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
內容提要
“東向”外交是阿拉伯國家為適應國際體系轉型、國際能源結構調整，轉變外交方向以滿足國家發展需求的政策取向。拓展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合作關係、加強互補合作和實現外交平衡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內容。近年來，在轉型動力和改革壓力並存的背景下，阿拉伯國家紛紛推出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一方面，亞洲國家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以及在平衡美國地區影響方面的獨特作用為阿拉伯國家深化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合作提供了機遇；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的政權不安全感使其與亞洲國家的合作逐漸從傳統的低政治領域向安全領域適度拓展。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整體關係的提升，既是中國拓展周邊外交戰略空間、發展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現實需求，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與阿拉伯國家“東向”外交良性互動的結果。
關鍵詞
阿拉伯國家；“東向”外交；亞洲新興經濟體；中阿關係
包澄章，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
正文
圖片來源：Middle East Institute
進入21世紀以來，阿拉伯國家在外交上逐漸轉向印度、巴基斯坦、中國、韓國、日本等地理上位於阿拉伯世界以東的亞洲國家，這一政策轉向通常被學界稱為“東向”外交（Look-East Diplomacy）或“向東看”。阿拉伯國家對外政策取向經歷了從冷戰後的“向西看”到21世紀以來“向東看”的轉變，這既是阿拉伯國家受到西方國家疏遠和壓力的結果，也是亞洲新興國家崛起及其發展經驗對阿拉伯國家產生吸引力的表現。“東向”外交本質上是阿拉伯國家為適應國際體系轉型、國際能源結構調整，轉變外交方向以滿足國內發展需求的政策取向，拓展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合作關係、加強互補合作和實現外交平衡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內容。
一、阿拉伯國家實施“東向”外交的動因
阿拉伯國家自21世紀以來不同程度地加強了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的關係，其中尤以海合會國家尋求與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等亞洲主要能源消費國深化能源和經貿合作最為典型。“東向”外交本質上是阿拉伯國家受到國際體系轉型、國際能源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尋求拓展與亞洲主要經濟體合作、增加經濟互補性和實現外交平衡的政策轉向。
第一，世界權力結構變動與國際體系轉型推動阿拉伯國家通過發展與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關係，平衡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體系在行為體、體系結構和國際規則三個層面經歷了深刻轉變。在行為體層面，儘管民族國家仍是當前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行為體，“當今世界還遠未脫離國家體系，也遠未達到世界體系狀態”，但隨著國際組織、區域性組織乃至市民社會等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並日益成為國際事務的重要影響因素，“行為體多元化和主權原則鬆弛化在全球層面已經顯現”。在體系結構層面，冷戰後世界格局經歷了從兩極格局瓦解到“一超多強”格局形成，再到近年來充滿爭議的“兩超多強”格局初顯的轉變。中國崛起是21世紀世界中心轉移的核心動力，也是以物質力量的增長改變國際格局和權力分配結果。在國際規則層面，新興國家的崛起和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使得各自對國際規則的態度發生轉變。新興國家崛起後，對調整現行規則體系中不平等、不公正的權力分配的訴求日益上升。與此同時，處於實力相對衰弱階段的美國“無力繼續承擔世界霸主在單極世界中的財政重負，卻不能坐視其主導地位因新興國家的崛起而被削弱”。為實現以最小的物質投入來領導和治理世界，美國“更加倚重規則對國際秩序的塑造能力，通過調整運用國際規則的戰略目標和策略，繼續主導全球/地區規則網絡”。新加坡前常駐聯合國代表馬凱碩（K
ishore Mahbubani）指出，在過去2,000年中的1,800年，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直是中國和印度，近200年美國和西方對世界的主導只是“一段刻意製造的歷史時刻”（artificial moment of history），至2050年或更早，世界前三大經濟體將依次是中國、印度和美國；“中國和印度恢復它們的地位很正常”，屆時“所有的失常狀態（aberrations）都會自然而然地結束”……“當塵埃落定，中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印度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時，兩國將不再袖手旁觀、被動地接受美國為世界制定的每一條規則”。大國力量的消長推動世界格局的變化。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使全球經濟和戰略重心逐漸轉向亞太地區。新興經濟體在日益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參與全球經濟規則制定的意願不斷增強。21世紀的前十年間，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先後發動兩場戰爭，雖然戰爭本身並沒有導致美國實力明顯折損，但伴隨戰爭和美國強推“大中東民主計劃”而興起的地區反美力量尤其是極端主義勢力，卻成為日後牽制乃至耗損美國全球戰略資源的主要因素。至奧巴馬時期，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使其主導中東事務的意願和能力同時下降，併成為奧巴馬
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在中東實行戰略收縮的主要動因。美國試圖通過簽訂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改善與伊朗的關係和加快從中東“抽身”，卻加深了海灣阿拉伯國家對伊朗崛起的擔憂，這導致奧巴馬時期沙特、以色列兩個地區盟友與美國關係齟齬不斷。同一時期，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實力較21世紀初已實現大幅增長。海合會國家認為，伊朗擁核和地區軍備競賽可能會動搖海灣作為持續增長的經濟中心的地位，因此尋求中國幫助以重新塑造海灣地區在世界經濟中的戰略地位。中國的“一帶一路”途經海合會國家海上通道，這為雙方發展更深層次的關係提供了動力。第二，從國際能源結構來看，美國對中東能源需求整體下降、亞洲主要經濟體對能源需求日益增長、國際能源格局深刻調整，共同推動了阿拉伯能源生產國在開展對外合作時轉向中國、印度、日本等亞洲能源消費大國。
首先，美國能源自給率的提高導致其對中東能源需求持續下降。自2003年以來，美國從沙特進口的原油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其間曾出現過小幅回升，但伴隨頁岩油技術的進步，美國對中東能源依賴度的下降趨勢已難以發生根本性逆轉（見下表）。
美國從沙特原油進口量（單位：千桶）
近年來，受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和美國頁岩油開採等因素的影響，阿拉伯產油國尤其是海合會成員國的經濟持續放緩，財政狀況一度惡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6年海合會成員國的經濟增長率僅為1.7%，較2015年3.4%的增長率下降了一倍；海合會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超過1,530億美元，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高達21.3%，經常項目狀況惡化，總體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6.6%。
其次，經濟高速增長助推了亞洲主要經濟體對能源消費的巨大需求。從能源消費國的角度來看，2015年中國和印度的原油對外依存度分別為62%和79%，日本和韓國的原油對外依存度接近100%；中國和印度對中東的原油依存度分別為50.7%和58.3%，日本和韓國對中東的原油依存度高達86%和83%。從能源生產國的角度來看，阿拉伯主要能源生產國的油氣產品收入佔出口收入比重依次為伊拉克（99.8%）、利比亞（97.7%）、阿爾及利亞（96.7%）、科威特（94.2%）、蘇丹（90.9%）、卡塔爾（88.7%）、沙特（87.4%）、阿曼（82.5%）、阿聯酋（64.8%）、巴林（64.1%）。在國家經濟對能源出口的依賴度方面，伊拉克、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科威特和蘇丹屬於單一型能源出口國（90%以上）；卡塔爾、阿曼和沙特屬於極高依賴型能源出口國（80%～90%）；阿聯酋和巴林屬於高度依賴型能源出口國（60%～80%）。對經濟極易受到能源價格衝擊的阿拉伯能源生產國而言，確保國家穩定的能源出口收入是實現經濟正常運轉的前提，它們與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等亞洲能源消費國之間在經濟和貿易結構上的高度互補性，為互相之間開展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礎。
最後，21世紀以來，伴隨非中東地區石油探明儲量和產量的增加，全球石油供應板塊出現了中東、北美和拉美、中亞和俄羅斯、非洲等多箇中心。在中東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的背景下，全球能源供應格局的轉變為能源消費國實現原油進口多元化提供了新的選擇，這反過來加重了經濟結構單一的阿拉伯產油國能源出口的壓力，迫使其在外交上轉向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等亞洲能源消費大國。從數據上來看，在2018年世界原油進口量最多的五個國家中，亞洲國家佔了四席，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和韓國原油進口量的全球佔比依次為20.2%、13.8%、9.7%、6.8%和6.8%。國際能源供需格局的變動，使得以海合會國家為首的阿拉伯能源生產國意識到，只有與亞洲主要能源消費國開展長期且穩定的能源合作，才能確保其國內經濟的平穩運行，這為阿拉伯國家實施拓展與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關係的“東向”外交注入了動力。
二、阿拉伯國家轉型背景下“東向”外交的目標
在美國逐漸實現能源自給的背景下，海灣國家將能源出口重心從西方市場轉向亞洲新興市場。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等亞洲主要經濟體持續的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為海灣國家的能源出口提供了穩定的市場，致使海灣國家對亞洲市場的依賴日益增加。自“阿拉伯之春”以來，加快國家轉型、實現經濟增長、推進社會改革已成為多數阿拉伯國家解決發展困境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務。儘管多數阿拉伯國家都推出了國家轉型計劃或遠景規劃，但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深層次問題遠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腐敗蔓延、裙帶關係叢生、法治觀念缺失、經濟結構單一、工業基礎薄弱、青年失業率高企、
政府補貼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價值體系混亂等問題依然嚴重。與此同時，中東地區秩序變動引發的阿拉伯國家政權不安全感伴隨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進一步加劇。第一，阿拉伯國家的社會契約亟待更新和改革。世界銀行報告指出，中東國家自獨立以來一直實行由國家提供免費醫療和教育、糧食和燃油補貼以及公共部門職位的制度已經接近極限，這種被學者形容為“威權主義的討價還價”（authoritarian bargain）或社會契約存在的弊端日益凸顯，不僅對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共和制國家的政權造成嚴重衝擊，還引發了巴林、摩洛哥、約旦等君主制國家的民眾抗議浪潮。阿拉伯國家統治者依靠基於高額政府補貼收買民心、壓制民眾政治自由的社會契約來維持政權穩定，但其無法提供優質的教育、醫療服務和私營部門工作崗位的現實，反過來成為引發社會動盪的隱患。突尼斯、利比亞、埃及等阿拉伯威權政權的垮臺，並未從根本上實現民眾所要求的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甚至約旦、巴林、摩洛哥等相對穩定的阿拉伯君主制國家近年來也爆發了不同程度的民眾抗議活動。“阿拉伯之春”打破了阿拉伯國家“以國家向民眾提供高福利來換取民眾出讓政治權利”的舊社會契約，而新的社會契約尚未建立起來。因此，儘管表面上阿拉伯國家的貧困和不平等指標有所改善，結構性改革取得一定進展，但經濟結構性缺陷並未得到“根治”，高失業率、惡劣的生活條件和經濟機會的缺乏等問題仍引起了大部分阿拉伯國家民眾的憤怒和不滿。
第二，推動經濟多元化成為海灣產油國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近年來，國際油價持續低迷造成海灣產油國財政收入銳減，迫使海灣國家政府啟動了旨在實現經濟多元化的大規模經濟改革計劃。沙特和阿聯酋自2018年起開始徵收5%的增值稅，旨在實現政府財政收入的多元化，對沖過去幾年低油價對本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通過培育新的私營部門，進一步降低本國經濟對石油部門的依賴。在國際石油市場需求增加、歐佩克成員國聯手俄羅斯等國增加原油生產等因素的影響下，2018年海合會國家的石油生產剩餘產能得到充分釋放。油價上漲和石油增產帶來了充裕的流動資金，短期內緩和了海合會國家此前因低油價而受到衝擊的經濟形勢，同時也部分抑制了這些國家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動力。任何旨在促進私營部門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改革一旦遲滯，都可能會削弱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國的經濟多元化努力。
第三，阿拉伯地區資源匱乏國家的經濟挑戰日益嚴峻。儘管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的下跌使阿拉伯地區的資源匱乏型國家獲得了短期收益，但從長期看，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過去十年間，
埃及、摩洛哥、敘利亞、也門、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等資源匱乏國家的經濟只在基礎設施、衛生和初等教育、商品市場效率、技術準備和市場規模五個領域有所改善，這些國家的競爭力“在大部分時間都停滯不前”，尤其是在創新方面的表現“令人失望”。阿拉伯地區資源匱乏型國家的經濟挑戰除失業率高、收入分配不公、投資政策透明度低等傳統問題外，也深受中東地區局勢和海合會國家政策的影響。一方面，因地區戰亂造成的難民問題進一步加重了黎巴嫩、約旦等國力有限、經濟基礎脆弱國家的經濟壓力，加劇了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以約旦為例，自2018年初以來，該國政府多次上調燃料和生活物資價格，引發民怨，大批約旦民眾上街抗議政府治理不力。約旦境內的敘利亞難民因願意接受低薪資和長時間工作進一步擠佔了約旦人的就業機會，導致約旦民眾和境內難民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埃及、敘利亞 、也門、黎巴嫩、約旦等資源匱乏國家的民眾，都尋求去待遇更好的海合會國家務工或尋找發展機會，海外勞工匯入國內的僑匯成為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例如，在外打工的約旦勞工匯入本國的勞務儲蓄佔該國GDP的10.3%，其中近一半來自沙特。然而，海合會國家近年來因經濟結構調整而實行就業本土化和提高稅收的政策，對在這些國家務工的外籍勞工的就業機會和實際收入造成了負面影響，導致匯入原籍國的僑匯呈現下降趨勢。新舊問題的交織，進一步加重了阿拉伯地區資源匱乏國家的經濟壓力，為其國內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第四，人口結構年輕化加重阿拉伯國家經濟轉型與改革的壓力。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中東和中亞地區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中東國家需要實現7%的經濟增長率才能將人均收入提高至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水平，並在中期內將當前失業群體和新增勞動力吸收進勞動力市場。青年失業率持續高企已對地區國家的經濟轉型與改革構成重要挑戰，這不僅與地區人口結構的年輕化趨勢直接相關，還受到地區國家教育制度、經濟結構和傳統社會觀念等因素的影響。據2018年數據統計，當前中東地區人口年增長率達1.7%，高於世界1.3%的平均水平。2000年至2015年，整個中東地區的人口數量增加了1.21億。預計到2050年，中東地區人口規模將從2000年的3.38億增加至7.24億，其中24歲以下青少年人口將達2.71億，這表明地區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2017年，阿拉伯地區15歲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達22.2%，其中女青年失業率高達36.5%，這些數字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以海合會國家為代表的阿拉伯國家，經濟結構單一導致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公共部門、私營經濟發展滯後等問題，進一步阻礙了青年進入私營部門就業的渠道。更為關鍵的是，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教育體系仍採用以教師為中心的知識灌輸型教學方法以及過時的課程體系和教材，難以適應當前地區國家推行大規模經濟社會改革對勞動者就業技能和終身學習能力的要求，使得地區國家高校畢業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普遍存在。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阿拉伯國家教育系統為學習者提供的技能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不匹配，是導致地區國家青年失業率高的主要原因；從僱主的角度來看，青年就業者普遍缺乏創造力、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和人際溝通等關鍵技能，也是其失業的重要原因。此外，阿拉伯地區盛行的父權制社會導致的性別不平等，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阿拉伯女性獲得受教育的權利和就業機會。
第五，地區秩序變動加劇阿拉伯國家的政權不安全感。阿拉伯地區權力重心的“東移”和傳統威權政體的崩潰動搖了地區舊秩序的基礎，突出表現為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及其引發的國內政局動盪，導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傳統領導地位受到嚴重削弱，並助長了沙特、卡塔爾、阿聯酋等海灣國家爭奪阿拉伯世界領導權的野心。近年來，美國中東政策調整的負面效應、地區力量對比變化導致的權力格局變動、超國家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崛起挑戰國家政權和秩序規則、地區矛盾呈現多點併發態勢等，加速了地區舊秩序的解體。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後的數年間，一種地緣政治雙層博弈結構在中東地區逐漸形成，這在國際層面表現為美俄之間爭奪地區領導權的博弈，在地區層面則表現為從沙特和伊朗之間的博弈逐漸擴大為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之間對地區領導權的三方博弈。而美國對中東秩序的支配性主導地位同時受到來自俄羅斯和域內國家的挑戰和侵蝕。此外，阿拉伯地區整體生存環境的惡劣與治理體系的低效也使其極易受到政權不安全感的衝擊而陷入動盪，而地區秩序變動進一步放大了阿拉伯國家的政權不安全感，併成為
貫穿阿拉伯國家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主要影響因素。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在上述背景下，“東向”外交的目標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已不再是簡單的穩定能源出口和分享亞太地區經濟紅利。“阿拉伯之春”的經驗教訓表明，社會治理失當易使社會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進而影響國家的政權安全。在國家轉型過程中，提升國家綜合治理能力已成為阿拉伯國家實現政權穩定和社會安全的重要考量。阿拉伯國家對改革、發展與安全需求的整體上升，使得“東向”外交的戰略意圖出現了新變化，通過合作帶動國家整體轉型、平衡美國地區影響日益成為阿拉伯國家鞏固與亞洲主要經濟體關係的現實需求。
首先，亞洲國家可以提供一套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制度的改革和發展經驗。21世紀初，埃及學者馬哈茂德·阿卜杜·法蒂勒在對中國、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發展模式進行考察後指出，亞洲國家的發展經驗對阿拉伯國家的啟示在於，經濟和社會復興不僅是技術和物質進步的過程，更體現在制度安排、文化和價值觀體系、社會組織、個人和團體日常行為等方面。2004年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中東地區的改革一旦缺乏穩定和資源，改革的有效性就會大打折扣。阿拉伯世界必須同時“向東”和“向西”尋找有效改革的經驗，而亞洲地區表現出色的經濟體可向阿拉伯國家提供經濟增長和經濟韌性方面的經驗教訓。在安全與穩定、轉型與改革的多重壓力下，中東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國家正面臨“回不到過去，看不到未來”的迷茫狀態，亟需尋找替代性發展模式。從政治制度、經濟模式、價值觀念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形成的發展模式不同於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模式。約旦學者薩米爾·艾哈邁德指出，阿拉伯國家需要深入研究中國的崛起、借鑑中國的“非模式化”發展經驗，通過藉助未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擺脫外部世界長期以來對阿拉伯復興事業的阻礙。《阿拉伯人》雜誌主編蘇萊曼·阿斯卡里教授則認為，阿拉伯國家發展同亞洲國家關係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亞洲國家發展經驗的客觀比較和辯證研究並使阿拉伯社會從中受益的基礎之上。
其次，在重構地區秩序的過程中，阿拉伯國家已開始意識到亞洲國家在平衡美國地區影響方面的獨特作用。伊拉克戰爭後，伴隨地區反美力量的興起，很多阿拉伯國家與美國的關係一度惡化，這使其在對外合作上開始轉向亞洲國家。以沙特為例，無論是阿卜杜拉時期，還是薩勒曼時期，沙特國王在登基後的首次出訪都未將歐美大國作為訪問對象。2006年1月繼任王位僅半年的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在首次出訪時，將中國、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四個亞洲國家作為目的國，傑弗裡·格雷什（Geoffrey F. Gresh）將此訪視為沙特外交在21世紀的“戰略轉向”。2017年3月薩勒曼國王登基後首次出訪時，除俄羅斯外，依然選擇馬來西亞、印尼、文萊、日本和中國等亞洲國家作為訪問目的國。格爾德·納尼曼（Gerd Nonneman）將這種應對外部霸權、尋求與大國發展多元外交、增加國家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外交模式稱為“管理多重依賴”。與此同時，“阿拉伯之春”後，海灣阿拉伯君主國持續加強與歐亞和東亞地區新興國家的關係，開始適應中國在海灣地區的崛起。從這個意義上看，“東向”外交正使阿拉伯國家在重構地區秩序過程中引入新的外部變量，試圖通過發展與中國等亞洲主要經濟體的關係來平衡——並非取代——美國在地區的影響力。
最後，阿拉伯國家同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合作正從傳統的低政治領域向安全領域適度拓展。以沙特為例，近年來該國不斷展現出同亞洲國家加強防務關係的意願，2013年2月、2014年2月、2016年9月和2017年3月，沙特先後同韓國、印度、日本和中國簽訂防務協定，開始在軍售、安全培訓、反恐、去極端化等領域開展合作。這標誌著沙特同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合作正在從能源和經貿等傳統低政治領域向安全領域適度拓展。但需要指出的是，沙特的目標是在維持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存在和沙特與歐洲國家軍事關係的基礎上，使本國的對外安全合作呈現更高程度的多樣性，而非尋求替代美國作為其主要安全盟友的方案。對於亞洲國家而言，在海灣既定的區域安全框架內尋求能源的穩定供應，而非承擔改變地區安全架構的成本，更加符合亞洲國家的最佳利益。
三、“東向”外交背景下與提升中阿整體關係的戰略意義
從1998年阿拉伯國家聯盟首次倡議阿盟成員國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到1999年中國和埃及建立“面向21世紀的戰略合作關係”，再到2004年中阿合作論壇成立，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間的關係實現了整體提升。這既是阿拉伯國家努力擺脫對西方的依賴、尋求更加平衡外交的體現，也是中國國際地位上升和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結果。在阿拉伯國家“東向外交”的背景下，提升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整體關係的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致力於通過加強中東外交服務周邊外交戰略。中國中東外交的對象主要是西亞北非地區的23個國家，其中阿拉伯國家有19個。西亞與中國周邊的中亞在地理上直接相連，兩個地區同屬於伊斯蘭文化圈，具有宗教和文化的相似性，在信仰層面與中國西北地區聯繫密切。歷史上，中國和中亞、西亞之間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實現貿易往來和文明交流，中國古代的“西域”概念不僅在事實上主要指中亞和西亞地區，在觀念上也反映了中國周邊觀的整體性，“西域”在歷史上並沒有今天中亞、南亞、西亞等局部地區的區隔。中國中東外交的定位是“中國周邊戰略的延伸和大周邊戰略的組成部分”，中東國家實際上已被納入中國的大周邊戰略框架中，成為中國拓展周邊戰略的政治資源。2005年伊朗成為上合組織觀察員國、2012年土耳其成為上合組織對話夥伴國，都體現了中國將中東國家納入周邊視野、運籌周邊外交的戰略考量。阿拉伯國家是中東國家的主體，中國利用其“向東看”的政策轉向發展與阿拉伯國家的整體關係，有利於中國通過大周邊戰略資源的跨區域互動來運籌大國外交。
第二，伊斯蘭國家是未來世界格局變動的重要變量，阿拉伯國家是伊斯蘭世界的核心。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報告顯示，全球穆斯林人口將從2010年的16億增長至2050年的27.6億，佔全球人口的近三成（29.7%）；至207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將超過基督徒人口，全球超過六成（61.6%）的穆斯林將集中分佈在十個國家，即印度（3.1億）、巴基斯坦（2.7億）、印尼（2.6億）、尼日利亞（2.3億）、孟加拉（1.8億）、埃及（1.2億）、土耳其（8,932萬）、伊朗（8,619萬）和阿富汗（7,219萬），屆時印度將超過印尼成為全球穆斯林人口第一大國。伊斯蘭國家無疑將成為未來世界格局中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政治力量。“一帶一路”沿線的伊斯蘭國家 集中分佈在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北非地區。其中，作為伊斯蘭世界核心的西亞阿拉伯國家，位於“一帶”與“一路”的交匯地帶。阿拉伯世界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內部發展極不平衡的地區之一，阿拉伯國家可以成為中國實踐新發展觀、亞洲新安全觀、全球治理觀和文明觀的重要舞臺，也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推進未來世界格局重塑和國際體系轉型必須倚重的政治力量。
第三，阿拉伯國家所在的中東地區是中國牽制美國的重要戰略區域。“9·11”事件以來，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先後發動了兩場戰爭，在地區推行霸權政治，消耗了大量戰略資源，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21世紀前十年的戰略機遇期。“阿拉伯之春”發生後，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控制意願和控制能力逐漸下降，奧巴馬
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與伊朗緩和關係並促成伊朗核協議的達成，試圖將美國的戰略重心轉移至中國周邊地區。但2014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興起以及俄羅斯軍事介入敘利亞危機加大了美國從中東抽身的難度，美國逐漸陷入了與俄羅斯在中東冷戰化、陣營化的對抗態勢。特朗普政府採取的“美國優先”政策，在實踐中表現為依靠地區盟友在維護地區穩定和安全方面增加投入和承擔責任，其本質上仍是奧巴馬政府“離岸平衡”政策的延續。從美國中東政策的角度來看，“特朗普主義”的政策取向具體表現為：降低美國在中東的軍事風險，即在維護中東安全和反恐方面進一步收縮美國在地區的軍事力量；注重運用經濟槓桿來強化美國與地區盟友的經濟關係，打壓地區反美政權或敲打與美國意見不合的地區國家；在涉及地區政治和安全重大問題的政策制定上，漠視國際準則、全球輿論、外國政府的意見以及美國國內建制派的批評。從影響來看，特朗普 政府中東政策的負面效應不斷顯現，極大地加深了美國與阿拉伯世界關係的裂痕。中東地區的動盪局勢、美俄圍繞敘利亞問題的博弈、美國與地區國家關係的緊張，都對美國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戰略掣肘，這在事實上部分牽制了美國戰略轉移的步伐，同時也為中國提升與阿拉伯國家的整體關係提供了機遇。中國發展與阿拉伯國家的整體關係具有堅實的基礎，其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和價值觀三個層面。近年來中阿整體關係的深化，亦是“一帶一路”與阿拉伯國家“東向”外交良性互動的表現。
第一，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關係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間的整體關係經歷了從新型夥伴關係（2006年）到戰略合作關係（2010年），再到戰略伙伴關係（2018年）的整體提升，這符合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總體發展趨勢。阿拉伯國家是中國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先後與阿爾及利亞（2014年11月）、埃及（2014年12月）、沙特阿拉伯（2016年1月）和阿聯酋（2018年7月）四個阿拉伯國家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與卡塔爾（2014年11月）、蘇丹（2015年9月）、約旦（2015年9月）、伊拉克（2015年12月）、摩洛哥（2016年5月）、阿曼（2018年5月）和科威特（2018年7月）七個阿拉伯國家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戰略伙伴關係中的“戰略”一般是指“合作層次更高或者著眼點更高，雙方從整體上、全局上、核心利益和未來發展趨勢上都具有一致性”，在中阿關係上則表現為雙方在“推動中阿兩大民族復興形成更多交匯”方面具有共識。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給予中國堅定支持，使得雙方間的政治互信不斷加深，如阿拉伯國家2016年集體支持中國南海問題立場、2019年積極支持中國在涉疆問題上的立場等。
第二，中國和阿拉伯地區經濟互補性強、發展戰略契合度高。摩洛哥“經濟起飛計劃”和“2014～2020工業振興計劃發展戰略”、沙特“2030願景”、阿聯酋“2030工業發展戰略”、卡塔爾“2030國家願景”、巴林“2030經濟發展願景”、埃及“2030願景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威特“2035新科威特”、阿曼“2040願景”等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都致力於解決經濟結構單一、工業化發展滯後、青年失業率高等當前困擾阿拉伯國家的“治理赤字”。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轉型阿拉伯國家的發展戰略高度契合，中國的優勢產能與阿拉伯地區的人口和資源紅利互補性強。阿拉伯國家所在的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全球資本和產能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能源、鐵路、電信等眾多行業的中國企業大量進入中東市場並融入當地競爭。2018年7月發佈的《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合作共建“一帶一路”行動宣言》強調，共建“一帶一路”有利於消除隔閡、促進區域經濟融合，為實現發展、繁榮提供內生動力，並保障發展權這一基本人權，該行動宣言也是首箇中國與地區組織簽訂的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文件。“阿拉伯之春”後，阿拉伯地區對安全類公
共產品和發展類公共產品的剛性需求更加迫切，“一帶一路”確立的“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這對辯證關係，打破了傳統上西方將發展與安全二元對立 的思維定勢，將解決阿拉伯地區“發展缺位”和“治理赤字”作為實現地區普遍安全的重要前提。新時代的中國中東外交要求中國對中東問題的認識從過去強調“衝突和矛盾”轉向突出“治理和發展” 。第三，中阿文明和價值觀具有互通性。從文明體系的角度來看，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明體系和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核心的伊斯蘭文明體系，在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主導的世界文明體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和從屬地位，從而造成了文明有高低優劣之分的錯覺和成見。中阿合作論壇成立後，“中阿關係與文明對話研討會”成為論壇的常設機制之一。中華文明和阿拉伯伊斯蘭文明都是推動世界文明體系向平等和包容方向發展的重要動力。“中華文明與阿拉伯文明各成體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澱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視中道平和、忠恕寬容、自我約束等價值觀念。”中阿雙方“都不贊同文明優越論和文明衝突論”，而是主張文化多樣發展和文明交流互鑑。2016年中國
政府發佈的《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將文明和宗教交流作為中阿人文交流的首要內容，不僅提出“搭建雙多邊宗教交流平臺，倡導宗教和諧和寬容”，還開創性地提出要“探索去極端化領域合作，共同遏制極端主義滋生蔓延”，體現了中方對阿拉伯地區宗教與文明特性和當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深受“伊斯蘭恐懼症”“文明衝突論”和極端主義困擾等現實的深刻認識。從外交角度來看，中阿交往的價值觀基礎使得阿拉伯地區成為中國踐行大國外交理念的重要區域。中東變局以來，中東地區持續震盪，地區秩序嚴重失衡，大國在中東博弈異常激烈並逐漸陷入僵持狀態。經歷了數年動盪的阿拉伯地區，已從“阿拉伯之春”初期狂熱的街頭政治逐漸轉到解決民生問題、加快經濟發展、推進社會轉型、實現安全與穩定的正軌。2016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阿盟總部演講中強調“中東動盪，根源出在發展，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堅定了中國在中東“以發展促和平”的外交理念，明確了中國在中東地區建設和平、推動發展、助推工業化、支持穩定和促進民心交融的角色定位。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中方提出要“尊重每個國家的國情差異和自主選擇，堅持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域外力量應該多做勸和促談的事，為中東和平發展提供
正能量。要摒棄獨享安全、絕對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輸我贏、唯我獨尊，打造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架構”。正如《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合作共建“一帶一路”行動宣言》指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帶一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指導中國中東外交的同時，中國中東外交的實踐也在不斷豐富和檢驗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體系，阿拉伯地區正日益成為中國踐行大國外交理念的重要舞臺。四、結語
“東向”外交是阿拉伯國家適應國際體系轉型、國際能源結構調整轉變外交方向以滿足國內發展需求的政策轉向，主要表現為阿拉伯國家積極拓展與亞洲國家合作關係、加強互補合作以實現外交平衡。“阿拉伯之春”的發生打破了阿拉伯國家舊的社會契約，在轉型動力和改革壓力並存的背景下，深受“發展赤字”困擾的阿拉伯國家推出了一系列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而亞洲國家的改革與發展經驗和在平衡美國地區角色方面的獨特作用，為阿拉伯國家深化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合作提供了機遇，阿拉伯國家的政權不安全感也使其與亞洲國家的合作開始從傳統的低政治領域向安全領域適度拓展。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整體關係的提升，表現為雙方間日益增強的政治互信、合作需求和價值觀交流，這既是中國拓展周邊外交戰略、發展與伊斯蘭世界關係和部分牽制美國戰略轉移的現實需求，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與阿拉伯國家“東向”外交良性互動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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