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疫蛰伏，只能提笔，为抗疫尽绵薄之力，这是我的第二十七篇“撸文抗疫”文章。
不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相关的帮扶政策层面，都应针对在线教育新模式衍生出的教育新需求，有更加精准的对应举措，来着力弥平这个“教育鸿沟”。
文 | 信海光
这两天，河南邓州“3姐弟共用1部手机上课”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另据新京报今天报道，洛宁初中女生郭翠珠寒夜在村委蹭网学习的图片日前刷爆网络，目前当地政府协调联通公司，为她家装了宽带，还送了免流量费的手机。
与这些消息一起受到关注的，还有另一则报道——《有多少贫困儿童可能身在远程教育之外？全国超五亿人没有网络》。“超五亿人没有网络”的出处是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全国仍有5.41亿人不上网，称为“非网民”。媒体由此追问：互联网能抹平“教育鸿沟”?
中国有高达5.41亿的非网民，这听起来令人惊讶，但这应跟“同期中国网民规模已高达8.54亿”的数据，一起置于14亿人口基数的大背景下审视。
客观地说，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全民上网，这未必全是上不起，还有结构性的原因。《报告》显示，这些“非网民”之所以不上网，主要是因为年龄、使用技能和文化程度限制，而非全部由于贫困或网络基础设施差；因“无法连接互联网等原因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低于10%。
不是“超5亿人没网络”，而是“超5亿人不上网”，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很大，如果具体到因互联网资源占有不均衡而导致的“教育鸿沟”问题，则意味着两种解决方向，前者需要解决的是“新基建”问题，而后者则重在采取手段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
“新基建”是近期大热的词语，与“铁公基”及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不同，它是指以信息化建设为主要特色的基础建设，近期热点集中于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概念。如果拿基础网络覆盖率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居于世界头部水平，中国有全球最大的4G网络，网络覆盖率已超98%的全国人口，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86.1%，互联网的综合发展水平仅次于美国。
但这不意味着“数字鸿沟”不存在。事实上，因无法上网课而吞药自杀事件反映出的不是网络问题，而是贫困问题。网络就在那里，资费也不算太贵，但总有少数群体上不起网。
这很容易令人想起，今年在奥斯卡拿奖创纪录的韩国电影《寄生虫》的开头片段。韩国是全世界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但穷人们依旧上不起网，以至于不得不拿着手机四处蹭信号。
近年来，中国为了防止贫困儿童失学而采取了大量措施，但此次疫情导致的教育向线上转移，又检验出了新问题，即接受在线教育本身是需要门槛和成本的，可能很多贫困家庭一时对此无法承受。
甚至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种新增成本有时候也会构成经济上的压力，比如老师在网上出题，需要学生在家里把试卷打出来填写完成。购买纸张和打印机就成了新增成本，一些聪明的家长发现拿保鲜膜覆盖平板电脑后，让孩子拿来写作业成本最低，于是造成电商平台上的保鲜膜意外热销。
疫情突如其来，有些地方政府和学校在推动在线教育时一时想得不够周到，情有可原，但如果将在线教育作为未来主流教育模式的标配，则成本和教育公平问题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这包括采取在施教过程中尽量低成本的教育方式、向贫困学子提供必要设备，及在上网资费上进行定向补贴等。
在这方面，工信部其实已经有所行动。根据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宽带网络助教助学工作的通知》，工信部鼓励基础电信企业重点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推出特惠流量包等精准帮扶举措，减轻困难学生用网资费压力；并表示将组织基础电信企业持续加大宽带网络和4G/5G基站建设力度，不断提升学校网络带宽条件，加快农村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着力解决网速慢、信号弱等问题。
此外，在以前，大量的旧手机、旧平板都被作为电子垃圾回收处理。若这些旧设备中尚可使用部分能被收集捐赠给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用于基础教育，或许也能实现其“助学价值”。从这个角度讲，不妨考虑对废弃移动上网设备的处理流向进行新的规划。
这次疫情导致大量活动向线上转移，由于线上办公、上网课激发了新的“刚需”，这显示出，这些在线新行为对硬件的需求有了新特征。因此，不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相关的帮扶政策层面，都应该对这种新需求有更加精准的对应举措，着力弥平这个“教育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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