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被中国大多传统文化学者认为是中华文化之根。笔者认为：“河图”、“洛书”有“周前河洛”与“两宋河洛”之分。
《周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从伏羲时代到西周初年，每逢新的君王执政，就会有“河图”与“洛书”的出现，说明在上古到夏商周时期，“河图”、“洛书”与政权交接与执掌有关。
吴限认为：“河图”是上古部落或部落联盟到夏商周三朝时期，其政权统管区域的河道交通与行政区分图，是上古君王对其执政空间认知的必备物件，也是执掌政权的明确象征。在上古，乃至夏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地下，人口较少，当时并没有我们当前如此好的交通，也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交通，当时的河道在上古就是交通道路，因为只有河道的相对稳定性，才不至于迷路。“伊洛河地”，是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交汇的最近区域，交汇处的距离大约在五至十公里，具体是在陕西省商洛市的商州区与洛南县交汇的洛源镇与大荆镇附近。洛源镇与大荆镇一带是当时古华夏部落时期的交通枢纽中心，从而也成为政治会盟中心。自伏羲始，经炎帝、黄帝、颛顼、喾、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在持续了将近五千年的时间里，陕西商洛地区成为上古各时期的君王召集其管辖区域小首领的行政会盟处，在这里他们将活动区域内的主要河流与行政区分绘在鳄鱼（河马）皮上，是为“河图”，也成为大君王和小首领们获得政权的象征。“河图”主要解决了“管辖区域有多大的问题”，近似当代的国家行政与交通地图。
吴限认为：“洛书”是上古部落或部落联盟长的分区行政印绶和政治治理大法，分区行政印绶是各流域部落长执掌政权的证明，最高级别的行政印绶就如后来的国家玉玺，而政治治理大法就如现当代的国家宪法。总之，“洛书”是解决“如何治理管辖区域的问题”。“洛书”之“洛”字解为“各”与“水”，即各条主要河流，即各部落长的活动区域；“洪范”之“洪”字解为“共”与“水”，即统辖区域内的所有河流，引申为政治同盟区域。“洛书”与“洪范”均是指各流域的部落长在政治会盟时共同通过的政治治理大法，包括：部落或流域分界、天文与历法的统一、地文与物产的认知、君臣与君民的关系规则、祭祀与占卜的规定、各流域区的交通与交易、部落间的合作与分工等内容。在商末周初时，商朝贵族箕子给周王所献的“洪范”就是最后一部“洛书”。
吴限把以黑白点排列“一”至“十”数的关系图式叫做“南北宋河图洛书”，简称为“两宋河洛”。唐末北宋初的陈抟吸收汉唐九宫图与五行生成数，创“龙图”；北宋刘牧将陈抟“龙图”发展为“河图”与“洛书”两种图式，其中“九宫图”为“河图”，“五行生成图”为“洛书”；南宋蔡元定则将刘牧的河图、洛书图式颠倒；南宋朱熹对蔡元定的河洛图式大力推崇下，成为后世大多河洛学者认定的图式。
“河洛之争”，是中国古代理论界对“两宋河洛”是否为“周前河洛”传承的争论。其中的“疑古派”有北宋的欧阳修、元代的钱义方、明代的刘濂、清初的黄宗羲、清代的胡渭、近代的顾颉刚等，他们认为“两宋河洛”与“周前河洛”无传承关联。在“肯定派”中又有“图九书十”与“图十书九”之争，肯定“图九书十”的有北宋刘牧、两宋朱震、南宋朱元升、南宋薛季宣等；肯定“图十书九”的有南宋朱熹和蔡元定等。
吴限认为：“两宋河图洛书”与“周前河图洛书”无直接关联与传承。有的学者把濮阳西水坡的形意墓葬（距今6500年）、安徽含山龟腹玉片（距今5000年）、新疆阿斯塔纳墓里的伏羲女娲绢图等考古文化与河洛图式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此间没有必然的关联。
但是，自“两宋河洛”图式出现后，在其统摄下，中华传统文化如八卦、五行、阴阳等文化系统开始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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