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与塔里木大学

创建于1958年秋，座落在新疆南部塔里木河畔的军垦新城阿拉尔市的塔里木大学（原名塔里木农垦大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现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10个学院，面向全国招生，有各类在校学生1万多名的综合性高等学府。

鲜为人知的是，塔里木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凝聚着王震的大量心血。

1949年夏，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之时，王震就开始着手率部进军新疆的一切准备工作，对新疆各方面情况都作过了解，他对塔里木这片神秘而诱人的土地尤感兴趣，并曾多次向他人介绍说：“塔里木有两个英国之大，有3个陕西之阔，比当年垦荒的南泥湾要大几百倍。”新疆和平解放后，1950年春，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后改为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代理司令员）的王震，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率领驻疆部队广大指战员在天山南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开始之前，他就详细了解了有关塔里木的自然环境、土壤结构、植物生长、水利资源等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还派出工程队，对位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阿克苏地区进行了全面勘察。他决心在这条“古丝绸之路”上大办农场，建一条通往内地的绿色走廊，让“古丝绸之路”重焕异彩。

当王震离开新疆，调任国家农垦部部长后，在百忙中依然时刻惦记着塔里木的开发工作。1957年国庆节期间，他召集兵团农一师的领导赴京，汇报对塔里木的勘察规划，并亲自主持召开农垦部党组会议，认真审查了塔里木开发规划蓝图。然后，农垦部作出了“关于开发塔里木、向沙漠进军”的决定，由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塔里木开发会战的序幕。

塔里木开发大会战伊始，王震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意识到，塔里木屯垦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当时全国各地普遍缺乏专业人才和管理干部的形势下，如果仅靠国家从内地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中调配，显然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为此，他想出一个就地取材、就近培养的办法，建议由兵团农一师在阿拉尔垦区筹办一所农业大学。遵照这一指示，农一师经过反复论证，并报经农垦部、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批准同意后，于1958年10月15日正式创办大学，当时取名叫“塔里木河农业大学”。校长由老红军、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兼任，校党委书记由农一师政治部主任兼任。

建校之初，塔里木河农业大学各方面的条件可谓简陋之至，更谈不上规模。其教学基础设施仅有几顶帐篷、6个地窝子、5间土平房和已开垦出的500亩耕地，以及师生们在边学习边建校中制作的一些简易课桌；其教学和管理骨干，就是当年王震在挥师挺进新疆前，亲自前往陕西武功从西北农学院招收的上百名学生兵中的一部分；学校仅办有农业经济、农学、水利、农机、会计统计5个班；首批370名学员来自农一师各单位选送的基层干部、转业军人和劳动积极分子，学生实行半耕半读。

“我来当名誉校长

作为农垦部部长，王震虽然身在北京，日理万机，却时刻关心着兵团事业的发展。在“文革”以前，他曾先后6次来到新疆，视察兵团的各项工作，其中仅塔里木垦区他就去了4次，每一次他都要不辞辛苦地深入到塔里木河农业大学视察调研，现场解决实际问题。

塔里木河农业大学创办才一年，就招致了各种非议，诸如“既无教学楼，又无教授，能叫大学吗？”等等，一时间人心浮动，师生们原有的热情降至冰点。1960年2月，兵团断然下令将其更名为“兵团第一农业学校”，大学改成了中专。

3月的一天，王震在新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买买提明·伊敏诺夫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等的陪同下，首次深入塔里木河农业大学视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王三简要地汇报了建校以来的情况后，急切地说：“王部长，最近有人议论，我们这所大学不正规、条件差，要让下马，兵团已下令将学校改成中专了。”

王震一听十分恼火：“又有人出来反冒进啦，这个学校没有办错嘛。”他转向陶峙岳和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季龙说：“这个学校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支持！回到兵团后，还要把我的话转告张仲瀚。我说这所大学办得好，今天这里办了一所农业大学，将来这里还要办别的什么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远点，没有大学，没有科研机构，塔里木怎么发展呢？至于说不正规，可以慢慢正规起来，条件差，有农垦部支持你们。北京有个农垦干校，那里的教师、设备都可以支援你们，你们不仅不能下马，还要扩大招生，要到内地去招生。”

王三又恳切地汇报说：“王部长，一所大学要有一个有声望的人来当校长，而我们的资历和声望都不够。”

王震笑着说：“这个问题好办，林海清当校长，我来当名誉校长。”当听到王三诉说“学校遭到冷遇，经费又毫无来源”时，他当即表态：“我兼任你们学校的校长，我帮你们解决困难，回到北京，我要向总理、向总司令报告这件事。”r>王震的话音刚落，师生们便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当林海清和王三代表全校师生请王震为学校题写校名时，他立即说：“‘农业’两字有局限性，你这个学校不能只培养农业技术人才，还要培养其他方面的人才。”为此他建议将“农业”改成“农垦”，并挥毫写下了“塔里木农垦大学”（以下简称“塔农大”）7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放下笔，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农垦事业是综合性的事业，应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同时‘农垦’两个字，也意味着要艰苦奋斗嘛。”

随后，王震来到校园四周，饶有兴致地察看了师生们开垦的试验田和建造的校舍，高兴地称赞说：“当年在延安，抗大的学生进校先挖窑洞，你们的学生进校先盖土房，这就是延安精神。我们的办学宗旨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校，学生半耕半读，教师也要半耕半教。”
晚饭时，王震坚决谢绝了校方安排人员单独为他做饭的好意，直奔学生食堂，和师生们围在一起，一边就着咸菜吃玉米面发糕，一边亲切地与师生们交谈着。校领导介绍说：“现在粮食定量低，不够吃，这是一种高产馍。”王震严肃地说：“什么高产馍，不过是多加些水，这是自己骗自己。我们要有志气，要实事求是，把生产搞好，叫大家吃饱肚子，才能学好科学，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还一再勉励师生，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大家多开荒，多种地，学校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王震一席话就像和煦的春风，温暖着大家的心田，更加坚定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据在塔里木大学挂职副校长并整理校史的孙庆桥博士介绍，1960年，王震将军第一次来到新建起的塔里木河农业大学，他直奔学生食堂。当时的学校副校长王三让首长到旁边安排的地方休息，安排人员单独做饭。王震听后不同意，就地蹲在了地上，和学生们围在一起，啃起窝窝头吃起咸菜，并现场听取师生们意见，研究大学发展的问题。

三点意见三点要求

当时的王三副校长告诉王震部长，学校办学条件很艰苦，缺教师、设备、实验室，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人们对大学能不能办下去信心不足。王震听后振振有词地表明了三点意见：一是塔里木河农业大学就要办，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二是应建综合性大学，不能只开农业专业；三是这个学校办学条件这么艰苦，从现在起，划归农垦部管，并回去向总理汇报。

终身任大学校

王震在大学听取汇报时，听说当时学校有人摆老资格，不买时任校领导的帐。便当场宣布，自己还有一些资历，就任大学的校长，农一师师长林海清任大学第一副校长，时任学校负责人的王三任第二副校长。从此，王震一直挂著该校校长的头衔，并先后5次来学校调查研究和看望师生，最长的一次是王震向总理申请休病假来到学校，一呆就是半个月。记者近日到塔里木大学采访时，看到王震1960年到塔里木河农业大学检查工作时，亲笔题写的「塔里木农垦大学」七个大字清晰可见，并已成为这所大学光辉历史的见证。

输送两万毕业

为完成王震校长当年提出的办综合性大学的宿愿，2004年经国家和兵团同意，塔里木农垦大学正式更名为「塔里木大学」。学校根据新疆、兵团及市场发展的需要，调整学科设置，先后建起了植物科技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农业工程学院、文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目前校园面积达2,500亩，教职工近千人，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教师128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210人，来自新疆、湖南、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区10,000余人的各类学生在校就读。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院校，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部队在王震司令员的指挥与率领下，解放了西北农学院。为全面解放大西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西进，同时欢迎西北农学院学生随军参加工作团。进军新疆前，王震司令员曾亲自前往陕西武功（今杨陵）张家岗，在西北农学院招收了101名学生入伍并随军进新疆。历经锻炼和考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新疆地区科研、教学和党政管理岗位的领导和骨干。这里介绍的原塔里木农垦大学首任副校长王三校友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为母校赢得了荣誉，母校也因他们而自豪。
——编者

创办农垦大学

随着塔里木的开发，国营农场一个又一个地建成，对科学技术的期盼就越来越迫切。为此，农一师党委决定在塔里木河畔的阿拉尔，创建一所塔里木河农业大学，为整个垦区培养造就大批农业科技人才。我于1959年3月由二团团长被调到该校任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当时的农一师师长老红军林海清同志兼校长）。当时学校才诞生五个多月，校舍只是散落着的几排帐蓬、地窝子和五幢土平房。由农一师师直干部队开出了五百多亩土地并种子部分农作物。一切都需白手起家，百事待举。当时学校仅有学员三百余人，大部分是从军垦农场调来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少部分是从河南支边进疆的农村青年。学员的政治素质虽然很好，但文化程度和科学水平却不高。根据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按学员的不同经历和文化水平分别编班，既补文化课，又学专业课。当时师生的生活相当艰苦，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窑子，吃的是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教学条件也非常简陋，连个像样的教室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实验仪器了。夏天就以大地为课堂，坐在树荫下讲课和讨论。冬天就在自建的干打垒教室里，把报废的汽油桶改为大火炉，燃烧着从开荒工地上带回的朽木枯枝，将寒风冷气挡于门外，就在这样温暖如春的小天地里向文化和科学进军。尽管如此，师生的精神状态却非常好，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积极肯干，奋发向上。就在这开学的头一年，全体师生艰苦创业，不仅在文化科学的学习上取得了好成绩，生产上也结出了丰硕之果，在小面积试验田里，创造了小麦亩产七百五十六斤，籽棉亩产一千三百六十五斤，玉米亩产一千四百余斤的高产纪录。

正当农大师生用汗水和脑汁在新垦处女地上浇培这朵教育新花时，社会上却刮起了一阵对这些自力更生的新型大学的冷潮热讽。说什么“既无高楼，又无教授，能叫大学吗？”凭什么叫大学？是年纪大，还是个子大？”等等。这些也确实影响了部分师生的健康情绪。但是那些从农村里来，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却都是非常热爱这所新型大学的。来自社会上的，来自上级的种种非议、指责，接踵而至，一时间师生中思想比较混乱，我们学校的几个领导同志左右为难之时，1960年3月，当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同志（后来的国家副主席）视察塔里木，来到了学校。我向王部长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舆论，王部长听了以后，以亲切而坚定的语言，肯定了开垦塔里木两年来的成绩，并对我强调说，你这个学校方向是正确的，这个学校没有办错，要藐视暂时的困难，发扬南泥湾精神，勇往直前。校名定为塔里木农垦大学。“农业”二字有局限性，你这个学校不能只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因为农垦事业是个综合性的事业，要培养农垦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人才。农垦这两个字，就意味着艰苦奋斗嘛 ！又说：我兼任你们的第一校长，林海清兼第二校长，你王三是副校长，一定要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王部长兼校长，不是挂名的，他经常给学校写信指示工作，并亲自过问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及实习安排等。此外，还经常把我叫到北京去向他当面汇报，并多次接见指示工作。他每次来垦区视察，都一定要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指导，我也就成了部长家的常客了。全校师生员工都为部长对学校的高度关怀而精神振奋。我们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王部长的指示，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和“抗大”传统，在戈壁荒滩上教书育人，边学习，边工作，边劳动建校，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农垦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面手新型人才，他们都早已成为垦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学校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难地发展起来了，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受到了农业部、农垦部的表彰。在王部长的建议下，1966年7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了塔里木农垦大学，撰写了《今日抗大》一文，刊登于1966年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学校因此而誉遍全国。《人民画报》、《光明日报》、《新疆日报》也都图文并茂地整版进行了宣传，我也应《北京周报》英文版的特邀，撰文向国外作了报道。我通过这一段工作过程，系统地总结出了一套“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办学经验，撰写并发表了论文。

正当这株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冒出来的新花茁壮成长的时候，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来到了，闹剧愈演愈烈，愈演愈奇，这所对开垦塔里木做过巨大贡献的新型大学于1969年5月被迫解散了。我也被打成了“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在此期间，曾遭受残酷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心致残，家属孩子受到株连。虽然后来全部平反了，但身心伤痛一时难以泯灭

早在1958年，为了开发塔里木，王震就决定采用延安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在塔里木办一所农垦大学，以便就地培养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人才。大学建起来之后，1962年，由于经济困难，兵团一度曾想把它调整下马，改为塔里木学校。这时，正好王震“二进塔里木”视察，来到了塔农大。他一听说这件事就火了，马上对随行的兵团领导说：塔农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支持。讲完之后，王震还是放心不下，生怕他走了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于是，他在塔农大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师生大会上说：“别人不承认，我承认，我兼任你们的校长，我来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全校师长员工听到这里，激动的热烈鼓掌。会后，王震亲笔题写了“塔里木农垦大学”的校牌，并亲自批准拨款解决农大购买图书和教学设备的资金困难，挽救了这所大学。至1993年，塔里木农垦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近6000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并有多人攻读了国内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1991年，王震已经83岁高龄。他最后一次来到了塔里木。兵团领导向他汇报说目前兵团已有57万多人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阿克苏、喀什、和田、库尔勒等地，驻屯3个农业师和一个管理局、54个农牧场；在塔里木周边已开出数百万亩农田，并在已开垦的农田上建起了许多国家级的粮棉基地。听到这里，王震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这次视察中，王震还在兵团领导的陪同下乘飞机察看了塔里木石油探区。在飞机舱里，王震禁不住激动的心情，手持望远镜，一遍又一遍地俯瞰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的壮观景象。在石油基地库尔勒，有关的负责同志向王震汇报的勘探开发的工作情况：近2万名职工正在盆地的北部和中部开展一场新的石油会战，到21世纪，我们祖国一个新的大型石油基地将在这里出现。王震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深有感慨地说：历史上有许多外国探险家来过塔里木，但都没有把地球上我们祖国的这块宝地搞清楚。现在你们找到了大油田，说明中国工人阶级了不起！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开发，对全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将有力地带动和促进新疆民族经济的迅速繁荣和发展。王震立志开发塔里木，繁荣边疆经济的美好愿望，经过他和所有军垦战士的共同奋斗，终于在他的晚年实现了。

屯垦大业后继有人

如何防止历代农垦常见的半途而废现象，改变“一代而终”的历史，这是经常萦回在王震脑海中的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代屯垦之所以不能长期保持，之所以“一代而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们不能扎根根边疆。他们的家、他们的父母亲人都在内地。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关心，更不可能解决他们在边疆的安家问题。这样一来，随着岁数的增长，必然想家心切，也就根本谈不上扎根在戈壁荒原上从事屯田生产了。

王震进疆之后，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他的部下多来自湘、鄂、赣等省，这些省份与新疆相比，在气候及生活习惯诸方面均有很大差别。与此同时，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部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超过结婚年龄，却很少有人成家，甚至连一批中年干部和老战士都还没有成家。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王震的内心非常焦虑。我们的战士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南征北战，立下了战功。但是，也正是由于战争等客观因素，造成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成家。作为领导，如果对战士们的终身大事漠不关心，怎么对得起他们？又怎能他们扎根边疆呢？妥善地解决广大战士和一部分干部的婚姻问题，帮助他们在边疆安家立业，已成为燃眉之急。

王震不仅关心跟随自己进疆的子弟兵，对起义部队的官兵也一视同仁。1950年1月，王震出席第22兵团驻焉耆第27师的欢迎大会，在发言中，他首先对大家谈起大生产的意义，说：我们的手要把大枪挂起来，要用镐来生产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问大家：“你们没有讨老婆的请举手。”当他看到大多数人都举了手时，便接着说：“等我们在这里搞生产，搞上三五年之后，连士兵一起都要回家。你们可以拍一张照片先寄回家去，让你们家中的亲朋给你介绍一个爱人，接到新疆来。你们接家眷来新疆的，由公家负责旅费。”

短短几句话，把大家的心里说得暖融融的。司令员把这批起义官兵许久以来憋在心里想说、想问，却羞于张口的话和问题，全都说了出来，全都解答了。

王震向中央和内地省份发出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支持。首先是湖南和山东两省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从1950年起，先有湖南青干校、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广西分校的女生，山东的青年妇女、女兵、女学生进疆，随后又有江苏、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又一批女青年进疆，加入屯垦部队的行列。这样，部队的性别比例很快发生了变化。以湖南为例。1950年，王震曾写信给湖南的党政领导人黄克诚、王首道，并委派军区副司令员熊晃为团长，到湖南招收女兵。从1950年到1952年共招收女兵七千余人，被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她们满怀革命豪情，从山清水秀的家乡，来到荒凉的西部边陲。在恶劣的自然气候下，她们同男兵一样战天斗地，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她们同样是兵团屯垦事业的开拓者。几十年来，这些女兵们有的当拖拉机手，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农民，有的当工人，战斗在兵团的各条战线，为兵团各项事业发展，为培养和教育兵团的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各地妇女成批进疆的同时，王震还要求各级干部，让那些在内地有家属、亲属的官兵给家里写信，动员她们来新疆，并由部队报销路费。王震说到做到，而且一抓到底，通过各种途径和多种措施，逐步缓解了屯垦部队官兵的婚姻难题。至1954年，当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的女姓比例已经增长到约占全体人员的40%，基本上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1960年9月，王震离开新疆多年以后，第一次来疆视察时，仍不忘老军垦的婚姻问题。见到熟悉的老战士，他首先关心的还是他们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当王震了解到，不仅老军垦们大部分已圆满成家，而且，这支屯垦大军中的第二代也已成长起来，“一代而终”的历史在新中国的战士面前已成为过去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不仅第二代，连第三代农垦战士也成长起来了。今后还会有第四代、第五代……,每当新的一代请那些跟随王震进疆的老军垦战士们回顾创业时的艰难岁月，回顾他们“献了青春南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女孙”的壮举时，老军垦们首先提到的，却都是王震司令员如何关心他们的动人往事。

调离新疆以后，王震仍一如既往、深情地关心着这批老同志。1962年7月，王震回到新疆视察时，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职工很辛苦，有不少同志跟随我们南征北战，立过功，现在要想法设法让他们生活得好一些，要给他们一些自留地，可分给每个职工2亩地，允许他们喂猪、喂鸡、种菜、栽树，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大家默默地听着，有人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当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大部分人对于自留地、自留畜这类敏感话题，远避之犹为不及，而王震为了在遭到自然灾害的困难条件下保护住这批老同志，却甘愿冒此风险。

“文革”结束以后，1981年1月，王震再次来到新疆，又对各级领导干部谈到：“在新疆汉族中有不少老同志，一兵团的，以及起义部队的。解放初期20多岁。现在也50多岁了。老同志们在新疆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保卫祖国西部边陲的安全。老兵有老兵的作用，老兵的作用是新兵办不到的。你们看过《空城计》那出戏吗？诸葛亮在城头上弹琴，一座空城，城门口只有几个老兵把守，解决了大问题。”说到这里，王震笑了：“当然老兵有时候也发几句牢骚，说几句怪话，比如《空城计》里的老兵就说：‘丞相老糊涂了！’凡属好人，老兵讲了几句怪话，不要追究，一定要爱护老兵。“

这年8月中旬，邓小平由王震陪同前来新疆考察。当时在“文革”中被取消的建设兵团体制还没有恢复。邓小平铙有兴致地听取了各方对恢复兵团的意见，了解当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垦区看望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红军、老八路。他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讲，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在新疆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我向大家问好，你们辛苦了！邓小平在新疆多次讲话都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需要恢复，给予广大军垦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王震与广大官兵同甘苦、共患难建立起来的友情，使这支云集了内地各省子弟的部队充满了无往而不胜的战斗力，成为不穿军装、不拿军晌、永不退役的部队。他们不仅斗志昂扬地在荒凉的边疆艰苦创业，而且义不反顾地扎下根来，为改写“一代而终”的历史，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边疆，谱写了新的不朽篇章。

为了培养青年一代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事业，也为了使新疆的屯垦大业后继有人，王震很早就在考虑，应当动员一批城市青年到新疆去，使他们在祖国边疆的广阔天地锻炼成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王震与上海市商定，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垦区，作为长期安置上海青年学生的基地。1962年动员了近千名青年学生来到了新疆；1963年19700人；1964年31000人。至1964年底，总计有51000多名上海青年来到了新疆。这些青年来到新疆以后，采取服兵役的形式，组成了生产连队，过着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生活，实行供给制。他们以进行农业劳动为主，也有部分人参加工业生产。1964年，王震就上海青年到新疆塔里木垦区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在汇报中谈到：“生产建设兵团既是农场、又是工厂，既是军营，又是学校，这些青年既是农业工人，又是产业工人，既是士兵，又是学生。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使他们生长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劳动大军。”

大批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为生产建设兵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新疆的屯垦事业后继有人，不断发展；同时，这批青年也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受到了磨练，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有许多人至今还战斗在兵团各级领导岗位上，为了新疆的建设，为了农垦大业，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王震对新疆建设兵团的爱护。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兵团的经济不断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生产建设兵团已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现有总人口220万，其中职工90多万，辖有11个师和3个农场管理局、172个农牧团场、725个独立核算的工交建商企业。兵团有独立的垦区区域，有自成体系的公、检、法、司、监机构和武警部队，有独立的教育体系，办有各种类型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专、技校、中小学校，还有社会功能较为齐全的城镇建设、科研、卫生机构等。在万古荒原上兴建的5个新城镇、17个团场部，像一串串明珠镶嵌在新疆大地。这样的规模和成就已经成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历代屯垦活动所望尘莫及的。它开发戈壁荒漠为片片绿洲，改造和优化了西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它崛起的座座新城和小镇，改善和完善了商贸流通和资本积累；它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流和创办的众多学校，促进了新疆的人口结构和整体素质的提升；它创建的众多科研机构和拥有众多的科研人才，提高了区域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促进了地区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

1991年，王震最后一次回到新疆。8月24日下午，在与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座谈的时候，他十分动情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8月24日，王震特意穿上了维吾尔族传统的服装，戴上维吾尔族的花帽，像一位慈祥的维族老人，与向他送行的同志一一道别。在机舱门口，王震久久地挥动着手臂向人们致意。临别时，他慢慢地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向新疆大地，向各族人民和广大兵团的战士、向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依依惜别。
王震在新疆创立的业绩将永远与天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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