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洞镇，是一个由绿林山田演变而来的小镇。
它四周环绕着群山，就像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春天，满山的绿色衬托着小镇人民的安居乐业；夏天，冰凉的井水吸引着孩童在清澈的小水渠里捉小鱼小虾。
父母亲开了一家小餐馆，大溜经常来帮父亲切肉，他有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每逢他有空余时间，便会蹬着三轮车在小镇里回收空水瓶。（不过如今的小镇很少见到有人蹬三轮车回收塑料瓶，啤酒瓶了）
因为很多大人都称呼他为“大溜”，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应随着喊他“大溜”。开始觉得没什么，也不懂得这是不尊重人的叫法，我们反而很开心，因为他愿意和我们这些小孩玩。
在我的印象里，大溜他那黝黑的皮肤，仿佛他去西藏居住了两三年（可是他这辈子都没有去过什么大地方，一直在小镇里生活），一双凹陷的眼，每逢他看到我们这群小朋友时，他口里就会唱着“我们亚洲！”
大概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大溜停放着他那辆三轮车在林业站。同开着餐馆的陆家柱哥儿，叫喊着我们这群小朋友一起去蹬大溜的三轮车。年仅12岁的柱哥儿瞪着三轮，其余5个岁数不一的小朋友站在三轮车上，扶着靠栏。
不知是谁先发现不远处的大溜跑过来，大叫了一声“快停下，大溜来了！”柱哥儿有些心慌，一时间头脑混乱，刹不住车，直接撞倒大溜，车子的侧轮直接轧过他的左腿。庆幸的是，他没什么事，岁数最大的阿勇哥和柱哥儿扶起大溜，原本我以为他会因为此事责怪我们，不和我们玩了，然而他站起来后，他并没有责怪我们，反而大笑着露出那几颗变黑的牙说“不痛，没得事滴！”
直到我12岁读六年级的时候，询问母亲：大溜为啥对我爸这么好？
母亲给我讲述了大溜的过去：父母亲早逝的大溜，和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出嫁后，大溜在小镇以“小偷”名号著称，早期的贯洞镇居民，寨子上的村民都知道他的品性，都排斥他，侮辱他。直到父亲对他如兄弟般对待，使他“改邪归正”。也因为如此，大溜一直感恩父亲，对我也甚是极好。
幼时的我又问母亲：那大溜有家么？有老婆么？
父亲听到我问母亲，他严格地对我说：你应该叫他大溜叔。我的心里默念了几遍“大溜叔”，一直感觉怪怪的，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母亲告诉我：大溜哪有什么家，只有一个破旧的老房子，黑漆漆的。也没钱娶老婆。
自从父亲告诉我应该称呼他为大溜叔后，每逢我们这群孩子见到他，我都叫他大溜叔，不止我心里头感觉怪怪的，他自己应答的时候也是软软的，也很奇怪，居然不唱“我们亚洲！”
也许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也许是我们这些孩子懂得了世俗礼仪。就像鲁迅先生在《少年闰土》一文中写到成年后的闰土，受到礼仪的束缚而精神麻木。尽管我们没有那般束缚，但也再无月下刺猹，也再无大溜口中的“我们亚洲”这一句歌词。
之后父母亲不在小镇上开餐馆，我们一家搬到小村子里开了农家乐。我上了小镇的初中，先是在学校住校一年，后是在二姨母家借宿。每到周五，父亲会开着他的蓝色摩托来接我回村。
自打搬迁，我就很少见到大溜， 逢年过节，父亲都会打电话邀请大溜叔叔来吃饭，我也只有在这些时刻见到他。餐桌上，不再像幼时那般，嘻嘻哈哈地叫他“大溜”，也不会再无礼地随意蹬走他的三轮车，给他盛饭的时候，父亲教导我要双手递给客人，可当我递给他的时候，莫名的陌生感油然而来。
8年过去了，现在的小镇逢年过节很少邀人做客，都是自家人吃饭。但父亲依旧把大溜当成兄弟，都会喊大溜来吃饭。但是大溜很少来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数下手指头，我大概有6年未见到他，也未曾从父亲口中听到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娶了老婆，如果娶了，至少会知道父母亲送了礼，也至少会听到母亲如何描述他的老婆，但是我都没听到，这六年来也未曾听到。
也许他依旧在贯洞镇的某个角落，也许他的小黑屋翻了新，也许他找到了其他谋生的方法，也许我梦里还能再看到：我们这群小孩子和他打闹的画面。
现在我就读大二，我想等我毕业了，召集下童年的林业站的小伙伴，一起去探访他，看着他银白的头发，残缺的大牙，再笑嘻嘻地对他说“大溜，我们亚洲！”
大溜，不仅是我父亲的兄弟，也是我们这群孩子的童年里，回忆中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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