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夫難妻》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劇情片，各類影史研究都把這部電影歸入經典行列，褒揚之詞頗多。可根據諸多史料來看，這部電影實屬一部爛片無疑，影史研究有誇大之嫌。
1913年9月一張巨幅廣告在上海新新舞臺大門前貼出，內容如下：
“9月29日、30日、10月1日，夜場，8時開門，9時開幕，試映我國自己攝製的社會諷刺劇電影《難夫難妻》，不可不一飽眼福。”
與此同時，《難夫難妻》導演鄭正秋也在上海《申報》登廣告如下：
“亞細亞影戲公司厚資聘請新民社諸君扮演的中國家庭新劇《難夫難妻》，無不惟妙惟肖，盡善盡美，目睹該戲必定拍手叫絕，此由中國演劇攝製影片，均為海上破天荒之第一次也。”
從這兩則廣告來看，當時的國人是把這部片子看作是中國第一部電影。後來電影研究者更願意把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的《定軍山》作為中國第一部電影來看，但由於《定軍山》這部片子只是單純地將傳統京戲記錄下來，全片並無導演、編劇執導，所以更像是隨手拍攝的一個小視頻，能不能把它列入到電影行列有待爭議。而《難夫難妻》則是有導演、編劇，也有演員調度、有劇情，還正式放映，相比於《定軍山》，其實更像是一部電影。
如今談起這部電影時，很多影史研究人員對這部片子的評價多是對“買賣婚姻”的抨擊，褒揚之詞居多。可惜的是，這部片子現在已經遺失，無從考起。
事實上，個人對《難夫難妻》的實際價值到底有多大，保持懷疑。其原因有二，一來是中國電影剛開始發展，技巧並不成熟；其次，這部電影是由多人指導，意見多有不和，把電影搞得十分混亂，成了一出鬧劇。若要理清《難夫難妻》的爛片本質，我們不妨先從影片籌備談起。
電影拍攝時各方勢力的介入
《難夫難妻》的誕生之際，正是西方話劇剛剛傳入中國，那時還叫做文明戲或者新劇。相比於傳統戲劇考驗的唱功、臺步、規矩，新劇門檻極低，幾乎所有人都可摩拳擦掌上臺表演一番，再加上對白簡練直接，一時受到大眾追捧。
而《難夫難妻》的導演之一張石川素來對戲劇感興趣，又看到新劇背後的商機，遂同舅父合辦了新劇劇社“鳴社”。當時美國人依什爾的亞細亞公司有意拍攝一部中國電影，而張石川和舅父一直在美國公司底下工作，依什爾聽說張石川此人對戲劇頗有研究，又懂英語，所以把拍片任務交給了張石川。與此同時，鄭正秋此時在戲劇界威望頗高，他的劇評和劇本受到極大的市場認可。張石川籌拍電影之時，立刻想到了鄭正秋，便邀請其協助自己創作。於是，《難夫難妻》的班底成立。
講這段歷史原因是想表明這部電影的誕生其實有三方的干預，張石川與其舅父、亞細亞公司老闆依什爾以及劇作家鄭正秋。這三方勢力對於這部電影拍攝的要求並不一樣。張石川一方期望能夠讓電影具有娛樂性，即有賣點，能夠起到迎合大眾的效果；依什爾因為掏錢投資，他對電影的期望在於回收率一定要大；鄭正秋此人對戲劇的要求素來是要有社會意義，教化大眾，影響社會。那麼這部電影拍攝過程中，這三方的參與感有多少，或可通過以下事實窺見端倪。
電影攝製的異常混亂
鄭正秋在籌備電影拍攝時，首先想到的題材是新劇經典《黑籍冤魂》。這部戲講述的是一個鴉片吸食者敗盡家產的故事。由於鄭正秋的父親是靠開土棧（買賣鴉片）發家，而鄭正秋本人同樣開過一段時間土棧，也有過吸食鴉片的歷史，所以對這種體裁他本人有切身體會的敏感。只是將劇本上報給亞細亞影戲公司後，老闆依什爾對劇本並不滿意，認為這種電影少有人看，回收率不高，並揚言如果要拍攝此片，他一分錢也不會投。於是，《黑籍冤魂》擱淺。
鄭正秋第二個想到的劇目是自己家鄉的婚姻舊俗，這也是《難夫難妻》的本源。依什爾聽了鄭正秋對這部片子的描述，知道這是一部婚姻鬧劇，頗有好感，於是乎，拍片工作就此展開。
拍片的責任安排，根據張石川后來回憶如下：
“我和正秋所擔任的工作，商量下來，是由他指揮演員的表情動作，由我指揮攝影機位置的變化。”“那時卻還無所謂‘導演’的名目。”“導演的技巧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攝影機的地位擺好了，就吩咐演員在鏡頭前面做戲，各種的表情和動作，連續不斷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膠片拍完為止。”
鄭正秋負責劇本和演員調度，依什爾負責拿著攝影機，而張石川稱自己負責電影鏡頭設計。可這部片子根本沒有什麼鏡頭轉換。機器放在那裡，然後讓演員表演，膠捲耗完了，就拍完了。以此可見，整部片子的拍攝相當於鄭正秋一人完成。說白了，張石川和依什爾就是在現場打個醬油。
那麼，拍攝現場的狀況又是如何？當時的鳴社演員錢化佛回憶如下：
“民國二年的秋天開始拍攝，規定每天早晨八時起化妝，九時拍攝。化妝也只是脂粉，沒有其他東西。還有道具、服裝，完全由民鳴社劇團搬來應用，以省開支。佈景簡陋極了，牆壁當然是模板搭的，壁上的衣鉤咧，自鳴鐘咧，都是畫出來的。甚至有些新式桌椅，租價太大，便託紙紮店扎束。外景十有八九在郊區一帶拍攝，所費不多……。”
據說其中有場戲是關於兩個僕人互相打鬥，因為天色漸晚，這場戲便接在了第二天繼續拍。可誰知道，第二天穿衣服時，兩個僕人換了衣服穿並未察覺，拍完之後一看才發現，兩個僕人正打鬥時忽然飛一般的換了衣服。從這個細節可以知道，當時現場的雜亂無章。
導演本身的毫無經驗、電影佈景的荒腔走板再加上演員全是來自於新劇的表演者（他們的表演誇張自然不用多說），可以見得，這部電影的成型有多混亂。事實上，還不止於此。根據電影拍攝的後來走向，鄭正秋似乎並沒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拍攝，依什爾對電影評頭論足，張石川更佔著自己導演名頭的優勢，各種參與指導（或許是搗蛋），儘可能讓電影充滿娛樂色彩。鄭正秋後來說自己拍攝這部電影，意在“改良家庭”，可這樣的意願似乎並沒有在電影最後成型時達成。那麼，電影拍成後的內容到底講了什麼？是否是鄭正秋想要看到的樣子？
電影故事的真實面貌
電影本身的遺失對於中國電影史來說是一大遺憾，可也因為遺失，電影故事本身有了很大的討論空間。各類影史研究中對這部電影肯定之詞頗多，畢竟是中國第一部劇情片，它的意義巨大，肯定這部電影某種意義上來說，算是政治正確。
具體故事內容，根據《中國電影史》記載如下：
“影片是以鄭正秋的家鄉潮州的封建買賣婚姻習俗為題材的。故事‘從媒人的撮合起，經過種種繁文縟節，直到把互不相識的一對男女送入洞房為止’。”
這段話中我們似乎可以提煉出，電影全片是在敘述新人從相親開始到送入洞房結束的婚禮景象。
可1914年的《新劇雜誌》對劇情的介紹並沒有這樣簡單。這篇文章由一個筆名為瘦月的作者發表，它的敘述如下：
“此戲系甲乙兩富紳，結朱陳之好。花燭之夕，賀者盈門。婚禮訖，送入洞房。禮人傳袋，偶一不慎，夫妻交僕。既婚後半年，新郎以賭錢遇翻戲大負，夫婦因之起釁，搗毀物件，並各傷頭足。僕人報告甲乙二翁，於是閤家齊至，在途拉拉扯扯，頗有可觀。及抵新房，左右圍坐，新郎新娘，其時惡感已息，彼此賠禮，其事遂寢。”
這段敘述中我們可以提煉出這樣的故事，婚禮過程在整部戲的佔比重不多，真正的重點在於夫妻二人“起釁”到“惡感已息”，也就是說故事其實在講述夫婦這一家子是如何重歸於好的。這點頗符合鄭正秋本人說的”改良家庭“之意，至於《中國電影史》中提到的對封建買賣婚姻的批判，在電影中似乎並不明顯。而且再加上本片重在表現夫妻二人拉扯的搞笑場面，這點符合張石川娛樂至上的電影風格，或許正是因為張石川這樣的側重點，讓本欲“教化大眾”的鄭正秋心生不滿。
如果說《新劇雜誌》的這篇文章還不足以推倒《中國電影史》的論述，那麼鄭正秋在當時的《新世界》雜誌中的論述才是真正的現身說法。具體內容如下：
“看到燈下新嫁娘，深夜待夫歸處，亦各未免有情。看到新郎君嫖院，各幫閒抬轎處，又各若有所感觸，見偷牌換牌後，和出之一副大牌，計中風一碰，白板一碰，發財四隻，一筒兩隻，東風三隻，議論大起。竟有一番多少，兩番多少，三番多少，四番多少，五番多少，為之屈指計算者。看到夫妻相罵相打，郎傷女足，反氣惱為憐愛；女傷郎頭，亦反氣惱為憐愛。相吵鬧者反而為相溫存體貼處，更各大為之動。看到雙方父母，為子女各興問罪之師，狹路相逢，打成一片。及至子女房中，一場禍事，早已燭滅香消，帶累局外人，亦各為之難為情。咄嗟之間，言歸於好處，尤各若有領悟。”
而對於這部戲的主題意義，鄭正秋這樣說道，“雖非大部戲，宗旨亦在改良家庭。”可見，此戲重點並不在於買賣婚姻這一主題，當然，也未達到鄭正秋的預期價值。
鄭正秋的憤然離開
鄭正秋有沒有完成電影，這點很多人認為他把電影拍完了之後才和張石川分道揚鑣。可我認為，鄭正秋在拍攝電影中途便憤然離開了劇組。因為根據《難夫難妻》後面的故事內容，完全是一場夫妻鬧劇，這並不符合鄭正秋的意志，顯然是依什爾和張石川所為。
鄭正秋因為意見不合，離開之後，獨自創辦了“新民社”，以實現自己的藝術價值。中國第一代導演鄭正秋和張石川的爭鬥也從此開啟。鄭正秋吸收了上海優秀的演員和編劇，“新民社”的表演劇目大受歡迎，還因為人數太多、場地不夠，兩次轉移戲院。而張石川為了對抗鄭正秋，成立了“民鳴社”，利用其強大的資本背景，對新民社進行挖角、劇本抄襲以及票價攻勢等，最終吞併新民社，當然，這是後話。關於張石川對鄭正秋長達近一年多的壓迫和鬥爭，會另開一篇文章，這裡不做贅述。
綜合來看，《難夫難妻》的創作不能保證導演獨立，多方勢力干預和討論，讓劇情顯得混亂無度；導演本身的經驗不足，鏡頭只是單調地擺在那裡，顯然可觀性不高；佈景簡陋之至，甚至有些道具只是畫在牆上；演員都是新劇表演者，表演必然是幼稚誇張的；服裝道具亂擺亂放，前後劇情不搭。這樣的一部片子無論是從故事本身還是電影技巧，都是非常低劣的，不能不說是一部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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