们属于那种什么人都认识的人。大家都会结识某个这种类型的人。也就是说，各行各业中都有一些交友能力超凡之人，这些人就是联系员。
联系员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认识人多；对于他们认识的人来说，他们具有很大作用。对于联系员来说，他们之所以能跨入许多不同的领域，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在发挥作用，这种天性集好奇心、自信心、社交能力和活力于一身。联系员的特点就是：涉足过许多不同领域，结果他们就把所有这些领域联系到一起了。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尔研究发现“微弱关系”总是比牢固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你的那些“泛泛之交”，从另一方面来说，顾名思义，他们的圈子与你生活的圈子大不一样，他们很可能知道一些你不了解的情况。
这不仅仅是意味着当个人离联系员越近，他的社交能力就会越强，他也会更富有，并且得到更多机会；这同时意味着，当一种观念或一种产品离联系员越近，这种观念或产品得到推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口头信息传播是从这条链的某个关键点开始的，这个点就是有人把消息传播给罗杰·霍肖这类人的那一刻。
绝对内行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社会流行浪潮被引爆的情况，就会清楚这样一个道理：正如我们是依靠一些个别人物才与其他人联系起来一样，我们也是依靠一些个别人物才能与信息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中既存在人际流通专家，也存在信息传播专家。
当然，有时候，这两种专家能合二为一。
内行与众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更不是仅仅关注尽可能少花钱买咖啡的办法；而是一旦发现了这种办法，他们就想把它散布出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想帮助和影响别人的渴望——无论是什么样的帮助或影响——简直太强烈了，它能使人变成好管闲事者。
内行们了解内情，也有能力把信息迅速口头传播出去。但是，内行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们掌握了这么多的内情，而在于他们把内情散播出去的方式。不为别的什么目的，而仅仅出于助人为乐的原因而帮助他人，这反而是一种更有效引起别人注意的方式。
推销员的“催眠能力”
内行并不是一种善于做说服工作的人。内行就像一位老师，但是，他在更大程度上又像一个学生。内行是真正的信息经纪人，他们与人们共享信息和交流信息。但要想发起一场社会流行潮，就得说服一些人去做一些事。在社会流行潮中，内行们就是数据库：他们为大家提供信息。联系员是社会黏合剂：他们四处传播信息。
还有另外一个特定的群体——推销员。如果人们对传来的信息并不相信，他们就有能力说服大家，一个精明能干的推销员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客户提出的消极看法总能给予充分的、高质量的答复。
一些有关推销术的书建议推销员，要想与顾客建立和谐关系，就应当迎合顾客的身体姿势或讲话风格。但是，已经有证据表明，那样做并没有效果，反而只能令人更加不自在、不舒服，因为那样做显得假惺惺。
我们常常认为，面部表情反映内心世界。因为我开心，我才会微笑；因为我伤心，我才会皱眉。情绪是自里向外流露的。但情绪的感染作用表明，情绪也是可以由外向内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能让你发笑，我就能让你开心；如果我能让你皱眉，我就能让你难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又是由外向内影响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
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并不始于列克星敦之战。它始于那个寒冷的春天的早上，从一个小马童开始，然后由为数不多的几个极为特殊的人物，引发一股口头信息传播浪潮，它继而席卷了整个新英格兰地区。这些特殊人物就是几个推销员，以及一个同时具有内行和联系员天赋的男子。
附着力因素法则
个别人物法则，该法则认为，发起流行浪潮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是信息传播者的性格特点。一双鞋、一个紧急情报、一种传染病或者一部新电影，都可能仅仅因为其与某个特别人物的关联而变得极富传染力。
流行潮中，信息传播者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些特殊的信息传播者才能让消息传播开来，但同时，信息的内容本身也非常重要。一则信息成功的具体因素就在于其“附着力”，一则信息——或饭菜、电影、产品——是否令人难忘？它本身是否能促成变化，激发人们采取行动？
在广告行业里有这样一句箴言：任何人至少要看过某一广告6遍，才能记住其内容。我们来看一看直销领域的做法。一些公司付费让杂志社为其刊登广告，或者发送附带优惠券的直接邮寄广告，希望读者剪下来，并附上对产品的反馈意见寄回公司。让消费者知道产品信息并不是直销的困难所在，其困难在于让消费者花时间去读广告，记住广告，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生活在当下，大家都淹没在那些要求受到关注的人群之中。在广告业，这种信息过量现象被称为“信息混杂”问题，这种信息混杂现象使得任何一则信息都越来越难产生附着力。
根据一家广告研究公司所做的研究，在2.5分钟的商业广告时间里，如果出现了至少4个持续15秒的不同广告，那么，任何一则15秒广告的效果都会降低到几乎为零，因为我们谁也记不住自己听到、看到、读到的大多数信息。信息时代使信息的附着力成了难题。
个别人物法则认为，社会中存在个别能发起流行浪潮的特殊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特殊人物。附着力给我们的教训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适当情况下，总是存在一种简单的信息包装方法，使信息变得令人难以抗拒。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种包装方法。

环境威力法则：戈茨案和纽约犯罪潮
必须说，把犯罪看作流行病的观点，是有一点不可思议。我们谈论“暴力的流行”或犯罪潮，但我们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相信，犯罪也遵循类似暇步士鞋或者保罗·里维尔骑马夜行这类事情的规律。
答案在于流行潮的第三个法则：环境威力法则。个别人物法则关注的是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关键人物。，附着力因素法则认为要想发起流行潮，传播的信息必须令人难以忘怀。
那种可以使流行趋势减缓的环境因素的改变，与我们通常所料想的非常不同。“其他因素”中最有意思的是“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犯罪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克林。威尔逊和克林认为，犯罪是秩序混乱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了，过了很久也没有人来把它修好，行人就会以此推断，这是个没人关心，没人管理的地方。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然后无政府主义就开始从这幢楼向相邻的街道蔓延。
在一座城市，类似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秩序混乱，强行乞讨这些较小的问题，都和“破窗”效应一样，容易引起更严重的犯罪。这就是犯罪流行潮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可以传染的，就像时尚潮流一样，它可以由一扇破碎玻璃窗蔓延到整个社会。
纽约地铁涂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林受聘担任纽约交通局顾问时，他敦促交通局用“破窗理论”指导实践。他们听取了这项建议，聘请戴维·冈恩为新任地铁总监，来监督投资数百亿美元的地铁重建项目。
冈恩建立了新的管理组织结构，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完成任务的时间表，决心一条条线路、一列列火车地清理整顿。
冈恩设置了一个清洗站。凡是车上有脏乱涂画的列车都要开进去，在掉头前必须清洗干净，否则该列车就暂停运行。未经清洗的“脏”车不能同“干净”车混在一起，这种做法为的就是向那些破坏者们毫不含糊地表明决心。
“我们在哈莱姆第135大街有一个可供夜间停车的院子，”冈恩说，“孩子们常常会在晚上过来把车子外部刷白。第二个晚上，等油漆干了，他们再来把图案的轮廓画上去。第三个晚上，他们又来把颜色填进去。全部工作需要三天完成。我们知道孩子会选择脏车来涂鸦，我们等着他们完成自己的列车壁画作品，然后把他们的作品涂盖上。孩子们会因此难过得流泪，但我们毫不留情。因为我们想让他们明白，你们不是想花三个晚上来涂抹一列列车吗？好啊。不过，你们的作品永远不可能被人看到。”
冈恩的清除工作历时6年（从1984年到1990年）。这期间，交通局聘用威廉·布拉顿为交通警察局长，开始了改造地铁工程的第二阶段。布拉顿决定从逃票问题抓起。为什么？因为逃票和乱涂乱画一样，是一个信号，一种秩序混乱的外在表现，它可以导致更多更严重的犯罪案件发生。
布拉顿还要求每一个逃票者都必须接受盘问。可以肯定，1/7的被捕者曾经有过刑事拘留记录，其中5%的人随身携带某种武器。这样一来，警察们很快就不再怀疑打击逃票现象的重要意义了。“对警察来说，逃票者群体一下成了金矿，”布拉顿写道，“每一次拘捕行动都像是打开解密大师的盒子。这次我能得个什么玩具呢？手枪？刀子？还是拘捕证？这里会有谋杀犯吗……
1990年至1994年间，因轻度违法被拘捕的人数比以往增加了4倍。布拉顿把整个交通警力都变成了集中消灭轻微犯罪的地下生活管理机构。
1994年鲁道夫·朱利安尼当选为纽约市市长后，布拉顿被任命为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他把相同的理论应用于全市的治安管理工作，教导他的警员，治理犯罪需从影响生活质量的轻度犯罪行为入手。随后，纽约市的犯罪率神奇地急速下降，就像地铁系统曾经经历的情况一样。
“破窗理论”和“环境威力法则”在这个层面上完全是一回事，其基本前提为：通过清理整治现实环境中最细枝末节的方面，就能够扭转、减轻流行病的蔓延态势。
环境威力法则的实质就是，对于有些环境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决定着我们的内心状态，尽管我们对此并不完全了解。
社会流行潮，从根本上说，正与这种转变过程有关。
当我们试图使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个产品为别人接受，我们实际上是在改变我们的受众，是从虽然小但却是很重要的方面在改变他们：我们在感染他们，用我们的气势席卷他们，使他们渐渐放弃敌意，慢慢接受。这个目的可以通过特殊人群——即那些有着非凡人际关系的人——的影响力来实现，这就是个别人物法则；这个目的可以通过改变交际的内容，通过使传递的信息浅显易记，从而使之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直至最后促成他们行动来实现，这就叫做附着力因素法则。
然而，一旦你理解了环境的重要性，理解了环境中那些具体、相对细小的因素可能成为人们的行为引爆点，那么你原来的失败情绪就不复存在了。环境中的引爆点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毕竟，我们可以修好破碎的玻璃窗，可以洗净墙壁上的脏东西，可以改变所有可能诱发犯罪的导因。
结论
《引爆点》一书总结的第一条经验。要想发起流行潮，就必须做到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到关键方面。个别人物法则认为，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应该充当口头信息传播潮的发起者，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发起口头信息传播潮感兴趣的话，你的有限资源应当集中用于这三类人身上，其他人都无关紧要。
世界并非是我们一相情愿的直觉中的世界，这是《引爆点》一书得出的第二条经验。那些成功地发起社会流行潮的人们，并非只做一些自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们会有意检验自己的直觉。
成功发起流行潮最重要的因素，是要具备一个基本的信念，即：制造变化是可能的，人们是能够在一些特定力量的驱使下，骤然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观念的。
如果说在引爆点世界里存在困难和多变性，也可以说在这个世界里同时存在很大希望。仅仅通过控制一个小组的规模，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通过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微小调整，就有可能大幅度地降低其传播难度；仅仅找到和接触那些有着极强社交能力的人，就有可能掀起一股社会流行潮。引爆点最终再次证实了我们存在改变一切的能力，和采取明智行动的力量。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它看上去似乎雷打不动、无法改变，但只要你找准位置，轻轻一触，它就可能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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