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李约瑟难题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古代中国的经济也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商代出现了用于交易的贝币，秦朝统一了货币，唐朝发展出相当于现代商业汇票体系的飞钱，以及具有银行雏形的柜坊，宋朝更是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从人均GDP来看，在公元1-1600年之间，中国的经济水平基本处于世界前列，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不是起源于中国或其他文明，而是起源于西欧呢？这就是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即"李约瑟之谜"）。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本文就纯粹从金融角度来解答"李约瑟难题"，即东西方的金融大分流究竟是如何演变的。
政治溯源
虽然人们倾向于把18世纪作为东西方大分流的开始，但实际上从政治溯源来说，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为两千年后的大分流埋下了伏笔。
1. 中国：中央集权的帝王信用——藏富于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车轨、货币，进而统一了市场。为了保持这样的"统一"，他建立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即皇帝就是"天选之子"，拥有绝对权威。相当于神权也要服务于天子，建立了"人神合一"的理念。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当时西汉的国库已经捉襟见肘，作为政治家兼理财家的桑弘羊提出了"官山海"政策，即把盐、铁等利润最丰厚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现国营专卖，即国家垄断最赚钱的生意。
其实最早提出"官山海"理论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他说治理国家的问题"唯官山海为可耳"，意思是可由国家控制山林川泽之利，可以说是最早的垄断思维。
后来，不论经历多少的皇帝与朝代，他们都发现"中央集权+国有垄断经营"是最有利于皇权稳定的组合拳。因为中央集权可以保证绝对权威，国有垄断能控制经济命脉，把所有重要的经济物资全部收归国库，国库充足又能更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遏制地方势力的膨胀。
可见，中国历来的财政制度的核心思想是"藏富于国"，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围绕着中央集权的帝王信用的经济体系。它的优点是在社会资金聚集能力低下的时候，国家能够强有力的、迅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掌控着金融资源，这也是我国早期经济特别发达的原因。
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帝王信用的强势，换来的是民间信用的弱势。因为只有帝王有绝对权威和绝对信用，官家代表皇家，所以信国家、信政府、信官员，这就是根源。
2. 西欧：分权制衡的民间信用——藏富于民
西欧经济制度的溯源要从宗教说起。
公园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基督教日渐衰弱。到11世纪，伊斯兰教几乎把基督教的地盘都占领了。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为了解放基督教，西欧的贵族和骑士开始了十字军东征运动。很快，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就被解放了，并且开放给各地的朝圣者前来朝拜。为了保护这些朝圣者，就诞生了"圣殿骑士团"这么一个组织。
圣殿骑士团
最初，圣殿骑士团只是为了保护朝圣者的人身安全，后来他们发现这些朝圣者还带着很多钱，但是路途遥远背在身上非常不安全，于是圣殿骑士团觉得可以做一门异地财物托管的生意。
当时的西欧，小国林立，各国互通壁垒重重。而圣殿骑士团背靠着罗马教皇，迅速发展成一支遍布欧洲各国的军事武装力量。需要说明的是，欧洲信奉"君权神授"，即神权高于君权，所以，一手握着神权、一手握着军事武装力量的圣殿骑士团，能够在整片西欧大陆上畅通无阻。
刚开始，朝圣者们把财物交给当地的圣殿骑士团，到了耶路撒冷再取出来使用，这就是一笔跨国的异地托管、汇兑业务。后来，圣殿骑士团发现原来金融业务这么容易赚钱，于是又拓展了业务范围：替皇室保管王冠、征收税费、经营皇室债务、债券，替贵族进行信托理财，后来还开放了普通人的存贷款业务，甚至还借钱给基督教的敌人……
可见，当时的圣殿骑士团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功能，并且还是一个跨越了国界和君权的机构，用"神权"赋予的"信用"连接了分权制衡的西欧各国，算是欧洲金融体系的启蒙。
到14世纪初，由于圣殿骑士团一直没有免除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债务，腓力四世便开始屠杀圣殿骑士团，英国和西班牙也随后加入。圣殿骑士团团灭，它庞大的金融遗产被各国瓜分了，并且它的"信用体系"也被流传了下来。
腓力四世
因为欧洲各国常年征战，四分五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形成一个像当时中国那样的稳定环境，人们信神权不信君权，也就是人们靠宗教连接而不是政权连接，所以皇室无法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皇室既不能强制收割财富，还得大量支付战争开支，所以民众对于皇室和政府是不信任的。
可见，软弱无力的政治力量，分权制衡的国家形态，使得欧洲缺乏一个权威的"政治信用"，取而代之就是以圣殿骑士团为代表的民间信用。
民间信用使得财富"藏富于民"，形成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财政制度和经济体系，是东西方之所以会发生金融大分流的根源。
财政金融体系
公元12世纪，中央集权的中国，藏富于国，国库充裕；分权制衡的西欧，藏富于民，国库空虚。 国家的发展需要钱，但是钱从哪里来？东西方国家之间因为钱的来源不同，从此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国家资金来自税收
税收是一种全民性的、强制性的、重新"分蛋糕"的制度。当权者强制把全民的"蛋糕"收上来，重新在"官"和"民"之间进行再分配，使得民间的财产转移到国家（官家）。实质是一种根据当前已产生的财富强制进行再分配的制度。
古代的中国，因为高度的中央集权，皇家和官家本身就控制了经济命脉和重要经济物资，然后还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制把民间的财富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又分了一部分进入到国库，所以古代中国特别发达，国库有钱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干大事"。
2. 西欧：国家资金来自发债
西欧是一个个小国分权制衡，长年的战乱使得国家并没有钱，百姓的钱都藏在自己的口袋里，想玩征税也没有力量去执行。
然而办法总比困难多，没钱，可以借啊！所以西欧当时就玩起了发行国债筹集资金。
发债的实质是用国家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相当于国家先跟百姓"借面粉"做蛋糕，等蛋糕真的做成了做大了再按比例"切蛋糕"做分配。所以，发债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金融模式。
税收、发债、信用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国家要存续、要发展，必然要建设国防军事、基础设施、教育、司法等，有时候还要对付天灾人祸。我们来看看税收和发债两种模式对于信用的培养如何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1. 税收过重易使帝王信用被推翻
学习中国的历史，总是会听到"赋税过重，民众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取而代之"。基本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都是因为国库亏空，然后只能拼了命的利用征税收刮百姓，当百姓们被逼到了生死边缘，这个政权也就被推翻了。
帝王信用，在太平盛世那是极好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天灾人祸也是挡不住的。一旦百姓的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便会造成帝王信用的缺失，百姓能做的就是推出一个新的王，重新建立帝王信用。在这种不断推倒重建的过程当中，国家的财富被消耗、人力被消耗、文明被消耗，最终从发达走向了落后。
2. 发债使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契约信用
西方国家发债的基础来源于强大的民间信用。
圣殿骑士团虽然在14世纪初就被团灭了，但是这样的民间金融信贷机构却被流传了下来。百姓有意识地往机构里存钱，特别是贵族们，他们是欧洲早期国债的购买者。
一个国家想要扩张或发展，需要借钱，但是西方的皇不像东方的皇那样拥有至高的权利可以借钱不还，跟金融机构借钱一定要有借有还，谁都不能违背承诺、不守信用。这就使国家、贵族、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又能制衡欧洲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
西欧国家通过发债，用债权债务关系建立了各国之间的契约信用，为了维护信用又制定出一些列法律法规，使得整个欧洲大陆慢慢形成了契约社会与法治社会。乱战减少，财富积累，文明发展，逐步从落后走向发达。
总结
中国由于早在公元前的秦朝就建立了大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与"国营经济"模式，藏富于国，方便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在太平盛世中更能将"办大事"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中国在唐宋时期可以走到世界人均GDP的首列。
但是，经济总是有周期性起伏、周期性危机，一旦面临天灾人祸、爆发危机，帝王信用是极其脆弱的。在频繁的改朝换代、推翻重建帝王信用的过程中，一个强大的东方国家就被消耗掉了。
西欧国家由于神权高于君权的思想基因，整个大陆藏富于民，出于政权需要借钱、民众需要存钱理财的不同需求，诞生了具有现代银行雏形的金融机构，在政权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契约信用。民间的契约信用使得不同政治力量走向和平稳定，最终孕育出西方世界的璀璨文明。
这就是东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演变路径，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金融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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