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正月初六（1866年2月20日），恭亲王给小皇帝和两宫太后上了一道折子。他在折子里说：自打与各国签订条约之后，人家洋人来往中国，把各省的一切情形弄得心知肚明。咱中国人对人家却是两眼一抹黑，在办事交涉中难免吃亏。我们很早以前就想奏请派遣使臣去外洋各国探其究竟，摸清情况，以便在周旋中更为有利。但考虑到派人出洋，筹划落实起来非常麻烦，尤其涉及到的外交礼仪非常棘手，所以一直没敢请示。现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正好请假回国。如果由译署衙门派一两个同文馆学生跟赫德一起回英国，了解下该国的风土人情，应该是个机会。奕䜣如此建议的理由是，这些同文馆的学生都是些“微员末秩”，也就是小角色、小把戏，派他们出洋不涉及什么体制体统。人选则是，63岁的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因“老成可靠”赏三品顶戴，以译署衙门副总办官身份带队；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彦慧，分别赏六品、七品顶戴同行；斌椿之子笔帖士广英随行照顾父亲。（见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3669-3672页）
斌椿
恭亲王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允许。同年3月7日，斌椿一行5人随赫德出发，先后游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沙俄、比利时、普鲁士等国，历时小半年。其间，他们还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非正式接见。
这几个小角色、小把戏能够荣膺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半官方游历任务，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不难看出，这几个人的幸运则完全来自于清政府的迂腐和无知。
与这几位“微员末秩”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另一个怪异的“第一”——中国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出访的使节是一位外国人——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曾是一名执业律师，1861—1867年任美国驻华公使。在任期间，蒲安臣与奕䜣等人相处融洽，彼此间印象颇佳。
1867年底，清政府与各国的修约事宜正箭在弦上。鉴于洋人对中国“无不洞悉”，而中国对外国“一概茫然”；同时，“遇有该国使臣倔强性格，不合情理之处，只能正言辩折，不能向其本国加以诘责。”译署衙门认为，向外国派遣使节已无可避免。但此时总署最为难的是缺乏合适的人选。如果所托非人，难免“或致狎而见辱，转足贻羞外域，误我事机。”（见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第4821-4822页）
1867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满即将回国，他在译署衙门的践行宴会上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自告奋勇的蒲安臣和“正苦无人”的译署衙门一拍即合。11月21日，朝廷下旨：“译署各国事务衙门奏，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著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见同上书卷51第4900页、4903页）
于是，中国第一个官方出访使团出现了。滑稽的是，除去蒲安臣这个美国籍正使外，还有“左协理”英国人柏卓安和“右协理”法国人德善；译署衙门章京志刚和孙家谷赏二品顶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陪同三位外国“领导”出使。总署对使团的权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所办各事，应准应驳，均须听候总署酌定。”也就是说，最终决定权在京师。
蒲安臣与志刚、孙家谷
这个“杂烩”使团出访，清政府最担心的还是礼节问题。为此，译署衙门在给蒲安臣的书面“阅看条款”中写道：“此次中国所派之员，将来到各国时，似可暂无庸相见。或偶尔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盖免行礼。”（同上书卷52第4916页）
使团遍访美欧各国，1870年2月蒲安臣病逝于俄国彼得堡后，使团由志刚率领于当年8月回国。对这次出访的评价，历来争论很多。
天津教案发生后，根据法国的要求，经译署衙门奏请，同治九年五月三十（1870年6月28日），崇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负荆请罪”，“是为专使一国之始，然事毕即返。”（《清史稿·崇厚传》卷446）
崇厚于第二年1月25日在法国马赛下船，正遇上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接着又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法国政局一片混乱。崇厚一行被迫困守马赛，一直到局势逐渐平稳才抵达巴黎。法国新政府却一再刁难，不断增加无理要求。崇厚在饱受屈辱和轻慢后，离开巴黎前往英国和美国。法国政府此时态度有所转变，崇厚重返巴黎，向梯也尔总统递交了国书，并通报了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面对法国政府的各种刁难，崇厚均第一时间向译署衙门进行了通报，其本人和团队的应对并无大的纰漏和失职。
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率先提议：“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习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8）李鸿章是提出应在外国常驻使节的第一人。之后，各地督抚也纷纷提出遣使常驻西洋各国和日本的建议。
1875年2月，发生“马嘉理案”。英国方面在与译署衙门和云南地方的交涉中，要求清政府派遣大员赴英通使谢罪。这一事件倒加速了清政府派遣使节常驻外国的进程。1875年8月，郭嵩焘、许钤身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大臣。之后，清政府又任命一批驻其它国家的使节。由于中英交涉延误，郭嵩焘迟至1876年12月才成行，抵达英国时已到1877年2月。清政府由此首先在英、美、日设立了公使馆。
当时，考虑到人员、经费问题和外交事务的繁简，清政府一般采取一员兼使数国的做法，比如驻英公使还兼任驻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公使；驻美公使兼任着驻西班牙、秘鲁、墨西哥的公使；驻俄公使兼使德国和荷兰。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后在更多的国家设立了专职公使。直至清政府覆灭，共在英国、法国、美国、沙俄、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朝鲜、西班牙、秘鲁、墨西哥和古巴15国长驻使节。其中，西班牙、秘鲁、墨西哥和古巴4国由驻美公使兼任，其它11国都是专任。出使大臣前后共计57人。
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郭嵩焘——中国第一位常驻外国的外交使节。
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曾国藩的密友，以曾国藩幕僚起家。郭嵩焘因长期倾心于洋务，遭到国内很多保守人士甚至家乡湖南人的猜忌与不容。他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长沙文人公开称他是“湖南之耻”。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1876年9月，就在他即将出使之前，长沙盛传郭嵩焘要邀请外国传教士到湖南来。此时正值乡试，愤怒的学生们在长沙发动了夹带暴力的抗议活动。最终，他们烧了郭嵩焘在长沙的家。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从上海上船前往西欧赴任途中50多天的日记，这本日记是应译署衙门的要求而作。在日记中，他对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多有称道，对中国保守人士的守旧与无知多有抨击。该书一经问世，即遭口诛笔伐。译署衙门迫于压力，将其书毁版，禁止流传。李鸿章在给大理寺少卿、译署衙门章京周家楣（筱棠）的信中说：“筠仙（郭嵩焘号筠仙-引者）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却如此参毁奏谤，恐怕达官贵人从此皆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复周筱棠京卿》【光绪三年六月十三日】，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71页）
生前郁郁不得志的郭嵩焘在临终前两年写过一首《戏书小像》，慨叹了自己蒙受的冤屈，更表达了对自己身后评价的自信：“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康涛
2020年2月18日于北京无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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