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来自知乎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提问者疑惑：一般来说，充分竞争有利于提高整体和个人的水平。那么，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理应产生更优秀的人才、更优秀的理念，这也将有助于整个社会和国家变得繁荣发达。按照这个逻辑，儒家文化圈（中日韩为主的亚洲地区）可以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远远胜过欧美，可是为什么欧美反而更加发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
具体来说，儒家文化鼓励勤奋，社会的竞争意识强烈。高考就是一个小的缩影。小孩一出生就被严厉教导，要比人家更努力更勤奋，方有出头之日。教育方式多惩戒，少鼓励。读书不外乎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使命感强。文化氛围比较压抑而沉默，喜怒不形于色。经济上，国家也是主要以廉价劳动力立足和发展，中低端产业占多数。
而西方国家（主要参照美国）的整个社会文化显得更加乐观和豁达，西方人富有幽默感，善于沟通和表达。小孩的成长环境更加宽松，教育上也是多鼓励和赞美，不允许体罚，不鼓励挫折教育。尤其是，还有专门保护小孩成长和教育的法律，一旦家长不称职，法律还会剥夺父母的监护权。西方文化的竞争意识不如东亚强烈，但我们知道，西方人却很有创造力，整个国家在文化、艺术、经济和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居世界前列。
一个竞争激烈的国家（比如中日韩），比不上一个文化宽松的国家（比如美德英法和北欧）？为什么？
第十经济观察室从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想的联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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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财富创造四要素：
资本（货币、设备）；
资源和工业原料（石油、铁矿、谷物...）；
土地（制造场所、交通状况）
劳动（劳工素质和劳动时间）。
韩国、日本的人均资源和工业原料是极度匮乏的，这导致他们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入更多资本和劳动，利润还没有欧美多；更可怕的是，由于日韩作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国，这不多的利润，还被华尔街拿走一大部分。
为了相同的GDP，只能投入更多劳动，能不累吗？
为了提高劳动这个财富要素，一方面要增多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劳工素质；而在人口高密度的日韩，教育资源有限，只好内卷-竞争残酷化，遴选出高素质的劳动，或者把你逼成高素质的劳动。
这是日韩的情况，中国比较类似，但人均资源上比日韩好一点。
2
儒家文化能最终成为中日韩的主流，是它更适合农耕社会的统治和稳定。
人生而有欲，贫者愿贵，贵者愿更贵，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完全顺从本性，那就必然是争夺无度，以至演化成暴力和战争，但如果完全压制本性，则会演化成更大的暴力。
所以，一个国家，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文化制度，都是为了调和：人的无限欲望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
一般都用两招。
一招是努力增加财富，另一招是调和人对财富的渴望，用道德和法律限制人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获取。
而在土地肥沃，但技术、交通严重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农村：以孝道、宗亲为代表的仁爱文化，可以让一个家庭或宗亲成为一个小型协作组织，男耕女织，充分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
因为技术不发达，所以家庭为单位的协作组织足够支撑生产；因为交通不发达，人员流动不变，仁爱孝道，可以让宗亲内部之间对财富的争夺烈度下降，更加有序，有效率的组织生产。
同时孝道伦理再和君父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君权神授、中央集权的天然法统;你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你爸爸，非常有利于大一统和中央集权。
同时，孝道仁爱文化也让人只关心私德，不关心公德，只关心小家庭，不关心大阶级；
只仁爱（爱父母，爱兄弟，爱宗亲...），不博爱（不爱同是穷人的长工弟兄们，不爱邻村受苦受难的异姓人...），甚至为了仁爱（光宗耀祖，人上人），要把博爱们（对所有人都爱）全部压下去。
这就让基层对财富的争夺欲，从阶级矛盾转移到底层人自己的内卷，变为家庭和家庭，宗族和宗族之间的战争，但却打着光宗耀祖，奋斗成为状元宰相的牌坊，并拿出科举大法，给出向上层跃迁的少数名额，让这个牌坊显得名正言顺。
这就大大减轻了精英层统治的压力，让精英阶层的财富和权力得以保全，社会也超级稳定，这样的儒家，皇帝和官僚都大大的喜欢，也确实起到了社会稳定，江山一统的积极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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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为什么在近现代落后了？
因为在农耕时代，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分工，一个家庭至多一个宗族足够.
而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到来，商品的生产需要越来越复杂的分红：
17世纪的明朝苏州织造厂，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丝绸和棉布订单，由来自两湖的棉花、江浙的缫丝，在近十万人的分工协作下，经过二十几道复杂工序制成，然后运到宁波港交货。
十万织工，已经远非家庭和宗亲文化可以维系，更何况这还只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
而随着上百万、千万工人的出现，就需要一套文化，去增强彼此的认同感，以有利于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也需要一个组织和制度，为这个阶层争夺财富和利益，这就是博爱文化（对工人阶级一视同仁，不因姓氏和宗族有所区别）和工会组织出现的经济基础，在这之上，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
当然了，数量庞大的资本阶级也需要用自己的商业组织-企业和工厂摧毁农业家庭和宗族，建立全新的经济权力体系，自己充当领导者，于是也诞生了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商业道德＆法律..，甚至建立了目前全球最多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以孝道和宗亲为纽带，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很大一部分不再适合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制度：
对财富和经济的控制、分配权要让位给资本家。
仁爱为名的私德主流价值观，要让位于公德（法律、公共规则、商业道德、职业道德...）；
只爱家人的仁爱要让位于平等-自由-博爱。
孝道最后也被被责任与义务替代。
总之，是以家庭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让位于以谋取财富为目的阶级组织、商业组织以及更复杂的兴趣、职业等个性组织。
而由于中国农耕经济太过于发达，儒家文化独霸华夏至少1000年，保守势力太过强大，导致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缓慢，又加上蒙古和满清多次的打断进程，导致当我们还在农耕经济时代缓慢前行时，欧洲已经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
至于欧洲能够诞生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得益于它一直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农耕经济又不甚发达，一部分人为了生计，寄希望于海外拓殖和抢劫，一不小心，点开了工业革命的科技树，甩开了我们，谁也无法预料。
PS：欧洲工业革命诞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具备非常大的偶然性，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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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儒家文化圈竞争残酷，却远不如西方发达？
经过前面的论述，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一：我们没有先发优势，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时，我们还在考四书五经。
数百年的积累，让欧美的人均资本、人均科技和知识（劳工素质）、人均土地以及人均资源和工业原料全方位领先我们，你靠着残酷竞争和996，只是改变了劳动这一个财富要素，且从数据上，并未超过欧美，所以你凭什么比欧美发达。
才赶了70年，就让达到别人400-500年的领先优势，有点太心急了。
慢慢的，我们的人均资本和人均知识和科技会赶上来。
第二：儒家的残酷竞争和内卷，是封建农耕经济的文化思想，并不天然适合工业时代，有利有弊。
重视教育和勤奋，这是有利的；但不懂分工协作，只爱家庭，不爱阶层的整体利益，不尊重中下阶层的人，甚至都不尊重自己，是极大的弊端。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给予技工和工程师这些中低端职位以极大的尊重和薪资待遇，而我们目前对这些人，无论是尊崇度还是薪资待遇，都远远不够。
第三：残酷竞争放到企业之间才能促进科技和经济的进步，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竞争，特别是一个企业之内，需要的是分工协作，创造最多的财富和最高的生产效率。
残酷竞争是可以提高一定的国民素质和造就一批中高级人才，但过犹不及，太过残酷，就会迎来日本的佛系文化和少子国情，且如果残酷竞争，竞争的是权位和财富，而不是科技和知识，那么会适得其反，竞争出一些没什么进步意义的东西。
更何况，伟大的科学者和重大理论突破，都不是靠残酷竞争得来的。
第四：残酷竞争过于惨烈，会导致社会过于功利化，一切以变现为目标，那么一些开创性的、基础性的科技创新，就会无人问津，导致一国，只有应用科技，没有基础科学。
要知道工业革命前的一些重大科学理论创新，都是务虚和凭借兴趣，创造出来的。
牛顿为了证明上帝是如何控制宇宙运行的，改进了力学，自创了微积分，开拓出了伟大的牛顿三大定律；亚当斯密基于对道德和财富的研究兴趣，撰写出资本圣经《国富论》，而这两样，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位，都不是残酷竞争出来的。
最后总结下:首先，中日韩的工业化成就并不是儒家文化带来的，至少不是明清时代的儒家文化，否则就没必要新文化运动，没必要明治维新，大动干戈，用暴力和鲜血去涤除儒家文化的大量糟粕。
其次，必须要承认的是，工业化成就，和学习苏联，美国的制度有很大关系，包括工业体系建设，教育，市场经济以及商业文化等等。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孕育出过适合工商业的思想，如墨家的分工与兼爱(博爱)，如名家的哲科思维，如荀子的经济人(欲望和礼制)...，只是由于过于超前，不太适合中国大一统农耕经济，逐渐被遗弃。
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思想，我们要相信，新时代下，我们在融合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之长，诞生新的文化。
但这个新文化，一定不是儒家文化，它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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