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和刘铮
“孩子，让我跟你讲讲朱敏的不幸遭遇吧。她虽是朱老总的女儿，却吃了很多老百姓孩子都没有吃过的苦。她自己从不讲这些，她也不喜欢别人谈起她的过去。”王稼祥变得很严肃，以深沉的语调讲道。
刘铮屏住呼吸，高度集中想听听王稼祥到底要讲些什么。而朱仲丽尚未听王稼祥说什么，就已经两眼含泪，捂住鼻子走了。她知道朱敏的过去，一提起这些，她就心酸，可怜这不幸的闺女，不忍心听王稼祥讲下去。
王稼祥说，朱敏是朱德与贺治华的女儿，他们在德国相爱结婚。结婚不久他们来到苏联，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6年4月18日朱敏生于莫斯科。她出生后，爹爹朱德替她取的第一个名字，也就是她的乳名叫“四旬”，因为爹爹40岁才得她，心疼得很；母亲却嫌此名土气，为她另起名字“菲菲”；可不到一岁时她便离开母亲寄居姨妈家，那时她曾改名“贺飞飞”；而爹爹曾照族中排辈给她取大名为“朱敏书”；来到延安爹爹身边后又被改做“朱敏”；赴苏联学习时，爹爹为她取化名为“赤英”。
朱敏出生两个月后，朱德奉命回国。留在莫斯科的贺治华与何家兴结婚。何、贺二人后来回国成为叛徒，出卖党的著名领导人罗亦农。党的除奸队打死了何家兴，打伤了贺治华。贺治华从此销声匿迹，有人说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1938年，在重庆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时年12岁的朱敏，于1940年11月设法把她送到延安与爹爹朱德团聚。爹爹对朱敏之爱自不待说，康克清妈妈同样对她视如己出。可仅仅与爹爹团聚了两个月，1941年2月朱敏就与烈士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和烈士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同机到了苏联。
国内战争年代，出生入死，领导人的孩子有的送给老百姓，有的寄养在亲属亲戚家里，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曾流浪在上海街头，有一批送到了被认为是后方安全之地的苏联。朱敏就是其中一个，毛岸英和毛岸青找到后也被送到了苏联。
尽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初来乍到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为了让朱敏身体康复，1941年6月21日莫斯科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苏联西部的白俄罗斯明思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
仅仅一夜之间，祸从天降，德军突然入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的朱敏，又陷入了更大的战乱之中。正在疗养院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
在当地被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送到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德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囚徒们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贴一个，一点不能挪动身体，才拉上大门。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有人开始呻吟，有人开始哭泣。两天后，朱敏发烧了，如果让德国鬼子知道了就活不成了，他们准会把朱敏扔下闷罐车。
1944年1月,朱敏与在德国集中营异国伙伴们
迷迷糊糊中，朱敏感觉有人在往自己的嘴里喂水，她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是一个苏联红军。他对朱敏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
在集中营里的近四年里，朱敏整天面对的就是吃发霉的面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还时不时挨打。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杀的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她的心一次一次被人间惨景所强烈震撼。
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在集中营朱敏从不说一句和中国八路军有关的话。因此，几年集中营生活过去，朱敏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而与其他人又语言不通，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
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发育停留在儿童阶段，这几年内一厘米也没有长高过。
在朱敏的脖子上有一道长3厘米的疤痕，是集中营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永久纪念”。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摩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
德国看守发现朱敏的脖子肿胀，就带她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医生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在她的溃疡处一剪刀割下去，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朱敏脖子上的溃疡面积更大了，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1945年1月30日清晨，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有些可怕。一会儿， 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朱敏和难友们紧紧地拥抱起来，然后就拼命往东边的苏联方向跑。好几个月里，她们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在野地里挖土豆充饥。
在波兰的一个小镇，正发着高烧、昏昏沉沉的朱敏与小伙伴跑散了。几天后，她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在收容站，朱敏被安排在厨房干活。出于自保的本能，她仍然不敢明言自己的身世，对苏联红军的问询，也只是和对法西斯宪兵讲的一样：名叫赤英，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
直到几个月后，新来的政委一直格外留心这个中国女孩，他经常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说起中国，朱敏顿时热泪盈眶。政委的开导和解释，终于消除了朱敏的戒备，她告诉政委：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政委非常惊愕，他连连惊叫：“天啊！这样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发觉，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
从政委那里，朱敏得知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寻找自己，并下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
朱德和女儿朱敏
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了女儿的音讯，很快寄来家信。辗转收到离别4年后爹爹的第一封来信，朱敏哭了，尤其是爹爹的信中解释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信看完后，信纸也湿透了。
听着王大使讲朱敏的故事，刘铮已经哭成泪人，王稼祥也是老泪纵横。
“我要同她结婚，永远相爱，让她再也不会经受痛苦了！”刘铮站起来用颤抖的双手抓起王稼祥的手，说。
“好，孩子，我和仲丽为朱敏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而高兴。我相信朱老总听到消息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祝你们终生幸福！我和仲丽要为你们主持婚礼。”王稼祥动情地两手紧紧握着刘铮的手说，然后抽出左手拍拍刘铮的肩和背，要他安静下来。
事情好像水到渠成了，不过，王稼祥同意还不算最终决定，这要报到国内审批。要报国内总得一些时日，光等信使就不是一两周的事。
再说了，朱老总和康克清虽然很民主，朱敏的事情朱敏当家，只要朱敏同意，他们不会阻挠，但女婿到底什么样，先看上一眼总算不过分吧。
机会来了，不过不是朱老总出现，他老人家的身份是不好到处走的，1952年康克清率团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后，访问了莫斯科。曾公参把刘铮找来，说：“有几份文件你去大都会饭店交给国内来的妇女代表团。”刘铮便领命而去。
到了饭店，刘铮找到代表团住的房间，举手敲门。
“请进！”一位年轻女同志把门打开，说。
“您好，我是大使馆的同志，前来给代表团送几份文件。”刘铮说。
话未落音，从套间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高高的个子，穿一身女套装，满头黑发齐刷刷到耳根下，满面笑容，神情雍容大方，风度显然不同一般，是个领导同志的样子，刘铮心想，这就是团长吧。
“你好，你好！”她一边说着，一边忙向前与刘铮握手。刘铮觉得她毫无架子，对人非常慈祥。“是的，是我们代表团要的文件。谢谢你，小同志，你辛苦了。”
“没什么，不必客气。那我告辞了。”握手后，刘铮以为文件既已送到，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就打算赶快使馆。
“不必着急，请坐下休息休息。王秘书，快给小同志倒茶。你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团长”一边高声吩咐开门的年轻女同志，一边热情地请刘铮到沙发上就座。
“刚吃早饭不久，不渴，请不要忙了。”刘铮说。他不好推辞，只得腼腆地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
“喝点什么吧。茶还是咖啡？”王秘书不容分说给刘铮拿来茶具，问道。
“那就来点白开水就行。谢谢！”刘铮对王秘书说。
“你贵姓？”团长问，两眼不离刘铮地反复打量。
“我姓刘，叫刘铮。”
“听口音你是北京人？”
“河北人。但在外语学校大家都讲北京话，我的老师好几位都是北京人，所以我们也都说北京话。”
“家里都有什么人？”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个小姑，我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大家庭，好，好！他们都好吗？”
“比解放前好多了。只是爷爷身体不好，一生劳累，腰都弯了。”
“我们的劳动人民，比谁都勤劳，都辛苦。”
“团长”就这么家长里短地与刘铮聊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刘铮觉得真的需要告辞了，这才起身。
“团长”与王秘书一定要送送刘铮，刘铮坚持不肯，最后是王秘书把刘铮送到电梯口。刘铮一走，“团长”把门一关，从套间里跳出来朱敏。原来刘铮以为的“团长”就是康克清，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代表朱老总相女婿。要刘铮送文件是使馆故意安排的，好让康克清当面相一相刘铮。那时刘铮还不认识康克清这位未来的岳母，所以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刘铮果然是个不错的小伙子，真像你说的‘个头瘦高，面容英俊’，我代表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婚事！”康克清对朱敏说。
朱敏高兴地跳起来，扑进康克清的怀里，姑娘流泪了。康克清抚摸着朱敏的头，替她理理头发。
“孩子，爹爹和妈妈为你高兴！”康克清说。
哭泣中的朱敏感觉到温热的泪珠滴落在她的额头，那是妈妈的温暖。
1952年底，大使馆接到了国内批准刘铮、朱敏结婚的通知书，全馆同志为他们举行了简单而热闹非凡的婚礼。不过，这时的大使已是张闻天，他的夫人是另一位党内著名的女革命家刘英。他们夫妇同样与朱老总夫妇很熟，自然对刘铮、朱敏的事情很了解，对两位年轻人很关怀。关怀是关怀，却没有任何特殊化。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与女婿刘铮在北京明十三陵
不要说在使馆了，刘铮任满与朱敏一起回国后，与朱老总、康克清在中南海住了没多久，就被朱老总“赶出”了中南海。
老人家对他们说：“你们回到北京有些日子了，生活基本习惯了，工作也有安排，刘铮在外交部，朱敏在师范大学，现在应该到各自单位去住，为了不影响你们工作，孩子留给我们管。你们就踏踏实实工作，出去住对你们有好处，一个是你们可以独立工作，第二是你们生活自力更生，不依靠任何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可以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个很重要，对你们多有助益。”
刘铮、朱敏先是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师范大学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两间的居室，大约五六十平。康克清来北师大看他们就是在这么一套小小的宿舍里。这种宿舍没有厅，卧室就是书房、会客室与餐厅。
很荣幸，本文作者与“文革”中曾经到这个居室作客，当时刘铮与作者同为外交部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好友，回到北京后老刘热情地邀请作者到他家里作客，那时作者还因与妻子分居而单身在京，所以在刘铮、朱敏的家里感到格外温暖，至今记忆犹新。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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