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樂觀派》作者馬特·裡德利馬特·裡德利擁有多重身份，記者、學者、科學家、爵位、下議院議員 ，他在牛津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剛一畢業就入職了《經濟學人》雜誌，之後進入金融業從業多年。
《時代》雜誌為他開設專欄，專門發表經濟學及科普文章。他在政界、商界、科學等多種領域都有所涉足，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績，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馬特·裡德利
在這部厚厚的《理性樂觀派》裡，馬特·裡德利用歷史發展的軌跡和客觀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應該學會用樂觀的態度看待世界的發展。
集體焦慮，從來都不是新鮮事：
關於未來的擔憂俯拾皆是，關於新技術的抗拒尤甚，我們也從不陌生：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害怕機器會替代勞動力，人們會失去大批工作。到人口大爆炸，人們擔憂糧食不足，導致全球性饑荒。到石油資源的預測，人們害怕不可再生能源的有限，導致環境破壞和經濟崩塌。再到如今AI技術的出現，人們害怕自己從事的工種被替代...
格雷格·伊斯特布魯克稱這種集體焦慮叫“集體性地拒不相信生活會越變越好”。然而，每次我們擔心的問題，都在不知不覺中被解決了。
工業革命之後，更多操作機器的工種出現，彌補了勞工工作的空缺。人口大爆炸推動了農業自動化和貿易全球化，農業產量增高，大批進出口的農作物不僅填飽了新生人口的肚子，還促進了不同國家間的交流與經濟。每當我們認為石油將要用完時，都會有新的油田被發現，各項技術的發展使得石油的利用率大大增加，研發新的清潔能源，混合動力的發展，共同支撐起了新能源消耗型產業 。
那為什麼我們總記得負面的消息，但總是對之後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呢？
- 媒體：壞消息才是好新聞。
我們不難回憶起最近媒體上報道的一些慫人聽聞的壞消息，各大媒體也傾向於將壞消息放在頭條醒目的位置，那是因為對於媒體來說，壞新聞才有銷路，痛苦越多，越能喚起讀者的同情心和驚訝，也就越能抓住讀者的注意力，讓自己的新聞閱讀量和觀看量大大增加。
壞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傳播，從事媒體行業的編輯和新聞製作人，大多有著“好消息不算是新聞”的共識。戰爭、地震、瘟疫、洪水、火災、患病兒童、謀殺配偶——痛苦和殺戮越多，報道量就越大。
即使是好消息，編輯和新聞撰稿人也能找到角度描述它的負面影響。
全球氣溫10年來未曾上升，對於公眾來說，這應該是個再好不過的消息，可2009年的《紐約時報》卻是這樣報道的，“氣溫升勢趨緩為達成一致解決方案增加了難度。”
- 專家：唱衰彷彿更彰顯理性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認為，發明和發現終將枯竭，世界最終將朝著“最終穩定狀態”發展，富人恆富，窮人常窮，市場再無回報，猶如一潭死水，一切終將崩潰。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者對經濟發展都抱有悲觀態度——當無限的市場參與者掌握了完整的信息之後，回報會消失，市場終將無利可圖。然而，更多的學者研究證明了，這個哲學意義上的完美市場根本不存在，無限和完整是絕對的偽命題。
當火車剛被髮明出來時，人們害怕建設鐵路會破壞土地，巨大的聲音會危害家人的健康。
事實是，交通的發展促進了不同地區的交流，貿易的發展令人們有了更多的財富搬去更安靜的地方，火車技術也更新換代，發展成今天的高鐵和磁懸浮列車，地域間距離縮短了，人們不再需要花費幾個月“進京趕考”。總的來說，人的
幸福指數上升了。
人們稱這種懷疑、否定技術的積極作用的人為技術悲觀派，他們主張技術必須停止乃至向後退。他們真心認為，唯有過去的、保持原狀的，才是正確的選擇。
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唱衰的論調更容易讓人覺得此人“頗為清醒“、”甚是理性“，往往這些學者，都有不少的追逐者。
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曾經說過：“對進步的善行懷有信心，逐漸成了心靈淺薄的標誌。”
- 大眾：壞消息更容易讓我們感同身受
媒體和學者也許並不知道，他們正在被自己和觀眾的天性“牽著走”。
人類的大腦中有一個名為“杏仁核”的器官，它主要幫助我們應對生活中的危機事件，所以，他對“壞消息”極其敏感，所以，壞消息更容易啟發我們，讓我們感同身受。
當我們看到有人獲得彩票大獎時，我們會說：“真希望我會像他一樣幸運。”而當我們看到有人歷經災難時，我們的大腦卻往往會敲響警鐘，“如果災難降臨在我身上，我該怎麼辦。”這種共情是複雜的，不僅包含著恐懼、焦慮，還有同情和傷心。
在必要時，杏仁核可以救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很容易被“杏仁核”挾持，讓我們傾向於看負面消息，覺得生活中充滿危機。
悲觀基因似乎比樂觀基因更常見：只有20%的人具有顯性的羥色胺轉運體長基因，具有這種基因的人，往往天生就愛往光明的一面看。
媒體和學者也是被這種趨勢牽著走，逐漸形成了如今的悲觀主義花朵處處開的局勢。
過去真的更好嗎？我們該如何比較過去與現在。
當“逃離北上廣”的口號越發響亮，人們紛紛嚮往田野間的生活時，尋找詩歌和遠方成為了新一代上班族內心的期盼和夢想，他們希望回到兒時的鄉間，和純真的玩伴一起暢談徵服星辰大海的夢想。
現實中，生活壓力大、節奏快，"蟻族"們為了房租和飯食匆匆奔忙，人在社會中運轉得像個零件，丟失了為人的尊嚴。
時間為過去加上了一塊濾鏡，讓我們看不到過去的貧窮和窘迫，只記得從前的溫暖和人情。
反觀馬特·裡德利在《理性樂觀派》中提供的一組數字，
1980~2000年，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消費量增加比世界整體快兩倍。中國人比50年前富裕10倍，預期壽命長了28年。...據聯合國估計，過去50年裡貧困人口減少得比此前500年裡還要多。
現在也沒有那麼不堪，不是嗎？
- 用一個時代的好比一個時代的壞是愚蠢的
那些一心想要逃離的人們沒有想過，如果自己仍在鄉間，也許時薪還不夠讓自己享受一杯咖啡 ，也許一整年都要為了收成奔忙。
正如你看到的，用一個時代的好比一個時代的壞，是愚蠢的，馬特·裡德利認為，唯有綜合比較，才能獲得對一個時代的客觀評價，我們在其中生活的是否幸福，是在進步還是在倒退。
財富的增長，生活的便利，乃至節省的時間，這都是發展在不知不覺中帶給我們的好處，然而我們往往忽略了這些好處，用壓力、快節奏、競爭等詞替換掉便利的現代生活特徵。
怪不得馬特·裡德利在書中說，“要是碰到有誰跑來對你說，他們寧可生活在想起來更美好的過去時代，記得提醒他們：以前的生活可沒有抽水馬桶，羅馬的皇帝也只能騎馬，凡爾賽宮裡也到處是蝨子。”
- 我們的未來並非過去的簡單集合，前進才是解決“集體焦慮”的最佳辦法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說：“每一代人都覺得，要是發現不了新食譜、提不出新想法，有限的資源和不良的副作用就會為發展設下限制。可每一代人也都低估了找到新食譜、提出新想法的潛力。我們從來無法弄清，到底還有多少新的想法有待發現。”
如果我們肯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就會發現，人類總能在山窮水盡之時找到出路。
我們的未來，並非過去的簡單集合，人是會隨著環境作出反應的主體。當人們還在抱怨北京的霧霾天時，瑞士空氣監測機構已經測出北京2019年空氣PM2.5微粒濃度比去年同期減少將近兩成的結論，
我們總能遇到節點，找到辦法，過上更好的生活。自由貿易和社會分工：現代人擁有了皇帝的生活
當古代皇帝在早晨醒來，手捧洗滌好衣物的僕人已等候多時，烤制焦脆的麵包，抹上昨天剛剛從鄉下農場送來的新鮮黃油，僅僅早餐一項，這位皇帝就需要數十位僕人的服侍才能完成。
反觀今天，同樣是烤制面包、塗抹黃油，我們只需要10分鐘就可以完成，這多虧了社會分工與自由貿易——技術人員研發了麵包機、製造了黃油，我們通過超市或便利店就可以得到他們。
- 自給自足的生活是貧窮和暴力的溫床
總有人懷念過去自給自足的生活，但實際上這種生活並非都如李子柒的視頻那樣悠然自在。
馬特·裡德利認為，自給自足的生活會造成農業無法專業化，食物極其容易受到天氣因素的影響，如果我們無法通過其他途徑獲得食物，那麼最終將導致搶奪與衝突——這就是暴力的開端。
再者，每個部落都需要為食物付出大量的時間，那麼他們就沒有時間去研究讓生活更便利的技術和知識，當他們有了新的技術與知識時，也很難與他人分享——因為暴力與衝突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 分享知識帶來發展節點和最終的出路
貿易促進了農業的專業化——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你擅長種地我擅長養豬，我們通過交換獲得了彼此需要的東西，貿易建立起信任，信任傳遞了信息，分享知識帶來了更多的知識——教育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這樣的良性循環催生了新的技術與知識。
知識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人類總體的幸福越來越多了，並且會在將來更多。主要原因是人類的分工合作，讓現代人過上了以前皇帝才能過上的生活——社會通用流動貨幣可以換取勞動，節省了時間和工作量。
現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就擁有了千百萬個助手，他們分佈在世界各地，幫助我們把生活過的更好。
我們需要樂觀：自下而上的建立新的制度
難道悲觀主義完全不可取嗎？
並非如此，悲觀主義在特定情況下的確是必要的，比如說面對納粹，我們需要悲觀主義者質疑其優生學理論的倫理道德，需要他們警示我們關於基地組織的威脅，也應該聽取他們對次級抵押貸款的擔憂。但悲觀主義過剩的現在，我們的後代該如何自處呢？否定現在，唱衰未來，我們要讓他們停止努力嗎？
沒人告訴過我世界會越變越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們教給我的就是絕望，正如我們現在正教給孩子的一樣。
- 個體的幸福也需要“集體大腦”的智慧
生活儘管美好，今天的生活卻不盡美好。
底特律失業的汽車工人、雷克雅未克（冰島首都）被逐出自己住房的業主、津巴布韋的霍亂病人、剛果遭到種族滅絕的難民來說，近年來幸福度提高的統計數字全然沒有意義。
那麼，個體的幸福就可以忽略不計嗎？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專門研究貧窮問題的三位學者，他們通過研究南非的貧窮問題，證明了救助也是件需要智慧的事情。
導致南非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兒童大部分死於蚊子傳染的瘧疾，但如果送給一個家庭蚊帳，他們往往會拿來做婚紗。但如果讓他們付出半天的工資廉價購買蚊帳，母親才會將蚊帳掛在床上，保護兒童的健康。
做個樂觀的理性主義者，並不代表不重視個體幸福，而是應該更積極的更全面的看待問題並找到方法。
個體的幸福需要被體察，但當個體幸福無法通過直接一刀切的解決其需求時，就需要通過集體和統計去看問題，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是馬特在書中一再強調的“集體大腦”，他認為知識的獨立存在沒有意義，唯有
交流和討論才能促使概念變成更有效的信息和產品。
人類文化的進步是一項集體性的事業，它需要密集的集體大腦。
而這一切，都需要從樂觀的互相信任開始，再以理性的全面認識輔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個理性的樂觀派。
時間可以改變一切，並不是空談。通過交換，人類不再依靠搶奪和戰爭獲得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從衝突轉為合作，實現了共同富裕，信任度越高的社會，能創造的財富更多，人們也更加幸福。
所以，學會樂觀的擁抱發展吧，對未來的設想，與其說是關於未來，倒不如說是關於自己身處的時代。如果我們能更積極的看待未來，也能更積極地參與當下的世界，真正的向更好的未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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