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淮网收藏栏目 马清彦 銮翠翠讯）昨晚（3月3日）在整理《纽约时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一篇报道，标题为：Interior of China welcomes change: Provincial towns react fast to western ideas-gains in many fields（中国内地欢迎变革：省会城市迅速应对西方文化影响，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发展）.作者是Henry Lieberman。这篇报道之所以吸引我的注意，其一是标题中的“内陆城市与西方文化”，其二是作者。美国南方长老会徐州站牧师彭永恩曾在日记中提到他与Henry Lieberman 之间的来往。而这篇新闻中也的确有他对彭永恩的采访。那么，借助这个话题，我们不妨来谈一谈1946年的徐州，也就是日本投降撤出中国，国共内战尚未开启前的徐州城市文化建设吧。
上图：《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版面，1946年12月6日，发自徐州的消息（中间）
首先，Lieberman将徐州称为“省城”应该是基于在“日伪政权”时期，徐州曾经是“淮海省”的省会，省长郝鹏举。
上图：《淮海省公报》1944，郝鹏举 玉照
说到淮海省，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944年，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汪伪政权曾设立伪淮海省，省会在徐州。只是这个诞生于日本侵华背景下的伪省份仅仅存在1年半左右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事实上，提议建立以徐州为省会的省份提议早已有之。影响力最大、时间最早要说到张謇。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
1905年，张謇呼吁在徐州建立行省。张謇认为，徐州控淮海之襟喉，自古就是兵家必至之地地，是沿海进入内地、南方与北方连接的关键之地。同时，从当时中国实业救国的时代背景出发，他主张徐州建立行省的理由归纳如下。第一，海运大通道、即将开通的津浦铁路、漕运等是徐州发展的交通基础；其次，有鉴于徐州及周边地区民风强悍，因此组织“万人简而练之”就可以成为维持当地治安的武装力量。而徐州地区的农牧业、现代工业（包括玻璃产业，即耀徐玻璃，利国铁矿，贾汪煤矿）等也具有较好的基础。第三，徐州水利湖泊资源丰富，这里既有骆马湖、微山湖，也是沂水、泗水、沭水等水系流经地带。第四，徐州拥有较好的教育文化资源，形成了师范学校、各层次基础教育体系，分布在徐州和各县区。最后，张謇还从当时西方列强（主要是德国）对山东主权掠夺谈到徐州市江南与山东和华北地区的安全屏障，管理和控制好淮海地区就是对江南利益的有力保护等。
上图：关于“徐州建行省议”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彼时的张謇因为在徐州地区有一定的商业布局，他的呼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他能够进一步布局他的商业网络。
随着津浦、陇海铁路的相继贯通，后续也有多人提出徐州建行省之建议，张謇的提议在1935年前后再次被纳入公众视野。但最终因为苏鲁豫皖各省大员的反对而最终不得成型。
上图：徐州火车站（津浦线）1928（上），1940年（下）
上图：徐州北站（陇海线）1940年左右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各大新闻机构、金融机构等都在徐州设立办事机构。
上图：出处《陇海铁路旅行指南》第三期，1935年
至1935年前后，银行等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国民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河南农工银行、平市官钱局等。
此后，陆续又有一些金融机构在徐州设立办事机构或分行。
上图：徐州交通银行 1936
上图：徐州亿中银行 1948
那么，《纽约时报》的这篇关于徐州城市文化的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且听我来一一为您介绍。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到：与中国的沿海大城市相比，西方文化和技术对徐州、开封这样的原本封闭落后的内地省会城市产生的影响和产生的变化更加明显。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与西方接轨较早，且发展较好，这自不用说。但是中国内地农村地区依然顽强地抵制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省会城市则不然，它们对外来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给予积极响应。
作者写道，徐州是一座拥有340，000人口的城市，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交汇处。夜幕降临时，城市主干道上的中国武装部队俱乐部霓虹灯闪烁，街道上身着白色衣袖的交通警察穿梭在各色人群来往的街道上。在人群中，我听到一位自信心爆棚的飞行员说，“别想把我束缚住”，远处一家商铺使用刺耳的大喇叭公然播放着京剧唱腔。一个小男孩用中国人的方式问候我，“你还好吧，小家伙？”他竖起右手大拇指，说到，“Hello, Joe."
上图：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览室，1931年
徐州地区因为长期是天主教和美国南方长老会传教重镇，且他们在这里都建有教会学校，因此，英语对于徐州而言并不陌生。很多人不仅会说英语，还是说法语和拉丁语。徐州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文化传统。记得曾经读到《同行月刊》刊登消息：中华书局认为徐州地区战略地位突出，商贸发展空间巨大，但没有大型书店，遂决定在徐州设立巨大书店。
那么，1946年的徐州城市还有哪些现代特征呢？《纽约时报》刊发的报道给出了如下一些分析：
第一，虽然日本占领徐州给这里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是，日本为了谋求对徐州的长期控制而修建的公路、大楼、城市周边的机场等客观上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走进邮政代办所，这里的能够操持中英文双语的经理遭到了训斥，因为他违反规定，他不能在48小时内就将信息发布给《纽约时报》。
上图：徐州城市街道景象（日占时期）
第二，徐州城现在有三家医院，19所初中，200所小学，一所大学。虽然由于战争等原因，这里的物资相对奇缺，通货膨胀，但是有钱人依然拥有较多的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学生给教会学校缴纳谷物就可以抵消学费。
第三，“市府议员”开始进入徐州政治生活中。但是这些议员大都虚情假意的对普通人施以“善意”，他们实质上依然是那些有钱人和官僚的同伙人。比如，Lieberman曾经采访了一位名为邵国志（音译：Shao Kuo-chi)的人，此人是当时徐州政府秘书。他家中拥有330亩良田，当然，这也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收租也是他家庭收入的一大来源。
第四，驻徐传教士眼中的徐州变迁。天主教传教士邰轶欧说，“超过一半的学生开始穿鞋子了。战前，男人和女人很少公开在大街上并行，但如今他们却手拉手公然在大街上行走。”说到这里，他摇摇头示意到，这种变化未必是好事。他提到，教会医院设立的牙科和西医诊疗为当地人看病带来了方便，很多人不比在大老远跑到上海看病了。
上图 徐州：1947
在南方长老会牧师彭永恩看来，徐州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还是挺显著的。虽然城市历经战火而遭到很大破坏，但是这里的百姓和社会重建一定会越来越好。你看，他们（政府）不再随便就枪毙犯人了。
上图：彭永恩在徐州，1947
文章的最后，Lieberman 写到，西方人总是希望改造自然，而中国人的哲学确实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因此，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也是不断融合吸收，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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