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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是歐洲啟蒙運動的主戰場。法國啟蒙學者們的思想存在保守或激進程度的差異，但在崇尚平等自由這一基本點上是相當一致的。
他們還在東方的中國儒家文化中發現了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並備受鼓舞。
中國儒家文明是法國啟蒙學者關注的重中之重
法國啟蒙運動在世界文明史上引起的震動具有顯著的超文化差異的特徵。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學說後來一直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為具有各種文化背景的人所傳誦，鼓舞著種種爭取社會進步的鬥爭。
從現代民主政治發生學的角度來看，法國啟蒙運動的主要貢獻是直接促發和指導了兩次偉大的革命事件——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正是這兩次革命，把由英國革命正式開始的現代民主政治創制試驗大幅度地推向了深廣，並最終完成了現代民主政治基本形態的構築。
然而，學術界對這場偉大的法國啟蒙運動的認識迄今還有欠全面。因為人們在評述這場運動的時候，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重大的事實，那就是由中華文明所代表的東方文明曾在其中起過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
結果，啟蒙運動一般被公認為純粹基督教文明的產物，沒有利用過也無須利用任何來自其他文明的精神資源。
按此邏輯，啟蒙運動所構想出的包括現代民主政治在內的全部現代性，乃至建築在啟蒙原則基礎之上的整個現代文明，也都被看成了純粹的西方性和西方文明。現代化即“西化”的偏見，其實也就是這麼來的。
可是，從啟蒙運動的實際發展進程來看，基督教文明在鍛造現代性的時候遠不是這樣“自足”的。至少，啟蒙運動的兩大核心信條——自由和平等（它們同時也是現代民主政治賴以成立的基石）的奠立，就曾得到過來自遠東的中華儒家文明的支持。
從啟蒙時代開始深入人心的自由、平等觀念，的確有其歐洲本土的歷史淵源，具體說來主要源自盎格魯－撒克遜和法蘭西的政治文化傳統，其最重要的闡釋者分別為洛克和盧梭。
我們知道，儘管法國啟蒙運動的主流派極崇拜英國，但他們的眼中也絕非只有英國。西歐二百多年來的海外探險、殖民、貿易和傳教活動，在大大加強各傳統區域文明之間的聯繫交往的同時，也極大地開闊了法國啟蒙哲人的學術視野。翻開啟蒙旗手伏爾泰的《風俗論》（這部鉅著使他榮膺“世界文化史之父”的稱號），我們會不由自主地驚歎當時西歐人人類文明史知識的廣博。
當時世界各大傳統區域文明——中國儒家文明、南亞印度文明、中東伊斯蘭文明及歐洲基督教文明，已全在他們的視域之中。這時的西歐人對域外文明的考察瞭解不僅極為廣泛，而且相當精細，表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世界性文化研究興趣。
同時，他們對人類文明的探討也不是沒有重點的。他們有一個重中之重的關注中心，這就是中國的儒家文明。歷史學家們甚至發現，在18世紀的法國，啟蒙哲人們對中國似乎比對英國更感興趣。
如法國學者維吉爾·比諾稱：“當人們翻閱18世紀法國思想家、經濟學家撰寫的作品、遊記或報刊文章時，會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名字是如此頻繁地出現，激起了那麼多的讚譽之詞。僅以此而論，中國似乎就比英國更受歡迎。”
啟蒙學者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了大量養分
那麼，18世紀法國何以會發生這麼一場“中國熱”？這件事似乎和法國啟蒙主流崇尚“開明專制主義”的傾向有關。
人們知道，“開明專制主義”的主要鼓吹者伏爾泰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迷。這位睥睨一切傳統權威的批判家，對於中國的傳統權威孔子卻非但不敢小覷，反而推崇至極。他把孔子的畫像掛在家中的禮拜堂裡朝夕膜拜，並以儒家思想文化為武器，抨擊歐洲基督教的一神教專制。
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學的中國是開明專制君主制的典範，那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傳道，大家相安無事，政府只管社會風化，從不規定國民的宗教信仰。他還說中國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顯然，伏爾泰推崇中國的儒學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種他在當時歐陸現實中難得見到的“自由”精神（其具體表現就是宗教寬容）。
重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則是另一位有名的中國迷。他幾乎言必稱孔子，對奉行儒學的中國文化和政治體制頌揚備至，認為中國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於1767年寫就了《中國專制制度》一書，由此為自己贏得了“歐洲孔夫子”的雅號。重農學派為何推崇中國儒學？關於這個問題，有學者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其重點是研究儒家思想對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強調了它對法國重農學派理論的滋養，並由法國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學說的關聯，進一步凸顯了儒家思想對整個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的奠基意義。這其實是儒家學說對整個歐洲啟蒙運動（包括別具一格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如果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分析，那麼更值得我們重視的，還是托克維爾的有關看法。
托克維爾認為，重農學派之所以推崇儒學，是因為他們從中發現了他們所特別珍視的“平等”價值。在托克維爾看來，重農學派的著作最能體現法國大革命的那種革命民主氣質，因為“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分等級也令他們厭惡：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由於這種平等在四周無法找到，他們便把眼光投向了遙遠的中國，結果發現那裡早已有了這樣的東西，表現在：中國的“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
此外，按照法國文學批評家居斯塔夫·朗松的看法，中國儒學之所以在18世紀的法國廣受歡迎，主要是其道德觀迎合了當時法國人的精神需要——那是一種既非宗教教條強加於人、又非由超驗原則演繹而成的道德觀，它與客觀實際、現實生活相聯，能讓一般人較容易做到；此外，中國的政治體制又是和儒家道德原則結為一體的，這種政治與道德的統一，也為對現實不滿的法國人提供了一種榜樣。
換言之，中國的儒學和政治體制之所以受法國啟蒙哲人青睞，是因為它富含一種人本主義的倫理學。在伏爾泰看來，這種倫理學“跟愛比克泰德（古羅馬的一位斯多葛派哲學家）的倫理學一樣純粹，一樣嚴格，同時也一樣合乎人情”。伏爾泰還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賢哲一樣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信條，並“提倡不念舊惡、不忘善行、友愛、謙恭”，“他的弟子們彼此親如手足”。顯然，這就是“博愛”的本義，因而也就和“自由”與“平等”的信條息息相通了。
儒學中內含的“自由”“平等”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啟蒙學者
當然我們也知道，伏爾泰和魁奈等啟蒙學者所瞭解的儒家文化並非真正的儒家文化，至少不是儒學的全部。事實上儒家文化在他們那裡，很大程度上是被不切實際地理想化了。此外，也並不是所有的啟蒙思想家都像他們那樣迷戀中國，比如孟德斯鳩和盧梭就曾毫不客氣地批判過中華文明帶有專制、愚昧特徵的某些方面，而且相形之下，他們的看法要顯得客觀、準確得多。
然而，如果就此認為西傳的中華文明對於啟蒙運動實際上毫無積極意義，卻也有失公道。實際上伏爾泰等人對儒家文化的“誤讀”產生過某種“郢書燕說”的積極效果——也就是說，儒學當中本來比較含糊、隱晦，而且在實踐中又長期被扭曲、遮蔽了的一些普遍適用價值，破天荒頭一遭被明晰化、被提升、被凸顯了出來，而且被當作代表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參照系，堂而皇之地參與了西歐人鍛造現代文明的偉大實踐。
此外還有一個積極效果也不應被忽視，那就是儒學中內含的“自由”“平等”精神的被發現，似乎也極大地鼓舞著法國的啟蒙學者：試想，那群正東奔西突上下求索、要把自由平等一類信條確立為萬世不易的普遍適用價值的法國人，忽然發現中國人這個東方的代表性民族一直就在奉行這類信條，這時他們感受到的該是何等強烈的興奮。
應當說，自由與平等這一對價值不僅具有普遍適用性，而且對於現代文明或現代性而言還具有某種根本性的意義。表面上看，它們好像只與政治有關，好像只涉及政治民主化的問題，實則不然。說到底，工業化和科學化不講自由與平等同樣也是不行的。
比如，真正的工業化不能沒有市場經濟的支撐，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就離不開自由與平等價值的貫徹；搞科學如不貫徹學術自由、貫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不可能有真正偉大的發明創造，等等。總之，對於現代性來說，“自由與平等”的原則和“理性”的原則幾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而在這些原則的確立過程中，東方文明客觀上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讀者欲瞭解更多詳情，可參閱馬克垚主編的《世界文明史》）
本文發表於北京日報2016年5月9日，原標題為《18世紀法國“中國熱”參與鍛造現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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