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圖”、“洛書”被中國大多傳統文化學者認為是中華文化之根。筆者認為：“河圖”、“洛書”有“周前河洛”與“兩宋河洛”之分。
《周易·繫辭上》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從伏羲時代到西周初年，每逢新的君王執政，就會有“河圖”與“洛書”的出現，說明在上古到夏商周時期，“河圖”、“洛書”與政權交接與執掌有關。
吳限認為：“河圖”是上古部落或部落聯盟到夏商周三朝時期，其政權統管區域的河道交通與行政區分圖，是上古君王對其執政空間認知的必備物件，也是執掌政權的明確象徵。在上古，乃至夏商周時期，由於生產力地下，人口較少，當時並沒有我們當前如此好的交通，也沒有春秋戰國時期的交通，當時的河道在上古就是交通道路，因為只有河道的相對穩定性，才不至於迷路。“伊洛河地”，是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交匯的最近區域，交匯處的距離大約在五至十公里，具體是在陝西省商洛市的商州區與洛南縣交匯的洛源鎮與大荊鎮附近。洛源鎮與大荊鎮一帶是當時古華夏部落時期的交通樞紐中心，從而也成為政治會盟中心。自伏羲始，經炎帝、黃帝、顓頊、嚳、堯、舜、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等，在持續了將近五千年的時間裡，陝西商洛地區成為上古各時期的君王召集其管轄區域小首領的行政會盟處，在這裡他們將活動區域內的主要河流與行政區分繪在鱷魚（河馬）皮上，是為“河圖”，也成為大君王和小首領們獲得政權的象徵。“河圖”主要解決了“管轄區域有多大的問題”，近似當代的國家行政與交通地圖。
吳限認為：“洛書”是上古部落或部落聯盟長的分區行政印綬和政治治理大法，分區行政印綬是各流域部落長執掌政權的證明，最高級別的行政印綬就如後來的國家玉璽，而政治治理大法就如現當代的國家憲法。總之，“洛書”是解決“如何治理管轄區域的問題”。“洛書”之“洛”字解為“各”與“水”，即各條主要河流，即各部落長的活動區域；“洪範”之“洪”字解為“共”與“水”，即統轄區域內的所有河流，引申為政治同盟區域。“洛書”與“洪範”均是指各流域的部落長在政治會盟時共同通過的政治治理大法，包括：部落或流域分界、天文與曆法的統一、地文與物產的認知、君臣與君民的關係規則、祭祀與占卜的規定、各流域區的交通與交易、部落間的合作與分工等內容。在商末周初時，商朝貴族箕子給周王所獻的“洪範”就是最後一部“洛書”。
吳限把以黑白點排列“一”至“十”數的關係圖式叫做“南北宋河圖洛書”，簡稱為“兩宋河洛”。唐末北宋初的陳摶吸收漢唐九宮圖與五行生成數，創“龍圖”；北宋劉牧將陳摶“龍圖”發展為“河圖”與“洛書”兩種圖式，其中“九宮圖”為“河圖”，“五行生成圖”為“洛書”；南宋蔡元定則將劉牧的河圖、洛書圖式顛倒；南宋朱熹對蔡元定的河洛圖式大力推崇下，成為後世大多河洛學者認定的圖式。
“河洛之爭”，是中國古代理論界對“兩宋河洛”是否為“周前河洛”傳承的爭論。其中的“疑古派”有北宋的歐陽修、元代的錢義方、明代的劉濂、清初的黃宗羲、清代的胡渭、近代的顧頡剛等，他們認為“兩宋河洛”與“周前河洛”無傳承關聯。在“肯定派”中又有“圖九書十”與“圖十書九”之爭，肯定“圖九書十”的有北宋劉牧、兩宋朱震、南宋朱元升、南宋薛季宣等；肯定“圖十書九”的有南宋朱熹和蔡元定等。
吳限認為：“兩宋河圖洛書”與“周前河圖洛書”無直接關聯與傳承。有的學者把濮陽西水坡的形意墓葬（距今6500年）、安徽含山龜腹玉片（距今5000年）、新疆阿斯塔納墓裡的伏羲女媧絹圖等考古文化與河洛圖式聯繫在一起，筆者認為此間沒有必然的關聯。
但是，自“兩宋河洛”圖式出現後，在其統攝下，中華傳統文化如八卦、五行、陰陽等文化系統開始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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