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數十年間，由西方推動構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神話”，而它如今正面臨著缺失的危機。過去一年間，對西方主導人類文明演進時代行將終結的哀嘆在西方世界內部隨處可聞。法國總統馬克龍2019年8月27日在面向法國駐外使節發表演講時說：“我們正在看到西方霸權的終結。”
2020年2月10日，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召開併發布了《慕尼黑安全報告2020》，聚焦於“西方缺失”。報告指出，在過去，慕尼黑安全會議常被稱為“西方世界的家庭聚會”，但情況已不再如此。報告反映了西方對當下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判斷，暴露了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在這一巨大挑戰面前產生的焦慮與不安。“慕安會”歷來是協調西方政策的場所，但近年來焦點已轉移到西方內部的分裂。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西方，更重要的是，西方本身也可能變得不那麼西方。
西方世界的“西方缺失”
“西方”從來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概念，而是不同傳統的混合體，這些傳統的組合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使西方保持團結的原因很簡單：對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經濟，以及在國際機構中開展合作的承諾。而今，圍繞著西方這一概念內涵的爭議越來越大。作為一種相對有凝聚力的地緣政治結構，西方世界錨定了一種全球秩序的規範性模型，其中對人權、民主和法治的承諾是其核心，不過，我們現如今正在見證它的衰落。
這種衰落是多方面的。從冷戰後到現在，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經濟總體保持著緩慢但相對穩定的增長，與此同時，其他國家正在迎頭趕上。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89年到2018年，美國的GDP從5.64萬億美元增至20.49萬億美元，歐盟的增長曲線與美國相似。中國則從1989年的1.72萬億元增至2018年的90.03萬億元，並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當被問及哪個經濟體在世界上佔據領先位置時，2009年德國有36%的受訪者回答是歐盟，而到了2019年，這一比例縮減為14%；同時，2009年有28%的德國受訪者認為中國在世界上佔據經濟領先位置，到了2019年，這一比例提升到了53%。接受調查的其他歐洲國家，如法國，也呈現了相似的認知變化。
同時，“西方世界”正經受著某種“精神分裂”，這是由於西方世界中非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陣營的興起。對於這一群體來說，西方世界並不是由自由民主價值觀所界定的共同體，相反，它是一個由種族、文化或宗教準則界定的共同體。這一封閉性理解的支持者認為，今天的西方正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外來人”的威脅，這為實施他們認為合法的自衛措施鋪平了道路。其中的溫和派呼籲建立圍牆、重塑邊界、拒絕移民，以及反對政治正確和性別主流化，而西班牙民粹主義右翼政黨沃克斯（Vox）領導人哈維爾·奧爾特加·史密斯等則更為激進。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願意使用暴力來捍衛其對西方的理解。但如今，這一思潮已經出現在大多數西方政治體系中。在歐洲，匈牙利首相維克多·奧爾班稱自己為反對“自由歐洲”的先鋒；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宣稱：“未來並不屬於全球化主義者。未來屬於愛國者。”
相比之下，對於那些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界定西方的人來說，正是非自由主義的興起，以及民族主義的迴歸使西方處於危險之中。它們有可能侵蝕西方的根基，以及西方作為自由民主國家共同體的集體身份。從這個角度看，被稱為西方 “執行機構”的北約最危險的挑戰既不是其他大國的崛起，也不是鄰國的動盪，而是內部非自由主義的崛起和西方集體身份的不穩定。
多重挑戰動搖了西方世界對自由主義模式優越性的信任。對於許多公民而言，選舉變得毫無意義。儘管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的全球選民投票率相對穩定（從78％降至76％），但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降至66％。在歐洲，這一下降尤為明顯。廣泛的民主幻滅為非自由主義政治家提供了利用民眾尋求替代選擇之需求的機會。諸如“使美國再次變得偉大”之類的口號雖然具有誤導性，但非自由民粹主義者有一個清晰的信息，而這一信息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相比之下，捍衛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或多邊主義者卻沒有那麼響亮的口號。
世界層面的“西方缺失”
當代西方的危機不僅限於西方世界。可以說，它是影響當今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之一。隨著西方權力在影響國外事件發展上的侷限性變得越來越明顯，西方對“自由秩序建設”的支持也受到了破壞。當我們審視今天的衝突時，這一點尤其明顯。西方國家不再派軍隊直接參與戰鬥，而是“幫助”其他國家維護自己的安全，或通過提供防禦性武器以支持西方的代理人。正如普利策獎得主安妮·阿普爾鮑姆所說，西方世界內部所謂的“西方價值觀的危機”在外部具有“更血腥、更暴力的面孔”。可以肯定的是，後“9·11”時代“強加的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釀成了苦果。
近二十年來，國際社會在阿富汗花費了大量金錢，仍未實現可持續的和平。據境內遷徙監測中心統計，至2018年阿富汗境內已有260萬人因衝突失去家園，而在2010年這一數字為40萬。最近的事件突顯了伊拉克和整個地區的持續動盪，而該地區的“民主化”卻只是一場空想。馬里蘭大學國際與安全研究中心的一項伊朗民意調查顯示，只有4%的受訪民眾認為伊朗應該與歐洲談判，以達成一項新的協議。根據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的一項研究，與戰爭相關的“9·11”後戰爭支出總計為4.9萬億美元。
西方缺失不僅反映在衝突趨勢中，而且反映在國際機構的發展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參與了一些國際機構，這些機構是對西方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機構的補充，也是對它們的挑戰。可以肯定的是，從前代表性不足的國家和地區趕上來是公平的，西方可以積極支持非西方民主國家的候選人。同時，西方主要國家支持的減少意味著，作為自由主義國家秩序之核心支柱的許多國際制度正在困境中掙扎，包括聯合國。2019年10月，當193個成員國中只有129個繳納會費時，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警告說，如果成員國不立即繳納會費，聯合國將面臨業務中斷的情況。到2019年底，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46個。
最後，代表西方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北約與歐盟也正在困境中掙扎。對於它們而言，非自由主義在其成員國中的興起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對於歐盟而言，這是一個特別明顯的事實。因為作為一個法律共同體，歐盟需要其成員國實行健全的法治，但這也影響到北約的長期前景。（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瞭解更多” 獲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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