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跃民生命中最铁的死党大概就要属这三个人了，放到一起写，对比的效果好点，所以就并在一起写了。
关于张，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这个人物实在是个中规中矩的角色，属于传统的好男人类型。不论何时出场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大约与连奕名的性格有关。一个传统的顾家的好男人，周最后的归宿也完全符合两人的性格，算是皆大欢喜吧。
关于他，我只想说这么多。
郑和袁从一开始就是跟钟混在一起的，就与钟的感情来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比张更浓些。首先我想来看看郑这个人物。
一副白白净净的面孔，架着副眼镜，从外表上看，典型的白面书生形象。然而，大多数人对其的评价却是千篇一律的“一肚子坏水儿”，因为他总是跟钟合兵一处，“狼狈为奸”，担任着干坏事的狗头军师的角色。但想出来的主意在很多时候确实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的。然而郑坏吗？！
郑的父亲是国家科技部的高级工程师，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大的知识分子了。按虎父无犬子的逻辑推理，郑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好孩子了。况且出身于书香门第，小时候必然也是严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师嘱的乖乖孩子。无奈生不逢时，“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猛烈批判，作为一个人人歧视的“狗崽子”在那种境遇中所受的凌辱结合时代的特点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为了抵御来自社会上各个方面的攻击和欺压，他只好摒弃了“好学生”的思想束缚，变成了一个“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坏孩子了。郑在陕北插队时曾对蒋碧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小也是个好孩子，可是好孩子当出什么结果来了？最后竟成了狗崽子。言语之间，于吊儿郎当玩世不恭间，却有着几分青涩的无奈。
郑的身上，有着一股永不认输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那群人中，他是唯一一个靠自己自身的力量考上大学拿到硕士文凭最后又进入研究机构的，全然不同于其他的几个，全是通过部队成长起来的。说来好笑，郑的改邪归正，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还是源于对蒋碧云的追求。为了配合他的高知识分子的扮演，破窑洞里的另外几人不得不装出低智商的人，着实让其得意了一把。却不想，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钟走后，整天闷在窑洞里摇头晃脑地看书，短短地时间内，竟读完了《二十四史》，也正是有这样深厚的史学功底，才终于考上了中学老师，才有以后的一切一切。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的话用在他身上，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其实从后来与其他几人的生活境遇比较来看，也暗示了我们好多东西的。
袁与郑相比，就简直是个有勇无谋的人了。凡参与的坏事，无不跟着钟郑两人走，自己并不能提出多么有建设性的想法，我想这大概与其父亲的遗传基因有关了。他的父亲乃一介武夫出身的大老粗，尽管最后靠着劳苦功高位列人臣，高居庙堂，但从骨子里来说仍然是个老粗，全不同于郑父亲的知识分子的细腻了。
尽管袁有着这样的弱点（我不知道这样评价对不对），但却是个极讲义气的人。在与罗芸短暂的感情纠葛中，最后由于罗的“不仗义”才坚决提出分手的，而且如此坚决，没有回头的余地。我认为，这种“仗义”是缺乏理性思考的仗义，以罗芸的心计来说，她确实让人觉得可憎。然而，就如罗所说，她的出身与周是没法比的，她只能靠着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来。所以她显得更圆滑世故，更会利用周围的环境和条件，以作为自己“追求进步”的垫脚石。缺乏了几分义气，但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是远比义气成熟的处世方法。从作者引导的角度，我们几乎没有人喜欢她，但结合各种条件，那种“不仗义”也是可以理解的。
袁最后成了一名堂堂大校，但跟钟他们在一起，身上仍然“混混气”不减当年，在饭店里对 马五等几个小流氓的态度便是例证。所以我说他是个缺乏智谋的人，看来也没有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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