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至四月三十日仓促溃退，共历时仅42天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这里共占领了四十二天。时间不长，但所做的事情却很多，总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件事。

第一，严明军纪，稳定社会秩序。

很多人都认为李自成的大顺军进了北京城之后，就变得军纪败坏，四处抢掠，这是不客观的。其实刚开始李自成进京的时候，大顺军的军纪是相当严明的。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即使是深度仇恨农民军的士大夫，在他们当时的笔记里，也是认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初进京时，纪律肃然，不扰市民。比如当时的《甲申纪事》、《定思小纪》、《国榷》、《再生纪略》、《甲申核真略》等当时士大夫的笔记，就记载了不少关于大顺军"果尔肃然"，"不抄掠"，以及市民"大喜传告，安堵如故"，"人情稍帖"的情况。这些士大夫当然不会为他们眼中的"流贼"李自成歌功颂德，所以这部分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说起纪律，李自成的大顺军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就开始重视严明军纪了，并且后来也一直坚持执行，随着攻占城镇的増多，还增加了明确保护工商业、稳定市场的内容。

《再生纪略》中记载，起义军自山西东渡、向北京方向进军后，"一路不杀不劫以结人心，平买平卖，不许罢市"。及至进入北京，起义军当天就"榜示开业，罢市者斩"，并揭榜宣布:"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扰民财者，即磔之。"有两个大顺军的军士违反命令，"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示众。

由此可见，大顺军在进城之初，纪律是相当好的，社会秩序非常安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军纪再严明，也会有"约束未能遍"的情况发生。，那些离将领"耳目稍远"者，往往"纵恣自若"。当时"兵士掠财淫掠"而被发现、遭到"枭首"处分者数量不少。但是到了晚上，"掠金银、淫妇女"的违纪现象，仍然发生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纪就越来越差。

"初贼略不犯民，散居民家，唯收兵器火药，取饮食，渐至淫掠箠斫，人情大扰"。

大顺军的军纪迅速败坏的情况，是发生在四月下旬山海关之役的失败回城后。这个时期比之刚入城前的军纪，是

这些记载或许有点夸张，但也反映出当时的军纪确实已不能严格执行。此时时大顺军中的高层，已然是分为了两派。一种是主张继续维护军纪，"出牌安民"。而另一些人则是主张对违纪现象加以宽容，比如说刘宗敏。当时牛金星、顾君恩等人对军纪不严导致"人情大扰"的情况，已经有所警觉，所以专门提请刘宗敏注意。那刘宗敏的态度是什么呢？刘宗敏的态度却是不以为然，而且全然不放在心上。

"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军者我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摇，闭门分剿，不烦鸣金击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

刘宗敏是大顺军中，李自成之下的二号人物，就连他都是这种态度，当时军纪迅速败坏就可想而知了。刘宗敏对于大顺军军纪败坏，无疑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顺军的纪律败坏，想想也有着他的必然性。起初农民起义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吃饱饭，但是吃饱饭之后呢？原本的小农意识，使他们面对北京城内，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居民和大量的财富，可以任意掠夺居民，而实现个人发财的可能，于是破坏军纪的情况便难免发生。

虽然李自成从大局出发，颁布了严厉的禁令，而且对于违反军纪者，也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但这些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是无法杜绝违反军纪，扰害居民的现象的发生。

大顺军所做出的恶行，也让他们自己吃到了苦果。史书中记载，大顺军在撤离北京城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队人马撤离后，数千未及撤离者被"都人"搜斩的事情，这应该是和大顺军在北京城的后期大肆抢掠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招抚近畿。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第二件事，就是招抚近畿地区的明朝官员。这些地域，主要是由刘芳亮所率领的偏师由晋、豫、冀交界处向北挺进后攻取的。

李自成率领主力部队攻下北京城的第二天，刘芳亮的这支偏军，就已进抵保定城下。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起义军开始攻城。当地乡绅，曾经担任过光禄少卿的张罗彦、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太监方正化等人仗着保定城城坚墙厚，拒不投降，准备固守待援。

三月ニ十四日，大顺军顺利将保定城攻克，方正化被造反的官军杀死，张罗彦自杀，邵宗元被俘处死，而后大顺军留下部分人留守，其余开进北京。至此，北京以南的近幾地区，基本上归入起义军的管辖之下。

李自成所率的主力部队，在拿下北京后，也派人对近畿的一些州县加以经营，其使用的方式基本上是乘战胜之余威，加以招抚。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通州和天津的招抚。这个时候李自成威名远震，基本上可以传檄而定了，当地老百姓也非常欢迎李自成。

三月二十日，起义军五六骑至通州，在城下大呼:"京师已下，不得坚守。"明废弁魏广胜与起义军相识，负粮出迎，于是督饷侍郎党崇雅"率诸将吏迎降，知州张经自缢死"。明天津兵备副使原毓宗，"母在京，贼厚遇其母以招之。毓亲闻都城不守，遂奉表入都纳款"。在原毓宗的安排下，天津城头飄起黄色旗帜，大书"天祐民顺"。居民的门上也写上了"民顺"字样。

第三，派兵南下。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兵南下。大顺军攻占北京之后，李自成就派出了部分军队南下扩大占领区。

李自成进军的目标，是占领山东省，而后继续南下江准地区。进军山东，基本上是顺利的，但是南下到江苏北部后，却遭了到明朝漕运总督、准扬巡抚路振飞等人的抵御，没能进一步深入。

李自成为了一举平定，南方，所以当时攻下北京后，就立刻派了四路部队南下，想着一举拿下南方。

1.权将军郭升，"率三千人犯济南等府"，四月，到达济宁府后往兖州，留下掌旅傅龙以千人守御济宁。

2.制将军董学礼，他于四月六日奉命"以千人南至宿迁"，曾途经德州⑤、济宁③，占据宿迁后，曾与路振飞作战。

3.制将军白邦政、巡漕户政府从事方允昌，他们"以兵二千索饷至淮上，见(明朝官军)守御甚严，退屯宿迁"。据记载，白邦政、方允昌到达济宁时已是五月上旬。他们到达宿迁的时间应该更晚一点。

4.第四路被派出的将领，姓名失载。只是记载他是"制将军"，曾经"以兵二千下登莱"。

上述被派出的这几路将领所率部队，数量都不是太大，这是因为此时的大顺军所占领的地区，骤然增大，兵力过于分散，无法集中。而且这些部队基本上还都是属于各自为战，不相统属。

按道理说，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应该是有限的很了，但是，他们却一路势如破竹，攻城掠地，扩大了很大一片地盘。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当时明朝的势力在已然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之中，因此，这几支力量不大的军队却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它们的进军，使得李自成起义军所控制的范围，除了原有的湖广北部、河南、山西、北直隶及西北地区之外，又增加了几乎山东一省和今江苏北部地区。这一成绩也说明李自成起义军的派兵南下决策，极为正确。

第四，组建百官，准备登基。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百官和仪制方面又作了进一步充实，主要规定和颁布了有关仪制、筹备登极大典以及充实各级官吏等内容。

在仪制方面，规定了官员的服装、帽子的制式的规格。这看似小事，其实它涉及的是封建士大夫阶层所一直认为的大事—"名分"。从这件事情上就足以说明，此时的李自成，已经以封建皇帝自居了。

"大僚加雉羽于冠，服方领"，自认"以水德王，衣服尚蓝"，官吏"品级以云为等，一品一云，九品彷之"。又规定"凡文官俱受权将军节制，行跪礼"。李自成还颁布了他本人及其先祖的名讳，其"自、印、务、明、光、安、定、成等字，悉避"。当时曾刊印《永昌仪注》一卷，其有关仪制皆详载其中。

李自成在进入北京前，还没有登极称帝，在进入北京之后，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筹备正式登极的典礼。为了让此次登基大典更加符合封建王朝的礼制要求，李自成更是和明朝的降官，在一起探讨过登极的有关事宜，诸如为什么

李自成手下的有关官员，更是为此花费了许多心血。他们除了率领有关人员演习登极礼仪之外，还要根据皇帝登极，要经过臣下"劝进"这一惯例，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组织人每逢"三、六、九日"，都要按照议程进行"劝进"。

但是李自成真正举行登基典礼的日子，实际上已是四月二十九日。因为实在不能再拖了，这已是李自成在北京居住的倒数第二天。不是李自成不愿意在北京城住，而是清兵不让大顺军在北京消消停停的住了，八旗铁骑已然临近京幾，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

李自成的登极计划为什么会一改再改？主要是由于大顺军所面临的事情过多，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筹备。到最后举行典礼时，更是在一片石兵败之后，哪里还有什么心情，所以也是搞得非常仓促。

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兵败，八旗铁骑已是跟随而来，那么在这紧急的时刻，为什么还要浪费宝贵的一天，来举行登极大典呢？

说到底其实还是"名分"问题，这真是封建礼教害死人啊！在李自成看来，此次的登基大典，有一定的政治作用。登极大典举行之后，就标志着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离北京城，但在撤离的前夕，他却坚持在北京把登极大典举行完，虽因时间限制，只能草草从事，也在所不惜。这当是因为鉴于北京作为京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只有在这里举行登极大典，才有较大的被人承认的可能性。

要建立朝廷，自然需要文武百官。武官李自成不缺，大顺政权缺少的只是文官。这其实也好办，因为有着无数的明朝降官在等着安排呢！

李自成从明朝的旧官吏中挑选能为他大顺政权服务的人，不是顾虑太少了，而是顾虑太多了。当时北京的明朝"文武官僚约三千余人"，除了其中极少数人自杀身亡，作了明朝的殉葬品之外，绝大多数最初不过是躲了了起来。他们"潜藏惟恐不深＂，这并不是这些人对明王朝的忠心，而是他们还摸不准李自成的态度，所以不敢贸然出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下令，把明王朝的文武官员和国戚勋旧，全部召集起来，目的就是选择其中可用的官员。

"国戚勋旧，文武官员都要俱于二十一日朝见，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自是，各官乃往往为人出首"。

三月二十日，各官纷纷找到大顺军中"投职名"。此后，起义军便从他们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人，安排为起义军政权的各级官吏。

关于这些出来任职官员的人数，各书记载有所不同，但大体相差不多。

陈济生《再生纪略》记载，三月二十ー日选拔"九十二名＂，后"牛金星又送降官五十员到吏政府，限次日听选"。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三月二十六日"选升各官四品以下百余人"。

由此可见，当时选用明朝官员的总人数，基本上也就一百人左右。这些被选用的官吏，原来在明朝的官衔品级，都没有超过三品。

"凡三品以上者俱不与"。

除了这些官吏以外，大顺军也启用了一些人当时尚在狱中的原明朝官吏，这时也有被放出授官者，他们的原有品级也都不高。

大顺是李自成建立的新政权，新权新气象，不能全用明朝投降的官啊，所以李自成也进行了一次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甲申传信录》记载:四月初四日，牛金星等人考试举人，题下:'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进考七十余人，大率皆顺天府人"。"初六日，榜取实授举人五十名，量才授职"。

从上述这些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后，进行的建立政权的各项活动来看，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政权，已经完全显示出了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专制的色彩，那些封建王朝被李自成当成了自己建立政权的榜样。即使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真的能够建立，也不过是历代王朝的一个翻版罢了。

第五，追赃助饷。

李自成在进京后所做的第五件事，就是被历代所诟病的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追赃助饷。说起追赃助饷，其实李自成也有很多的苦衷。他所率领的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以后，就开始广泛地宣传"不当差、不纳粮"之类的口号，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没有废除赋役的征收。

仅举一例就可证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刚刚占领西安后，就规定"明年粮每石征一两三钱，今冬每石折草六十斤，输长安"。

李自成虽然也征粮，不过他所征收的，要比明朝廷要轻的多，明廷每亩正税加钱粮，再加上火耗，实际征收额，已经达到"一钱三分至二钱余"，而李自成起义军在这里"每地一亩派银五分"，两者相差就有数倍。

这样一来，起义军通过税收所得的钱粮，数目就微乎其微了。然而不停顿的战争，无疑需要庞大的军费。可以想像，单凭税收，起义军在财政上是满足不了需要的。那么，财政上的矛盾又能怎样解决呢?分析史书记载，李自成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是：

1.军队屯田，如曾在南阳、襄阳地区搞过屯田。

2.接收明官府的库存。

3.以"助饷"的名义向各级士绅征收。

上述三条中，向各级士绅征收一条是最重要的。这种活动，当时被称为"追赃"，为什会出现大量的追赃现象呢？那是因为起义军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认为那些大官的钱，来路不正，拿他们的钱理所当然。所以才会竭力掳掠那些明朝的官员，而且也确实掠夺出了很多的赃款。

"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衣冠所畜皆赃耳"。

"追赃助饷"的事，可不是在北京城里才开始干，而是早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入关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巨室助饷"。比如渭南的乡绅南氏，就曾被责"饷百六十万"。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这项活动继续进行，而且还被搞得过分激烈。"追赃"是从崇祯十七年(164年)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的，这一天距离李自成进京，也不过才八天而已。

"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俱责输纳"，所派之数，大体是:"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要说只是追这些贪官污吏的赃，那可是大快人心。但是后来"各处搜求渐密，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无差别的追赃，就过分了，最后肯定会失去人心。

起义军要追赃，这可不容易，谁会轻易将白花花的银子搬出来？所以起义军就开始了严刑拷问，"如云不，即严拷"。当时起义军中总负责此事的是刘宗敏和李过，刘宗敏为了便于行刑，共造了"夹棍五千副"

四月七日，李自成到刘宗敏家中，要他酌情释放被关押追赃的人员。四月八日，大部分被关押者才得到释放，不过继续关押的还有"百十人中"之"一ニ"。

据统计，起义军在京追赃所得银子共"七千万"两，"其中得之勋戚者十之三，内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

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所搞的追赃助饷，如果说只是针对那些贪官污吏和原来明朝的皇亲国戚的话，那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后来却把矛头指向了平民中的商贾之家，那就必然不得人心。

李自成刚刚取得一定的胜利，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如此激烈地进行这一活动，不言而喻，是极不策略的，它使得当时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正在归向起义军的原明朝官吏，又基本上被推回到了起义军的对立面，使起义军陷于孤立。

另外，当时的"追赃"所得，并没有像李自成宣传的那样，拿出一部分用于赈济京城的贫民，这也不利于争取老百姓的拥护。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没能久占，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进行追赃活动时搞得过分激烈，表面上看，乃是由于执行政策时分寸掌握得不当，而从更深一层来分析，则是源于农民小私有者的狭隘和自私性。

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所做的上述五件事，反映出了起义军的局限性，严重的问题也逐渐出现了。这些严重的问题使农民军渐渐失去了广泛的同情和拥护，原来的政治优势开始丧失。这种状况表明，李自成起义军没能经受住胜利的考验，他所面对的将是凌厉的八旗铁骑，而这场轰轰烈烈，推翻明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在经过高潮之后，也即将消亡。

閱讀更多 正在學歷史 的文章

關鍵字: 山西 山海关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