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的性传统是封闭压抑的，谈论性话题，一直属于社会禁忌。其实，这个印象是错的。听完本期讲述你就会知道，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远远比很多人想象中的开放，在多数历史时期，中国人对性是持肯定态度的，性行为也是健康的。这本《中国古代房内考》是世界最权威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专著，它从根本上清理了西方人，也包括许多中国人，那种“中国古人性观念闭塞、性习俗病态堕落”的错误认知，被世界汉学界称为“开辟了全新领域的丰碑式成就”。

由于题材的特殊，这本书自然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不过，最传奇的还不是它的内容，而是作者不是中国人，是一位荷兰外交官，他的中文名叫高罗佩。一听这个名字，你可能就有点儿耳熟了，没错，他就是章回小说《大唐狄公案》的作者，这部小说被改编成过许多关于狄仁杰探案的影视剧。高罗佩1910年生于荷兰，曾经在日本、中国担任外交使节。他是一位奇人，自幼就迷恋东方文化，通晓十五种语言，对中国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爱收藏东方古籍和文物，能写流畅的文言文，还是张之洞的外孙女婿。

高罗佩是当时世界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被称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西方人”。这个人既天资过人，又不受任何学科限制，曾经出版过十六本专著和三十多篇论文，涉及印度、日本、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什么都研究，一直在玩跨界，他的学术就是跟着他的个人兴趣玩儿出来的。这种自由学风，经常能实现最有创造性的成果。

《中国古代房内考》出版于1960年，这并不是外国人心血来潮的猎奇之作，而是一部大气磅礴的中华文明通论。在时间上，它跨越了上下几千年，详细推求了从西周直到明代的性文化发展历程——为什么不包括清代？我后面马上就会说到。在内容上，它展现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书中对古籍涉猎之广、挖掘之深，不但让西方学院派汉学家汗颜，而且也在许多中国学者之上。全书一共50万字，对这样一个大话题来说，还是比较简洁的。

当然，高罗佩是在独自对一种外国文化做开创性研究，讲的又是中国人自己都不熟悉的性话题，在材料运用上必然有不足之处，这就要说到本书译者的重要贡献了。本书的主要译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李零是著名的古文字、古文献学家。在翻译过程中，他核对了相关的古代文献，补充了马王堆等考古发现，对原书的脱漏进行了勘误补正。

《中国古代房内考》的学术性很强，内容相当严肃。它所讲述的不是生理学上的性，而是历史、社会、文化中的性，我也会从这三个方面为你介绍最有代表性的问题：

• 首先，我们会从历史维度，来看看中国古代性观念是怎样从开放走向封闭的；
• 然后，再来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的性传统是健康合理的；
•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对中国性传统的影响。

第一部分

下面，咱们就来说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的性观念是怎么从开放变得封闭，甚至成为禁忌的呢？

《中国古代房内考》的结构，是根据中国历史演进分成四编，分别是：先秦封建时期、秦汉到六朝的大一统帝国建立时期、隋唐到宋朝的帝国全盛时期和元明时期。从这个划分里我们就能看出来，高罗佩真是有俯瞰历史的大视角，他是把性传统的演变，放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框架里来观察的。在这样的结构里，我们能找出中国性文化变化的清晰脉络。

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性观念相当宽松。早期的中华文明，和其他人类文明一样，相信人与自然界存在着密切、敏感的神秘联系。比如，暴风雨就是天与地的性行为，而人类的性活动，是对这种自然现象的模拟。相应地，古代中国人发展出了对性的崇拜。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这种崇拜是农耕文明下的崇拜，很早就把性活动和生育功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特别有实用主义色彩。在古代诗歌里，“云雨”一直是两性行为的代称，就是因为雨水能保证收获。由这种价值观里，也发展出来一套关于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国君和配偶们不能正常结合，就会造成本国的自然灾害，影响收成，所以，要对国君的性生活进行周密调节。《诗经》里有很多关于男女情爱的篇章。当时的贵族结合叫“婚”，一般平民结合叫“奔”。平民实际上的结合形式也很自由，青年男子向姑娘求爱，姑娘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或拒绝，也可以再改主意。在这个过程里，自主的性行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由于政局动荡，在东周时代，贵族阶层的性道德也很松弛。贵妇人可以参加打猎、饮宴，有与人私通的机会，《左传》里就有很多相关记载，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不太苛责。有个著名的例子，陈国的国君陈灵公和两个大臣，共同与一个叫夏姬的寡妇私通，因为太放肆，而被夏姬的儿子杀死了，这让楚国正好借机入侵了陈国，而楚庄王和楚国的两个大臣，也被夏姬的美色所吸引，争着要娶她，随后又引起楚国的一场大乱。按照后世的道德，或者今天网民对娱乐新闻的评价，夏姬这样的放荡女人是要人人得而诛之的，但当时的人看待她，有点儿像希腊人看海伦，并不觉得因为私生活放荡就要为政治事件负责。

到了汉代，儒家文化开始尝试对性观念进行规范了，具体内容我会在后面讲到。由于当时儒家思想没有绝对优势，许多设计还只是纸上的理想。汉代刘姓王室一直喜欢的是道家黄老学说，汉朝的王室不仅漠视儒家礼法，私生活混乱，还有普遍的同性恋、双性恋倾向。古代文化对这类行为并不认真禁止，在宗教信仰里，这不算严重罪行，儒家的礼法也对这类行为不感兴趣。在民间，“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说法，也没有对平民生活形成实际影响。

唐代是中华文明繁荣的顶峰，经济文化发达带来了全面开放，也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性文化。在唐代，已婚妇女还没被装进礼教的笼子，她们仍然可以自由外出，甚至自由离婚。在首都长安，妓院不是单纯的色情场所，而是更像个社交平台。唐代儒生学习儒家经典只是为通过科举，并没有多少人去身体力行那些道德规范，考生登科以后的社交惯例，是到皇城东南角的红灯区摆酒请客。妓院里的高级艺妓和妓女，最理想的前途是被有身份的客人赎身，而文人雅士对她们的评判标准，不只是姿色，而且要有良好的修养，要多才多艺。流传至今的唐诗里，还有不少出自艺妓的诗作。在唐代的文学里，还有大量完全以取悦读者为目的的色情小说，这在当时是公开刊刻的读物，但绝大部分都在几百年后被销毁了，直到敦煌被发现时才重新出土了一部分。

到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开始流行女性缠足。根据传说，这是南唐末代君主、也就是最著名的大词人李煜的发明。考古证明，这个习俗确实是在这个时期突然出现的，从此一直保持了将近900年，到20世纪初才消失。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超过了很多中国人，有时候可能是太热爱了，在缠足问题上，他只停留在一般的描述上。他觉得，人们常常夸大了缠足对妇女健康的不利影响。相对而言，缠足使女性很难再从事击剑等体育活动，也中断了古老的舞蹈艺术，他认为这个结果反倒更严重。他还举例说，妇女总是愿意为追求时尚而承受痛苦，清代的满族妇女甚至渴望能像汉族妇女一样裹脚，当时，在欧洲也流行过危害心肺功能的束腰和束胸。

裹脚的老人造成的脚严重变形

欧洲束腰的女性

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会得出和高罗佩不同的结论：参与者的自愿，并不等同缠足就不病态，它的恶性后果也不仅限于体育和艺术范畴。从五代起，小脚就被视作女性身体最有性魅力的一部分，然而，不包裹脚布的赤足又是绝对禁忌，连最大胆的春宫画家都不敢去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赤足的样子很可怕。裹脚要在女孩儿年幼时开始，最后把脚趾挤成一个尖，把脚部的主要部分挤到脚踝上去，很难想象这个过程多么痛苦。另外，在童年经历过这些，又会留下怎样的心理创伤？作家冯骥才写过一部小说叫《三寸金莲》，描写清末民初的男人对小脚的病态迷恋，同时，女人们为了获得最出众的小脚而不惜自残和害人。何况，最现实的一点是，裹了小脚，女人就不能再出门，更不可能工作，要完全依附于家庭和男性。缠足流行的时期，也正是从观念上禁锢女性的理学最兴盛的时期，这也许不是巧合。

到了明代，理学成了官方唯一认可的教义，明晚期时，官方伦理对思想和伦理的控制已经非常令人压抑了。嘉靖年间，一名葡萄牙教士到达广州时发现，街上只能见到妓女和最底层的妇女，中等以上人家的女眷出门，都坐在裹得严严实实的轿子里。这时候，今天所说的“封建家庭礼教”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女人们都深藏闺阁，全社会都崇拜贞洁烈女，寡妇再嫁、女性离婚都成了道德上的耻辱，只有在民间文学等少数领域，性文化还保存着最后的活力。虽然明代取得了许多文化成就，但明晚期的政治为清代播下了闭塞和停滞的种子。也可以说，清代继承了明代最糟糕的东西。

明朝小说《水浒传》剧照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下，为什么高罗佩不把清代列入他的中国性文化史。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清代的文稿档案虽然汗牛充栋，但唯独没有任何关于性的材料，所以他无从写起。清代的文字狱、禁毁书籍的规模都是空前的，色情淫秽内容更是查抄重点。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清代人只能把思想和私生活搞得壁垒森严，遮遮掩掩，表面上一本正经，就好像性不是人类本能，而是一种负担。

这种情景被当时的西方人看到，当然觉得中国人太假正经了，所以才怀疑中国的性文化里藏着不可告人的污秽，逐渐谣言四起、越传越奇。

第二部分

在这段对中国性传统的回顾中，我们能感受到，在历史上，政治文化的开明程度，基本与社会对性自由的容忍水平同步。高罗佩写《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主要目的，既是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真相，也是为了驳斥所谓“禁锢性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古已有之”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古代性文化是健康合理的，这个结论也和我们的认知不同。比如你会问，那些奇奇怪怪的什么房中术，真的健康吗？古代妓院的合法化，真的正常吗？下面，我们就来说本期的第二个话题，高罗佩这个中国古代性传统基本正常的判断，究竟是什么意思。

先来说说，所谓房中术是什么，了解中国的性文化，这是个不得不谈的问题。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而《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中文书名，是高罗佩自己取的，这是很正宗的传统学术书籍命名法。房内和房中，意思都是关起门来，是古代对两性关系的代称，术呢，就是指技术。在中国古代，这是一种实用类文化，相当于西方的性学。

它属于古代方技之一，内容有点儿类似医学和养生保健，但概念更广，还包括道家的修炼方法。在古代文化里，房中术就是门技术，没有道德含义，也没有娱乐或教唆功能。在清代之前，它可以公开讨论、公开发表。记述房中术的书籍就叫房中书，像出名的《素女经》《彭祖经》，都被冠以黄帝、神仙这样很崇高很权威的名义，标准格式是问答语录体。根据马王堆古墓出土的西汉古籍来看，这类图书在当时很受推崇，影响非常大，被认为是关系到上层社会饮食起居、促进贵族健康养生的“天下至道”。按照李零的推测，最早的房中书文本出现在战国时期。

中国房中书的特点，是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系统技术，非常术语化和公式化。不过，说起具体的内容，你可能会觉得可笑，以今天的生理学知识看，它是很荒诞的。古人对物质世界的观察，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气”。他们弄不清人类的生殖原理和人体构造，而是把与女性生殖系统相关的一切都笼统地称为阴气，认为这是取之不尽的；而代表男性的阳气，则因为精子分泌的规律，被理解成非常有限也非常宝贵的。在古人看来，性行为的功能，除了生育后代，还有让男性获取阴气、补充阳气，这个过程有利于男性健康，也无损于女性。我们常听到的“壮阳”“采阴补阳”之类的话，就是从这种理论里来的。所以呢，房中术的目标，就是教男子如何采集最多的阴气，同时控制自己不射精。古人认为，这样就能让精子顺着脊柱上升到脑部，实现阳气充沛、安神补脑的作用。没错，安神补脑这个词儿也是这么来的，下回你在广告里看到它，可能就有点儿不淡定了。

古籍中记载的这套技术非常复杂，我们没必要介绍得太细，因为肯定没人打算实践它，谁都知道，精子流动被阻断了也不流向大脑，而是会进入膀胱，但古人对自然和自身的探究与推测，也不应该被嘲笑。

高罗佩认为，这套观念和技术是有利于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房中术的服务对象，首先是帝王，其次是拥有很多妻妾的上层人士和修道者，也就是说，主要服务于妻妾制，和一夫一妻的平民关系不大。古人认为，天子拥有庞大后宫，当然得修习房中术才能应对。而且，房中术也为宫廷政治稳定提供了一套理论。比如，后宫女子陪王伴驾和生理周期，都要被详细地记载，而皇帝与皇后同房的排期，要根据皇帝采集阴气的水平来计算，这样能确保皇后生下最健康的皇位继承人。相信这种说法，维护了后宫的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说的正常，是相对古代社会现实而言。高罗佩讨论中国古代性传统的大前提，是长期存在的一夫多妻妾制。在千百年的时间里，从王公到中等阶层男子，妻妾多的可以有三十多名，少的也有三四名。照房中术理论，家庭的男主人有义务让妻妾们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房中术的内容，就是教他如何履行这个义务的。所以，这套技术对保证家庭和谐稳定是有必要的。高罗佩从古代社会家庭现实出发，说清了房中术的前后因果，比起单纯斥责它“腐朽糜烂”“满足兽欲”来，要深刻合理得多。

另外，高罗佩还认为，从社会功能来说，古人的性文化也是大体健康的。在古代，妓女是合法职业。比如，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首先就是恢复以妓院为主的娱乐业，这被舆论认为是高明之举。我们前面说过，高级妓院的主要功能是社交，能够出入其间的士大夫，家中都妻妾成群，他们来这里不仅不是为了泄欲，而且很多人是逃避家里的性生活义务。在古代社会，家庭妇女无权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只有高级艺妓是受过良好文艺训练的，文人、士大夫想找一个异性做 Soulmate，只能到这里来。他们的之间的性关系，既不是必须，也不是强迫。所以，当我们读到韩愈、苏东坡也出入这些场所，和艺妓舞女们来往时，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自然，中下层妓院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对女性的摧残和罪恶是非常直接的。

在高罗佩的学术生涯里，《中国古代房内考》和它的姊妹篇《秘戏图考》是最重要的成就。《秘戏图考》含有大量古代春宫画，高罗佩认为并不适宜公开，只印了50本供大学和博物馆保存。他曾对收集到的三百多幅古代春宫图进行统计，结论是，春宫画是为煽情而创作的色情画，肯定会在画面上夸张，但即便如此，其中出现的变态行为，按照现代性学统计，也低于西方社会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古人在性生活上也是很健康的。

第三部分

我们要注意一点，古人的两性活动，和古代文化一致，始终都以男性和男权为中心。房中术是只服务于男人的，古代没有针对女性生理健康以及避孕措施进行过认真研究，古代的性道德也向来都是男女双重标准，这都是事实，我们探讨中国的性传统，只能回到古人的情景，回到文化形成的背景里去。所以，我们要说到的第三个话题是：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对性传统有什么影响？

中国人的生活观，是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寻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方式。由于这个基础观念，中国文化才能不断适应来自上层建筑、外族文化的剧烈改变，保持着长期绵延。高罗佩认为，精心调节的性传统，也是中国文化基础的重要部分。这其中，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对性传统的影响是最大的。

性是伴随人类文明始终的，当然要比儒家、道家古老。在历史初期，对于性文化，特别是以房中术为代表的具体技术问题，儒道双方是都能接受的。道家的兴趣不在社会功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能长生不老的修炼方式。道家追求的不朽，和其他宗教有很大不同。多数宗教强调精神得救、灵魂脱离现世，不注重肉身，而道家则注重现世，承认形神合同，也就是肉体可以和精神一起飞升成仙，将修炼肉体作为一门重要功课。晋朝时的葛洪，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道教人物，他在古代哲学史、科学史上地位也很高。葛洪在《抱朴子》里记载了很多因为掌握房中术而延年益寿的案例，比如汉代丞相张苍、传说中的彭祖。

从房中术里，道教发展出了内丹术，内丹术有很多神秘内容，包括房中术、呼吸吐纳等等方法。和它相对的，是道教的外丹术，外丹就是支起炉子来炼的那种仙丹了。我们都知道，火药就是这么炼出来的。这种重金属严重超标的口服制剂，在唐代吃死了一大批皇帝。所以，类似体操的导引法、吐纳法等等内丹术开始流行了。内丹术中的房中术，主要流行于道教内部和宫廷，对民间影响不大。

影视剧中的炼丹形象

英国科学家、《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认为，道教思想是有益于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的，他们的方法虽然未必真对男人有利，但也不会伤害到女性身体，而且还强调要保护女性的性权利。

儒家思想也追求不朽，但这是一种近似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不朽，也就是要维护家族、种族的延续。儒家对性的兴趣，主要在生育功能上。至于个人不朽，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就完全和性没关系了。

按照儒家先齐家后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当然非常重视家庭和婚姻制度，而且也非常重视两性关系，认为这是一切人伦的基础；但同时，儒家又很轻视妻子的个人价值，将女性活动严格限制在家庭内部。儒家学者意识到，放荡的性行为会破坏家庭稳定，对宗嗣和血统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开始推行两性隔离法则。不过，你需要注意一点，这也是很多人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误解：儒家思想从来都不认为性行为是不洁或罪恶的，相反，在儒家伦理中，男女间的性行为既是家庭中的私事，更是一种有仪式感的神圣职责，是件非常重大的事。不公开谈论它，恰恰是因为这是家庭内部的严肃礼仪。儒家所要规范的，其实是男女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原则。很有代表性的一条，就是夫妻间的性关系只限定在婚床上，日常应该避免直接接触。儒家还试图规范夫妻生活的频率和守则，强调丈夫对妻子有性义务，这种义务只有在年满七十岁以后或居丧期间才能免除。

等到儒家取得文化优势地位以后，就开始抵制房中术了，对于历史典籍中关于早期性开放的记载，也采取修改和掩饰态度。儒生们发现，《诗经》记载的婚姻习俗太自由了，就说这些内容是王莽捏造的。宋代理学家朱熹，则干脆把《诗经》中的爱情诗都解释成政治寓言。宋明理学的两性关系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女性的地位是低下的，男女间要实行性别隔离，禁止婚姻外的一切异性情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反人性的话，也是到这时候才有的。

至于通俗的儒家观念，可以观察一种叫“功过格”的东西。功过格一开始是修道用的，后来盛行于明代民间，是种道德积分制，自己按照表格上规定的道德标准给自己打分，只要积累够一定分数，就可以在现实中得到福报。其中，和性有关的打分标准有：娶了太多小妾的，记五十次过；谈论妇女容貌的，记一次过；家里藏有春宫画的，每张记十次过；赞叹别人痴情行为的，记十次过；在路上遇到妇女不回避，记一次过；看到美女流连忘返，记一次过。这意味着，这个时候的主流伦理认为，凡是享受性乐趣的行为就是下流的。

总结

关于这本《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研究和传播正确的性知识不是错误，固守愚昧和性别歧视才是，所以我来说你来听，都不用担心会被记过。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要点。《中国古代房内考》是最权威的中国性文化史，作者是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

• 第一，中国的传统性观念，长期以来是中立和开放的。虽然一直以男性为中心，但在唐宋以前，女性都有相对宽松的性权利。随着宋明理学的兴盛，尤其进入明清后，性文化开始变得封闭，形成了许多病态的现象。
• 第二，无论是房中术还是古代的妓院合法化，放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中观察，都有存在的理由，也发挥了维持社会家庭平稳的作用。高罗佩通过统计发现，中国古人的性生活也是基本健康的。
• 第三，儒家、道家思想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性传统。道家的影响主要在技术层面，在历史后期则转向道教内部，而儒家则在不断强化对全社会性观念的管控。

在我们的认知过程里，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能承认生理和心理本能。古罗马有句名言说，“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样直白坦率的态度，却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最深入的思考。性行为本来是人类最根本的行为，但在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里却形成了许多复杂禁忌，这绝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到近现代，西方性学家在开展性科学研究时，还要一再向公众宣称“凡是上帝不耻于创造的，我们就不耻于言说”——你看，这类漂亮警句，都是为向公众辩解才想出来的。

法国思想家福柯说，西方只有性科学，而东方则拥有性艺术，因为中国、印度等古老东方文明，对性权利给予了比西方更多的宽容。这种夸奖，仅仅指向中国性传统的一个侧面，我们也用不着太当回事儿。不过，今天我们能用更理性的观点看待性、谈论性，确实是既来自时代进步，也在向传统文化回归。比起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有更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知识储备，在处理性问题上可以更加理智、更加科学，不做盲目的道德判断，而是实在地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有利于每一个人的。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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