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毛澤東主席會見（“斯里蘭卡”古稱）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1959年，班達拉奈克總理遇刺身亡。其妻承夫志，班達拉奈剋夫人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總理，其女庫馬拉通加成為斯里蘭卡第一位民選女總統。
斯里蘭卡是印度洋上一顆明珠，素有“和平綠洲”之稱。不幸的是，1971年秋天這裡爆發了一場“格瓦拉叛亂”。有少數極端分子想模仿古巴的切·格瓦拉，搞城市游擊戰。當然，這與古巴的切·格瓦拉只是表面相似，內涵並不相同。
班達拉奈剋夫人領導的政府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當局宣佈戒嚴，不能隨便走動，給每個大使館發了三個通行證。可不巧的是，在宣佈戒嚴的當天早晨我們得到消息，中國的信使上午就要到科倫坡，大使館要派人去確保信使和文件等的安全——人在文件在，文件在人在。
那時我是研究室主任，平常都是辦公室的人去接信使，那天馬大使特別指定由我來接。一是因為我在機場有很多朋友，二是因為我會當地的僧伽羅語，溝通起來比較方便。我到了機場後，機場的人員都非常友好，信使很快就接到了。
第一關順利通過。我們稍感寬慰，但絲毫不敢掉以輕心，立即開車返回使館。行車不過半公里的時候，突然有一隊全副武裝的陸軍士兵從公路兩側跳到我們的汽車前方，在強令我們立即停車的同時，他們還迅速散開，從四面把我們包圍起來。頓時，12支衝鋒槍槍口對準我們，氣氛十分緊張。
我生平第一次遇到這樣的險情，也確實有點害怕。我們是手無寸鐵啊！後來又想，他們這樣做可能正表明他們自己很緊張，不一定敢隨便開槍。
信使的文件是絕對不能被檢查的。如果讓他們檢查就是我們的失職，但不讓他們檢查他們就可能會開槍。司機很有經驗地把窗子開一點點小縫，這樣他們進不來，而我跟他們的軍官又能夠互相通話。
在實行戒嚴的早些時候，法國和日本兩國的外交官在掏通行證時，斯里蘭卡軍人誤以為他們要掏槍，於是向兩國的外交官開了槍。有了前車之鑑，我跟那個軍官說：“你是不是要看證件？我把我的證件給你看，不僅是外交官證，還有政府發給我的通行證。”
他給了口令，於是我掏出證件。看完以後他說：“不行，我還要檢查。”我說：“這兩個證件是你們政府發的，我是外交官，而且我是中國外交官。”軍官一聽，馬上說：“你是中國外交官呀？那行，走吧！”
一場虛驚後，信使順利地接回來了。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凌晨，我國一艘萬噸級貨船臨時停靠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港。在那樣一個環境下巨輪停泊是個大問題。這時斯里蘭卡商貿部長奉命要求緊急會見中國大使，稱貨船上載有運往非洲的武器，斯政府“因鎮壓叛亂急需”，請求中國方面割愛把這批武器轉讓給他們先用。
說實話，由於沒有接到通知，我們對這艘船上有沒有武器也不清楚。於是馬大使跟斯里蘭卡當局說：“你們是不是稍給我一點時間，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解，搞清楚是有還是沒有，是怎麼回事，然後答覆你們。”斯里蘭卡當局同意並希望我們處理得越快越好。
大使讓我連夜把情況搞清楚。我馬不停蹄地到了港口，找到指揮部，請他們為我辦登船手續。一個工作人員跟我說：“登船沒有問題，你要上什麼船？”我跟他說了船號，結果他說這艘船25分鐘之前就已經離開科倫坡港口了。
一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馬上放了下來，船走了就沒事了。我馬上給斯里蘭卡的海軍司令部打電話，讓他們幫忙印證這條船是不是真走了、什麼時候走的。因為萬一船沒有走，那就是一個大的外交問題了。海軍司令部告訴我這艘船確實已經離開。
我趕緊給大使打電話。大使也鬆了一口氣，答覆斯里蘭卡當局說：“實在愛莫能助，我們去了解情況，還沒上船，船已經被放走了。”這個事情就算解決了。
1996年，王嵎生應斯里蘭卡總統庫馬拉通加邀請訪問斯里蘭卡
說實話，當時班夫人也很為難，因為“格瓦拉叛亂”屬於組派叛亂，個別當時的蘇聯陣營國家也有很大的嫌疑參與叛亂，還有人懷疑說“中國的右派”也參與其中。那時從香港等地寄到中國大使館來的各種信件，他們都會長時間檢查，新華社的記者也被檢查。
這個時候周總理在北京會見了斯里蘭卡駐華大使。周總理跟他說：“班夫人很聰明，她這種做法是明智之舉。她檢查以後發現中國根本沒事，懷疑者的嘴不就封上了嗎？”周總理的外交立意很高，這個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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