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篆刻是由古代實用印章的製作和鐫刻而發展成為藝術的。狹義的“篆刻”專指印面文字（或圖像）的設計和刻制，是以鐵筆“寫”出篆文為主的造型（包括結構與線條）來表現審美意象的一種藝術形式，具體可概括為字法、章法、刀法三大要素。在實用的歷史時期，印章的用途、形制、制度和入印文字的時代性、地域性的差異，以及印材和刻制方法的不同而導致或決定了印章風格的多樣性；換句話概括地說，就是印章的實用性要求客觀上促使了其蘊藏的篆刻藝術風格的創新。比如紙質媒介物代替簡牘之後，實用印章的形制由小變大，官印文字由白變朱（直至宋代印章加大尺寸使面印文屈曲纏繞成九疊篆），給印章的刻制帶來新的課題，從而新的印章風格也就在這一轉換中誕生了！然而，當實用印章走向篆刻藝術獨立之後，那些長期以來在實用中約定俗成的形制、字法、章法、刻製法等逐漸轉化為篆刻藝術本質的規定性，後世篆刻家要創新，只有從主觀上並帶有刻意性質地去鑑古求新，同時結合審美的時代特徵而推陳出新。這樣，除了在章法、刀法上的微變創新以外，依據新發掘整理的古文字材料由字法的變化而導致篆刻創新更是很好的突破口，因為前人早已強調篆刻藝術是“七分篆三分刻”。
近百年來新發現與整理的古文字資料日益豐富，對當代篆刻藝術的創新無疑起到推進作用。綜觀今日印壇，這些創新主要表現在下列五大方面。
1.甲骨文印風
近百年來甲骨文的發掘與整理，不僅是從數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學研究的範疇上補充了一個新階段。甲骨文字的形體與契刻技巧，及其章法佈局乃至甲骨文字拓片的自然構成之美，激發了篆刻家的濃厚興趣，為篆刻藝術的創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大約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陸續有人取甲骨文字入印，著名的有丁輔之、王雪民、楊仲子、易大庵、簡經倫、秦士蔚、談月色等，其中以簡氏作品為多且成就為高。當代探索甲骨文印創新者漸多，尤以餘杭劉江老先生最為執著，其甲骨印風安祥穩重，厚實沉著，深含韻律與生命；金陵蘇金海先生是甲骨文印創作的中堅，其刀法猛利勁健，佈局寓巧於拙，印風平中見奇；吳門林爾亦以甲骨文印為專攻，用刀乾淨靈巧，佈局以印面契合文字，氣息優雅，曾獲“全國六屆篆刻展”提名獎。其他零星刻制甲骨文印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西泠印社第四屆篆刻作品評展”徵稿中還特別要求參評者必刻甲骨文印一方，有力地推動了甲骨文印風的發展。甲骨文在結字和章法上較後世文字有更大的靈活性，除了少數簡單的字以外，絕大多數的字都有幾種乃至十幾種不同的寫法，其筆畫的多少、形體的長短、結構的安置都相當隨意。章法上字距與行距都不嚴格相等，左行右行也無定式，這些可變性特點為甲骨文印佈局取勢的靈活性提供了可能，也拓展了甲骨文篆刻的創新空間。從而為篆刻藝術在古璽文字、金文、繆篆、小篆之後又添加一種字法和新的藝術表現形式。
2.楚簡文印風
楚簡文字是中國最早的書法墨跡之一，從20世紀40年代起，楚簡不斷出土問世。在已發掘的戰國文獻中，楚簡是最為豐富的。50年代開始，整理楚簡文字的著錄和研究、考釋等文章不斷問世，羅福頤、史樹青、饒宗頤、陳直等文篳路藍縷；70年代以後，楚簡發表更多，代表的有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彙編》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也在此期間出版，廣大書法篆刻愛好者能一睹這地下沉睡二千多年的文字之奇妙風采。
楚簡古文字，一開始就與西周金文拉開了距離，其結構造型以直線和弧線縱橫排疊，環環相扣，極具美術裝飾意味，它吸收了中原文字的精華，又自成體系，與後來成為篆書主流的秦系文字有著較大的區別，其詭譎浪漫而又極盡變化的美感引發了篆刻家的極大興趣，於是部分作者產生了以此文字入印的創作激情。據筆者所知，1980年“首屆全國書法篆刻展”上，馬國權先生以集楚簡文字的形式創作了一幅書法作品，其後，以楚簡文字入印風氣漸濃。據王慶忠、孫玉華統計，楚簡文印在“八屆全國展”中約佔全部篆刻作品入展的5%，在“首屆青年展中”佔6%，在“全國五屆篆刻展”和“西泠印社第六屆篆刻評展”中分別有9位和10位印人刻楚簡文印入展，在近幾年中國書協或西泠印社主辦的篆刻展中，楚簡文印也屢見不鮮，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當代篆刻家中，李剛田先生是較早嘗試楚簡文字入印的代表，他將楚簡文的灑脫浪漫糅合漢鑿印的方勁沉著之中；徐暢先生也經常刻楚簡文印，意欲保持楚簡文字峻峭妍雅的本色。中青年篆刻家以楚簡文印主打且成就突出的有許雄志、高慶春、張煒羽等。許印構圖新穎，刀筆情趣爽快；高印以金文融化楚簡，渾穆又不乏浪漫氣息；張印注重吸收楚簡文的奇詭多姿，風格精緻而靈動，還常以楚簡刻邊款。青年印人中也有不少追隨楚簡印風的。當然，孫慰祖、趙山亭、劉洪洋、周斌等資深篆刻家或試刀楚簡文印，或借鑑楚簡古文字之意，都有精彩作品面世。
3.古璽印風
古璽，即秦統一以前的官私璽印。識別古璽雖在清代中葉，但廣泛認識古璽並對出土（或傳世）的古璽進行整理研究，以及把古璽風格作為篆刻創新的追求，乃是近百年的事。沙孟海先生在一篇序文中說：“趙之謙、黃士陵印譜中，還都錯認它（古璽）是‘秦印’。不久，吳式芬《雙虞壺齋印譜》和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出來，嶄然列古璽於卷首。後來商務印書館影印陳書，大量發行，從此天下皆知道這類遺物是古璽。”其後，古璽及古璽文字整理與研究大為進步，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起到八十年代，古璽研究進入了高潮時期，大量的研究論文和有關專著，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其中字書編纂代表作有羅福頤的《古璽文字徵》（1930年）和《古璽文編》（1981年），至於古璽創作，則民國初嶺南李尹桑開風氣之先。馬國權先生曾說：“古璽之藝失傳近二千年，至牧甫始發其秘，尹桑更光而大之……嘗自負其章法篆法均消息於璽文。”當代篆刻古璽印創作漸多。掘南京童迅先生統計，全國第一、二、三、四篆刻展中，古璽印式分別佔27%、24%、21%和28%，“全國五屆篆刻展”中獲一等獎的吳硯君、二等獎的陳靖、三等獎的魯大東等均以古璽式作品取勝。“六屆篆刻展”中古璽印式所佔比例也不小，可謂成一時風氣。
古璽風格向以多樣變化而著稱於印史，主要緣於戰國古文字的地域特點，其章法佈局也是後來的秦漢印所無法比擬，明清流派印家對漢印風格挖掘較為深入，而於古璽風格卻認識粗淺。當代篆刻古璽印風的創新，得益於古文字發掘與整理的“印外功夫”，也與今人講個性、重表現的審美選擇相契合，這類印風既有印章之古意，又合視覺之新變，實為時代呼之而出。
4.金文印風
金文的狹義是指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宋代學者對金文的蒐集、著錄和研究在古文字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清代古文字學研究的重點仍然是金文，但以金文印廣泛示人則是近百年來有之，尢以當代篆刻界為盛。一是因為青銅器銘文材料新出土的量大超於以前，如河南、陝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有多批發掘；二是因為全面整理金文有時代科技的便利條件，如容庚先生分別於1925年、1939年、1959年三次出版修訂《金文編》，1985年又出版了張振林、馬國權摹補的《金文編》；又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冊，1994年完成出版，後又有補充性的著錄。可謂字書與拓本圖版相得益彰，這當然使當代篆刻家大開眼界。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就有易大庵、馮康侯、童大年、壽石工、簡琴齋、楊仲子、喬大壯等涉足金文印，其中簡、喬二位成就最為突出。此外，部分古文字學者、考古專家如羅振玉、經亨頤、容庚、商承祚等，亦先後介入過金文印的創作實踐。當代印壇老一輩篆刻家如朱復戡、沙孟海、曾紹傑、蔣維崧等絕大多數都曾刻過金文印，尢以朱、蔣二老為多為最。朱氏金文印作商末周初之體，凝鍊渾穆，氣勢雄勁；蔣氏金文印在《蔣維崧印存》中約佔80%，章法精妙脫俗，運刀洗煉流暢，於平和中見姿態，影響了鄒振亞、徐雲叔、劉紹剛、傅舟等一大批印人。當代其他金文印作者還有王北嶽、王壯為、熊伯齊、傅嘉儀、祝遂之、陳茗屋、陸康、魏傑、燕守谷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創新。另外，不難看出，每次篆刻展覽中金文印風都佔相當的比例。
5.鳥蟲篆印風
鳥蟲篆印最早見於春秋而隆興於兩漢，篆刻藝術成熟後至明清有少數印人偶而刻之，但有人斥為“幾於謬矣”。當代篆刻界鳥蟲篆印大興並形成一種風氣，與近百年來發掘和整理研究的古鳥蟲篆印及春秋戰國銅器上鳥蟲篆銘文是分不開的。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出土了不少帶有鳥蟲篆銘文的劍、戈、鍾、鼎等銅器；同時，容庚等前賢作《鳥書考》等研究；1987年，韓天衡先生編訂《秦漢鳥蟲篆印選》；其後，徐谷甫編《鳥蟲篆大鑒》，曹錦炎作《鳥蟲書通考》，侯福昌作《鳥蟲書彙編》等，為廣大印人進一步認識鳥蟲篆之美，以及識讀鳥蟲篆併為篆刻創作服務大開方便之門。鳥蟲篆是先秦篆書的變體，其筆畫蜿蜒盤曲，靈動莫測，時附鳥蟲之形，極富裝飾意味，用於印章，易於變化，獨見特色。其華麗面貌和金石氣息深深吸引著眾多篆刻家躍躍欲試。方介堪先生便是20世紀鳥蟲篆印大家，獨創了印文紋飾語言的個人風格，“妙在亦書亦畫之間”（馬國權評語），且能做到朱、白文印的統一。其後，印壇湧現出一大批鳥蟲篆印作者，馳名的有侯福昌、韓天衡、吳子建、陳身道、徐谷甫、吳承斌等。成就最高的韓先生所作氣勢恢宏，個性鮮明；吳子建先生還將青銅器、玉器等紋飾融入鳥蟲篆印的創作中，高古雅緻。近二三十年來鳥蟲篆印創作一片繁榮，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上述五大印風是在近百年來古文字發掘與整理的刺激下（當然還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產生的勢力較強的當代篆刻創新的突出群體表現，其他以古文字為契機而促使篆刻創新的還有王鏞、崔志強的陶文、磚瓦文印式，黃惇的瓷押篆印式，朱培爾的石刻篆文印式，潘敏鐘的鏡銘文印式，張弓者的碑額志蓋篆印式，趙熊的古幣文印式，葛冰華的道教符籙印式，以及《天紀璽紀功碑》印式，中山王器銘文印式等等，只是涉足面不大，尚未形成一股風氣。
總之，當代篆刻藝術的創新離不開新發現的古文字資料的滋養，篆刻家必然要正確利用古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近百年來發掘與整理的古文字資料是篆刻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而且，不久將來，地不愛寶，還會有古文字資料的新發現，將為篆刻藝術創新帶來新的契機。當然，應用新發現的古文字入印，必須經過“印化”的藝術處理，才能保持篆刻的特質。可見，古文字的發掘與整理對當代篆刻藝術創新的推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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