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平民家庭中妻子的法定身份是从夫的，同时，妻子的地位又是比较稳固的。特别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的家庭中，妻子的地位虽然低于丈夫，但是由于妻子的生产劳动在家庭中的作用，故而夫妻关系是相对平等的。
引言
女子出嫁以后，家庭角色即转化为妻(媳)、母(婆）两种角色。这两个角色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为人妻（媳）者，地位多从属于丈夫，即传统观念中“再嫁从夫”的表现。而为人母（婆）者，由于汉代崇母观念盛行，在家庭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发言权。本文主要从妻的法定身份与地位、母亲的法定身份与地位、家庭财产权这几个方面探析汉代平民女性出嫁后的家庭地位与权利。
一、妻的身份和地位
“男尊女卑”“出嫁从夫”是中国传统社会夫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妻子在夫妻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行为上亦受到丈夫的支配。两汉时期，夫尊妻卑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观念在汉代相关法律当中也有体现。《张家山汉简·贼律》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及“妻殴夫，耐为隶妾。”由此可知，汉代法律维护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优势，夫妻关系并不平等。然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身份地位亦有多面的表现。首先，是妻顺夫，女性卑弱方面的表现。《礼记》云：“妇人以顺从为本，贞罄为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儒家伦理纲常中妻顺夫的观念不断加强。从汉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到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再到班昭的《女诫》，一直都在强调男尊女卑，要求培养女性卑弱、顺从的奴性。除服侍丈夫之外，还必须学会敬事公婆，要具备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特别是东汉后期，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女子的束缚。《汉书·高帝纪》载，吕公没有与呂媪商量，自作主张的便把女儿许配给了时为泗水亭长的刘邦。
尽管后来遭到呂媪的责问，但在吕公申斥其“此非儿女子所知”之后，仍不得不尊重丈夫的意愿把女儿许给刘邦。东汉女子孟光与梁鸿结婚后，“更为椎髫，著布衣，……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即说明礼制下所倡导的是遵从丈夫，侍奉丈夫的女性，这就体现了女性卑弱的一面。另东汉时期的姜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可见，妻子的地位还受制于父母权利的制约。其次，对于妻子另一个不公平的表现就是汉代一夫一妻多妾的普遍性。社会各阶层的男子根据自身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同拥有不等的妾室，这在两汉时期是合理且合法的。同时，为维护尊卑秩序以区分嫡庶是非常必要的。
汉代法律强调夫尊妻卑的同时，也强调妻尊妾卑。在家庭之中，正妻只能有一个，称为嫡妻，其它女子则为庶妾。《白虎通义·嫁娶》云：“妾者，接也，以时相接也。” 地位明显要低于妻，是附属于夫妻关系之下的。而且妻妾的主次位置不能乱，一旦乱了妻妾的位分是要受到惩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的小农、手工业者等平民家庭之中，一般是一夫一妻，妻子的地位一般来说也是低于丈夫的。但是妾的存在，本身就是夫妻不平等的表现。另外，也存在夫妻相对平等的状况。汉代有“夫妻一体”的说法，官方经学《白虎通义》云：“妻者齐也，与夫齐体。”
在平民家庭之中，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女性，对家庭成员及家中的一些重要事务依然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如河南乐羊子在外求学，半途而归，其妻乃引刀趋机曰：“此织生自蚕丝，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这一番话，使乐羊子深受启发，继续学业。《汉书·枚乘传》载，枚乘“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
可见，妻子对丈夫及家中诸事是有发言权的，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并非完全听命于丈夫。总之，汉代平民家庭中妻子的法定身份是从夫的，同时，妻子的地位又是比较稳固的。特别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的家庭中，妻子的地位虽然低于丈夫，但是由于妻子的生产劳动在家庭中的作用，故而夫妻关系是相对平等的。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其夫妻关系的不平等性就越是明显。二、母亲的身份和地位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推行敬老养老的政策。而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仁、孝，即孝敬父母公婆。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来看，虽然依照“既嫁从夫”的规定，妻权受夫权的制约，但是中国古代讲求孝道的同时，又遵从长幼有序的原则。子孙不仅要听从母亲的教令，还要时时尽孝。
因此，母亲在子女前面既是“尊者”，也是家政的实际掌管者。母权是在父权缺少和孝道的驱使下所表现出来的。《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孝子的感人事迹。如贵为丞相的翟方进：“而后母尚在，方进内行修饰，供养甚笃。”另《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萧广济《孝子传》载：“邢渠失母，与父仲居，……父老齿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专专然代其喘息。”社会上尊母之风尤盛。推而论之，在平民家庭之中，为人子女对父母也是恭敬孝顺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当父母双全时，母权的行使会受到父权的制约，但当父亲去世后，身为母亲的权利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一方面，母亲的言行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儿女的行为。《华阳国志》卷十下《汉中士女》载，南郊杨矩之妻泰瑛，有四男二女。杨矩死，泰瑛教训六个孩子，家有法度，规矩严明。长子元珍，在一次外出时喝醉了酒，泰瑛十多日不见他，说：
“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帅群弟？”因而元珍向母亲叩头谢过。这充分说明了母亲在家中地位之高。
另一方面，母亲也有权决定儿女的婚姻。家长包办婚姻是汉代婚姻的主流，父亲不在的情况下，母亲更是成为儿女婚姻的主要决策者。《后汉书·应奉列传》注引《汝南记》载：
“华仲妻本是汝南邓元义前妻也，……更嫁为华仲妻。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它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可见这是其母亲硬将他们拆散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母对儿子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阿母为汝求”的话，及后来焦仲卿遵从母亲的意愿与刘兰芝离婚，也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总之，汉代平民女性中母亲的身份与地位是比较高的。在家庭生活中，她们对家庭成员及家中的重要事务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而且她们的意愿一般都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三、财产权
传统的观念中认为女子无私财。但实际生活中，当女性转化为妻（母）这个角色时，其劳动构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她便有了对其家庭财产的管理权与支配权。而女性的财产权也折射着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首先，在一定的情况下，出嫁女同在室女、归宗女一样，可以获得娘家财产。
其中一 部分私财是出嫁时娘家的陪嫁物，可以任意处置，完全属于女性自己私有。这里不再赘述。《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八《人事部二十九》载，陈留有一位年近九十的富翁，娶一田家女为妻，“一交接而死，后生男，其女诬其淫佚”，而且女子与有争议的弟弟争夺家产数十年之久。
这说明，在无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出嫁女子也可以继承家内财产。其次，对夫家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其中一部分是生财有道的女性在夫家私下积累的。《后汉书·独行传》记载，李充家境贫困，且与兄弟六人共同居住。李充的妻子则建议分家，并对李充说：“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可知，女性的私财是正当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未经本人同意，他人是无权使用的。另汉朱偊的母亲“贩缯为业，积下百万财产”。
朱偊曾经偷窃母亲的缯帛，其母对此“深恚责之”。这也间接反映了母亲拥有对其私财的绝对支配权。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子妇的财产权是受到制约的，特别是在共居的大家庭中更是如此。再次，寡妻拥有财产继承权和管理权。《二年律令·户律》云：“孙死，其母代为户。”
说明母亲可代为户主，这也就自然的继承了家中财产。《二年律令·置后律》云：“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说明寡妇为户主以后，有权继承田宅以及其他财产。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建的“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就反应了这一事实。其大意是：徐氏生于元初（公元114—119年）年间，元初二年嫁给吏堟金季本为妻。有两个儿子，丈夫在世的时候，曾将奴婢和田地分给长子雍直。后来雍直耗尽家财，负债逃亡。徐氏的次子子肃早逝，从孙金广延夫妇特别孝顺，遂立金广延为后，但是金广延也早逝。徐氏悲痛之余，为了防雍直侵害子肃的妻子和金广延妻子的财产，于是就进行了二次析产。这是讲寡居的徐氏掌管并分配家庭财产的事。
由此可知，由于汉代平民女性的劳动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崇母观念的影响，两汉家庭之中，作为家庭长者的母亲(或妻子)享有仅次于父亲(或丈夫)的财产权。在父家长去世后，寡妻往往成为理念上的家长，对家庭事务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同时，随着孝悌观念的不断深入，子妇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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