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平：經濟短期承壓，長期向好趨勢不改

CFIC導讀

◆新冠肺炎疫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正逐漸顯現出來。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主任連平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疫情會對實體經濟構成短期衝擊，但中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

新冠肺炎疫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正逐漸顯現出來。為應對這種影響，從短期的紓困救急之策到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途徑，備受市場關注。

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主任連平，請他分析包括金融業在內的各領域如何提供更及時有效的支持，中國經濟如何在疫情可控後儘快走上恢復性發展軌道等問題。連平認為，疫情會對實體經濟構成短期衝擊，但中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

記者：受本次疫情影響，不少中小微企業在普遍停工、停產，需求受到壓抑的情況下出現了流動性困難，行業資金鍊明顯緊張。您認為，在目前已出臺政策的基礎上，對於一些受到較大沖擊的行業，還可以採取哪些措施？

連平：疫情之下，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小微企業的流動性問題。對於很多企業而言，其收入在一定時期內大幅減少，甚至歸零，但很多支出卻是剛性的：如員工工資、稅費、租金、養老金、社保等開支難以避免。因此，建議從兩個方面來緩解企業壓力，一是減少支出，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減少支出方面，各級政府已經推出了多重舉措，包括稅收、費用和租金減免，延遲或免交水電費等。我建議，對於受到疫情嚴重衝擊的企業，可進一步考慮豁免其一段時間內（比如一季度）的固定支出（比如租金、社保等），等到疫情控制住、正常復產復工後再恢復徵收相關費用。

金融支持方面，則要靠金融機構發揮積極作用，不僅要做到不抽貸、不斷貸，而且要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一些重要生產和醫療物資相關的企業增發貸款。當然，目前很多銀行等金融機構已經開始有所作為，未來力度還可以有所加強。

當前，中國銀行業的盈利水平良好，撥備水平也比較高。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餘額為4.44萬億元，撥備覆蓋率為187.63%，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保持在2%以下，其中國有大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年初和2018年同期均在下降。這保證了銀行有能力在關鍵時刻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應對當前疫情衝擊的影響。

在平時，風險控制是銀行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而在疫情背景下，銀行可以適當提升其風險偏好，以更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比如，對一些重點的民營、小微企業給與政策支持，在擴大新發放貸款規模的同時，還可以支持企業延期償還貸款，甚至對有實際困難的民營、小微企業豁免債務。銀行業的高撥備覆蓋率，在特殊時期發揮作用，正當其時。

記者：與“非典”時期相比，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週期不同，疫情衝擊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會有哪些差異？

連平：從經濟運行的週期來看，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情況與2003年相比具有明顯的不同。

從長週期來看，2003年時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部環境豁然開朗；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年出口增速超過30%；同時投資增速也比較高，資本形成對GDP貢獻也很大；而消費佔經濟整體比重則相對偏低。可以說，當時是經濟偏熱、宏觀政策偏緊的狀態。而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多、國內經濟增速趨緩、轉型升級壓力大、人口紅利減弱的背景之下；同時，各種要素投入已經處在相對較高的位置，不能過度依賴加大要素投入來驅動經濟發展。

但從短週期來看，經過此前一兩年的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企穩跡象。例如，出口等外部環境有所改善，工業進入了一個短期補庫存的階段，製造業PMI連續三個月位於榮枯線以上。因此，儘管疫情會帶來短期的負面影響，但短週期內也有一些積極因素在支撐經濟發展。可以預期，未來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將進一步推進，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金融支持力度更大，短期內經濟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第三產業受疫情的影響較大，而與過去相比，其在GDP中佔比明顯提高；但我們也要看到，包括線上業務等一些新業態發生了積極變化。雖然現在線上消費等方面的數據統計還不完善，但這些新業態的實際增速很高，佔經濟的比重也越來越大，這將抵消掉很多傳統服務業的損失。

第二產業的情況略有不同。實際上，從歷年經驗來看，春節期間本來就是製造業、建築業的傳統淡季，停工停產的實際影響沒有那麼大。一旦疫情得到控制，3月份及之後復工復產，此前的一些減產等可能會被加班加點趕回來。因此，從全年來看，第二產業所受影響應該可控，大幅回升可期。

目前，全國兩會尚未召開。一般來講，很多地方都會在兩會後明確全年發展計劃，一季度的情況會被考慮進來。我相信，很多行業仍會通過後續三個季度的恢復性生產和發展來實現全年既定的發展目標。

記者：疫情過後，您對經濟全面恢復方案有哪些建議？

連平：2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堅定信心，看到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疫情的衝擊只是短期的，不要被問題和困難嚇倒。要加強經濟運行調度，儘可能降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努力完成今年經濟社會發展各項目標任務。

這一表態釋放出明確信號，即儘管一季度我們會遭受一些損失，但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目標並沒有變化。後續三個季度裡我們還會全力推動改革發展，把損失追回來。

從整體上看，要實現這一目標，宏觀政策要做好逆週期調控，加大力度，實現“六穩”。我們要把經濟發展的內生韌性與制度性積極因素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經濟無疑是有韌性的，但這種韌性並非是完全自發實現的，而需要通過制度功能來加以發揮。例如，我們應繼續推進城鎮化建設、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農村經濟改革，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必定會持續釋放內生的發展能量。

具體來講，我有如下建議：

一是財政政策要更積極，有力支撐社會經濟平穩運行。可以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規模，比如將全年赤字率目標設定在3%到3.2%之間；發行特別國債，來支持疫情防控、補上國民經濟發展的短板、進一步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對醫療衛生等行業加大補貼、建設力度；地方可以增加專項債規模，從而支持醫療設施建設，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及公共衛生防禦，鼓勵互聯網等新業態、新技術、新模式發展。

二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註重靈活適度，把支持實體經濟恢復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綜合運用中期借貸便利、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等工具，滿足金融機構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流動性需求，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同時，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按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的支持力度；未來還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動態調整定向降準政策等，引導更多金融機構加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儘可能降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三是允許銀行在能力範圍內適當提高對不良率的容忍度，強化定向支持。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在監管部門的指導下，金融機構加大了風險化解力度。目前來看，銀行金融機構的資本比較充足，撥備覆蓋率很高，完全有能力化解當前面臨的風險，有效處置不良資產。在目前較高的撥備水平和盈利能力下，銀行這部分財務資源可以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有力的支持保障，大幅提升金融機構對民營、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

四是切實做好穩就業等民生保障。受疫情影響，一些小微企業可能會倒閉，一些農民工返鄉後無法回到原來的企業就業，這就要求當地政府積極作為，抓好穩就業工作，儘可能就地安排或加強再就業培訓。

五是抓住機會，佈局、推動新業態發展。在非常時期，線上購物、線上教育、遠程辦公、電子商務等領域意外迎來暴發期，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有關部門應該對此密切關注，出臺政策推動規範這些線上業務理性發展，這不僅能夠穩消費，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動能轉換的一個重要方面。

六是控制價格波動，平抑物價。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一月CPI是5.4%，這實際上是緣於去年同期基數較低形成的翹尾效應、春節消費需求增加以及豬肉等食品價格較高等綜合因素。疫情期間，供給端面臨著物流、生產等方面壓力，部分企業閉店歇業，不過需求端也同樣有所收縮，因此除了局部地區、特殊物資的緊缺，大多數地區的日常產品價格應當沒有太大上升壓力。但是，特殊時期我們要特別警惕部分人藉機炒作、囤積居奇，這會對市場心理造成較大幹擾。對此，監管機構要密切關注、嚴厲打擊，控制價格波動。

七是做好預期管理。實際上，在疫情的萌芽階段，一些謠言取代了官方信息，在民間廣為流傳，造成了局部地區一定程度的恐慌。隨著目前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加強信息發佈，這些流言不攻自破。為快速阻斷疫情傳播蔓延，採取嚴格的交通管控措施是必要的，但在執行過程中一些地方出現了過頭行為。在中央的及時督促下，各地予以糾正，現在交通幹線秩序基本正常。這提醒各地要警惕非理性的防控措施。

記者：馬梅若

連平：降低存款基準利率需要三思

近日，黨中央指出，要加大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的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註重靈活適度。金融市場上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降低存款基準利率，以減輕商業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從而提高其投放信貸和服務實體經濟的意願和能力，加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通常，當經濟遭遇巨大沖擊時，降息毫無疑問是主要的應對舉措之一。而在貸款利率下降的同時，存款利率不同步下降就會削弱銀行的信貸能力，這種一般的分析邏輯沒有錯。但中國的問題還需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分析和判斷。通過對實際利率、商業銀行存貸款狀況和利率政策方向等方面的綜合分析，我們認為現階段降低存款基準利率需要謹慎。

1、關注持續負利率的負面效應

近四年來，我國存款基準利率均低於CPI指數，形成了事實上的負利率。從理論上分析，負利率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存款縮水導致商業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受限，因為儲蓄的利率長期低於通脹率，居民在保值增值需求下可能將銀行存款持續轉投其他高收益金融產品，形成“存款搬家”，從而使得銀行的可貸資金下降；二是催生資產價格泡沫，“存款搬家”後，在資產價格走高的吸引下，資金可能大部分進入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持續的負利率導致資金持續的流入兩市，推升資產價格，往往形成泡沫；三是企業資金使用審慎性下降，負利率情況下借款越多，還款越晚，企業所需要付出的真實成本越低，這使得企業的借款行為不再謹慎，從而推高企業部門的負債水平。上述三方面影響都在中國經濟的實際運行中已經或正在顯現，例如銀行存款增速持續明顯低於貸款增速導致銀行信貸能力減弱，房地產價格上漲壓力持續較大和企業部門槓桿率持續偏高等。

2020年1月我國CPI為5.4%，處於階段性高點，因為翹尾因素和疫情影響，CPI在上半年可能在4%左右高位徘徊，下半年將逐漸回落；但儘管如此，未來的若干年內，實際負利率狀態仍將維持。當下如果降低存款基準利率，使得實際利率為負程度進一步加深，不僅可能引發存款人不滿，還會使上述三方面問題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市場風險偏好偏低的情況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通常會加強股票和房地產對存款的替代效用，可能使得資金更多地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與銀行支持實體經濟的大方向不相吻合。而在當前一二線城市房價虛高和新冠疫情衝擊下，資金從存款中出來，但卻難以形成住房市場的有效需求，很有可能轉而“炒股”追求較高的短期收益，使得金融市場波動明顯加大。可見，短期內調降存款基準利率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從長期看，持續推行負利率政策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負面效應是有目共睹的。

2、存款基準利率下降也可能會制約銀行信貸能力

一般認為，貸款利率下降而存款利率不變將導致銀行利差收窄，削弱銀行信貸投放能力。但在現階段的中國，存款利率下降也可能會制約銀行信貸能力，妨礙於貸款利率下行。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資管理財、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和同業負債下降使得銀行業負債資金來源渠道持續變窄，存款增速處在8%～9%的相對較低水平。而人民幣貸款增速則持續高於存款增速，在12%～13%區間運行，兩者之間差距為4～5個百分點。人民銀行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數據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行業的人民幣存款與貸款的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由2015年的接近70%上升為目前的接近80%；增量存貸比更是高企，2018年高達120.67%，2019年為109.36%。同時，已有一批商業銀行的存貸比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多家全國性商業銀行超過了90%、甚至個別銀行超過了100%。當銀行業存貸比為70%以下時，銀行業的信貸投放能力相對比較強，因為其可用資金較為充裕，但當存貸比超過80%後，銀行業資金來源偏緊；加上監管部門規定了同業存款的佔比，近年來同業資金增長明顯放緩，銀行業信貸能力必然受到制約。在此背景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會進一步減弱銀行吸收存款的能力，使得資金加快流出銀行業，導致存款增速進一步下滑。對此銀行將不得不加大力度攬儲，從而可能大幅上浮存款定價，抬高負債成本。這必然會帶動貸款利率上升，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初衷相悖。

隨著互聯網金融、資管理財和資本市場的持續發展，存款基準利率趨勢性下調的預期形成，銀行存款來源分流的趨勢就會越來越強。這對於沒有信貸增長剛性的經濟體來說，相對還可以接受，沒有存款就少放貸款。但在我國，迄今為止融資體系仍以間接融資方式為主。未來一個時期，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和社融增速偏低，決定了銀行信貸仍需要保持較高的增速，而這又需要存款相應增長的支持。如果存款基準利率走低，股票、債券、保險理財等非存款類金融產品對存款的替代作用就會進一步加強，銀行業信貸增長和存款增長的不對稱格局會加快發展，銀行負債增速持續減緩將難以有效支撐信貸投放。這種狀況顯然不是降低存款基準利率的初衷。

值得關注的是，中小銀行吸儲能力較弱推高其計息負債成本率，成為市場貸款利率下行的重要障礙。當前我國商業銀行整體的計息負債成本率約為2.3%-2.5%，明顯高於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的1.4倍，說明現階段銀行吸收存款能力較弱，負債議價能力不強。而更重要的問題則在結構方面。從存款結構來看，2019年末，住戶活期存款佔比存款總額為15.28%，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佔比為12.57%，兩者合併佔比為27.85%，這一部分活期存款對應的是活期利率0.35%，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對這一部分存款基本沒有影響。但這類存款如果真的全部以0.35%計息的話，則可以發揮壓低銀行業負債成本的重要作用。然而事實上，不少銀行為了吸收和留住存款，採用活期存款定期化結息辦法，更有甚者大幅上浮這部分存款利率，以有效爭奪存款資源。這一做法抬升了商業銀行計息負債成本，使得原來價格最便宜的活期存款也要付出大幅超出定期基準利率的成本。此外同業存款和結構性存款的利率都不同程度的高於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只有四大國有銀行和招商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在2%以下，絕大部分中小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都在2.4%以上，有不少中小銀行甚至接近3%。而大型商業銀行在銀行業中所佔份額為40.3%，意味著中小銀行己成為銀行業主體。由此可以推斷，銀行業整體的計息負債成本率很大程度上受中小銀行影響。而中小銀行吸收存款能力較弱，存款供求關係偏緊使得存款基準利率難以抑制銀行業吸儲成本上升的壓力。此時無差別化地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難以實現驅動銀行業負債成本同步下降的目的，反過來卻有可能導致中小銀行吸儲能力更趨弱化，進一步抬高其負債成本，從而上推貸款利率或妨礙貸款利率下行。這顯然無益於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下降。

3、銀行讓利實體經濟才剛剛起步

人民銀行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銀行要發揮利潤較多的優勢，適當降低對短期利潤增長的過高要求，向實體經濟讓利”。降低存款基準利率來拉低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的觀點，顯然與報告觀點方向不相吻合。因為銀行業讓利給實體經濟通常會帶來銀行業息差的收縮，導致銀行業將部分盈利轉移至實體經濟，而降低存款基準利率的方向則似乎相反。在貸款利率不變的情況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會進一步擴大息差，使得銀行業本已豐厚的利潤繼續較快增長；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同幅度下調，銀行息差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仍會保持原有的水平，銀行讓利實體經濟的目標難以實現；只有在貸款利率下調幅度明顯大於存款的情況下，才可能有助於銀行業讓利實體經濟。但目前實際情況是貸款基礎利率LPR下調幅度有限。2019年以來，LPR雖然多次下調，但一年期的LPR實際只下降了26個基點；加上三分之二的存量貸款未參照LPR，在實際執行中又打折扣；26個基點下調的效應應該不會超過0.25%降息的三分之一。如此，銀行讓利實體經濟的目標遠未實現，此時有必要匆忙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嗎？

應該指出，銀行業目前較高的盈利水平和撥備水平使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讓利於實體經濟。近年來，銀行業淨息差呈上升態勢。銀保監會數據顯示，當前銀行業淨息差已經由2017年一季度的2.03上升為2019年四季度的2.20。伴隨著淨息差的走擴，銀行業的盈利水平繼續大幅增長。2019年，銀行業實現淨利潤19932億元，同比增長8.91%。而與之對比的是工業企業利潤快速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為8.6%，2017年為4.2%，2018年為-11.4%，2019年數據尚未統計完成，但可以判斷大概率將維持負增長。一正一負之間，銀行業利潤的全行業佔比進一步上升。2018年末，我國47家上市銀行實現淨利潤合計1.63萬億元，約佔同期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總額的44.05%，市值卻只佔17.05%。

在盈利大幅增長的同時，銀行業計提了高額貸款撥備。2019年末銀行業整體撥備覆蓋率為186.08%，高出銀保監會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120%-150%的上線36個百分點，約合8707.6億元。可見，銀行業不僅盈利水平高而且撥備也十分充足，不良率又處在合理水平且較穩定。因此銀行業在疫情衝擊下向實體經濟讓利不僅應該，而且也是可以承受的。

4、貨幣政策應綜合考量和精準施策

為了更好地應對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嚴峻挑戰，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力度需要加大，而貨幣政策則應更加註重靈活適度，有必要採用“寬貨幣+重結構+降價格”的組合方式。目前，市場流動性保持了合理充裕，宏觀槓桿率偏高不允許也不應該搞“大水漫灌”。下一階段，在流動性繼續保持合理充裕的前提下，貨幣政策的重心應該根據市場變化放在結構和價格兩個方面。即繼續以多種政策工具支持受衝擊大的領域和薄弱環節，通過降低政策工具利率推動信貸利率下行，使得貨幣政策更有針對性，更加適度和更為有效。具體有如下建議。

一是調低存款基準利率需謹慎。從應對疫情、提振市場信心角度來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應該可以成為重要的政策選項之一。但如前文分析，無差別化地調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加重中小銀行吸存能力弱和存貸款增速差走擴等問題，可能減弱行業信貸能力和推動市場信貸利率上升，並不利於實體經濟；在CPI處在高位情況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會加大負利率狀況，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因此調低存款基準利率短期看不合時宜，長期則需要謹慎。

作者：連平系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主任、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鄧志超繫上海社科院世經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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