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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1 00:15:14 火星魚2008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1469—1527）出生于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被西方人誉为“政治学之父”，其名著《君主论》是政治学必读书目，也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在他生活的年代，作为国家概念的意大利尚不存在，在亚平宁半岛上活跃着5个较大的城邦国家和许多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佛罗伦萨是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工商业发达，文化艺术繁荣。美第奇家族建立了对国家的专制统治。1494年，多米尼派僧侣萨伏那罗拉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马基雅弗利参加了这次起义，并跟随他的老师、语法学家、共和国的第二大法官阿德里安尼走上了政治舞台。

马基雅弗利的父亲贝纳多是个律师，热衷于研究人文学科，但家境贫寒，只有一小块地产。他对儿子悉心教育，使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马基雅弗利养成了具有讲究实际，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沾染上当时盛行的模仿古典、博而不精的学风。

1498年6月19日，马基雅弗利被掌管军事外交的“自由安全十人委员会”正式批准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第二国务秘书。马基雅弗利很快以其思维敏捷、叙事清楚且有真知灼见而获得信任。1500年7月，他被派出使法国。佛罗伦萨在反对比萨独立的战争中遭到失败，法国派来的一支军队也惨遭败北。委员会交给马基雅弗利的任务是向法国国王解释：联合行动失败的原因不在佛罗伦萨。如果可能，要向国王说明，法国指挥官的“腐败和胆怯”是主要原因。在法国的6个月里，马基雅弗利看到了法国的强盛及它对佛罗伦萨的轻视，意识到佛罗伦萨风雨飘摇的处境，而摆脱困境的关键是自身的强大。

1500年12月他自法国匆匆返回。在他出使前夕，他的父亲不幸去世，不久他的妹妹也故去，家庭事务“变得杂乱无章”，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也有些不稳。他料理了家事，并在1501年下半年与玛丽特·考尔西尼结婚。两人相处和谐，育有子女5人。

1501年恺撒·博几亚被他的父亲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封为罗马那的公爵。博几亚对周边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军事进攻，获胜后提出与佛罗伦萨结盟。1502年10月，马基雅弗利以特使身份来到博几亚宫廷，此时，马基雅弗利的地位有所提高。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彼特罗·索德里尼被选为终身的正义旗手，即政府的最高首领。马基雅弗利受到他的赏识，成为其得力助手。在这次出使的4个月里，他对博几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其超人的勇气和远大的抱负钦佩之至。在他后来所著的《君主论》中，他系统地研究了博几亚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并认为博几亚是理想君主的典型。例如：公爵曾派手下的一个将领去平息罗马那的叛乱。这个将领干得很出色，但他的残酷却为继续治理罗马那造成了困难。公爵怎么摆脱困境呢？他将那个将领召来，4天以后，那个将领就被身首异处地陈尸于广场。“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行动”来实现目标的做法，成为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揭示的第一个命题。

1503年10月，因教皇继位的问题，马基雅弗利出使罗马，以向佛罗伦萨政府追踪报告教皇续任的问题。他看到，朱里二世教皇在当选前先与博几亚公爵结盟，得到公爵的拥戴与提名。在当选后则立即与公爵分道扬镳，不但拒绝履行其给予公爵头衔与军队的诺言，而且将他逮捕，监禁在教廷中。他不禁赞叹教皇的手腕高超。1506年8月和10月，他又两次出使教皇宫廷，以追踪朱里二世教皇收复领地计划的进展情况。

除了外交活动，他也花费相当精力研究了军事问题。封建国家的强盛主要靠军队。他总结古罗马共和国强盛的经验，认为应建立一支国民军，而不是像当时流行的那样，依靠雇佣兵。他两次向政府提出建立军队的建议，受到赞同。他把自己的想法编制成详细的方案，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他任秘书，全权负责组建新军的工作。1509年，他亲自率领这支新军攻打比萨，大获全胜。

1510年他第二次出使法国。此时，朱里二世发动了驱逐法国势力的军事行动。第二年，教皇与西班牙结成神圣同盟，获得了西班牙的军事支持。西班牙军队开进意大利，赶走法国军队后，回军佛罗伦萨。1512年8月，佛罗伦萨投降，美第奇家族复辟，共和国灭亡。11月7日，马基雅弗利的国务秘书职务被解除。3天后，被判禁止在佛罗伦萨境内自由活动一年，罚款1000佛罗林。翌年2月，受一个密谋反叛活动的牵连，他被捕入狱，经受了严刑拷打，在交付了一大笔罚金出狱时，一条腿已经瘸了。

为躲避迫害，他举家迁回家乡的小庄园，靠着微薄的田地收入为生。远离了政治的喧嚣，他安静下来，研究历史，著书立说。“黄昏到来……我整整齐齐地重新打扮好以后，走进古代人物的古代建筑里，我的主人在那里以全部的慈爱之心欢迎着我。我在那里饱餐美味，只有这才是我的真正的营养，而我天生也就应该享受这种饮食。在那里，我询问他们所作所为的动机和理由，他们亲切诚恳地回答我的问话。我忘记了一切忧虑，不再感到烦恼，即使死亡也不觉恐惧。我完全与古人为伍了。”

1513年，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君主论》。在这部书中，他以内外古今的近百个实例，系统地分析了政体的组织形式，君主的才干、手段和道德以及军队性质与作用等问题，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他主张君主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应该不择手段，即“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他把这部书献给美第奇家族，希望能重新施展其政治才能，但是得到的只是失望。

他参加了一个名叫奥惕的文人团体的活动，成为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又将他的历史著作《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又译《罗马史论》）献给奥惕的发起人。奥惕对政治问题的议论，促使他写成了《战争的艺术》（又译《兵法七卷》。他研究当时西欧各国军队的情况，结合自己的军事经验，对国民军的优点、步兵的运用等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还编写了一些剧本、诗歌和人物传记。

1520年马基雅弗利对美第奇家族的一再上书和托人买好有了一点效果，在受到美第奇宫廷的接见后，他被聘为史官。至1525年，他完成了8卷本的《佛罗伦萨史》。他将它献给了教皇克莱门七世（朱里奥·美第奇）。这部宏篇巨著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写至1492年“豪华者”罗伦索·美第奇去世，回顾和分析了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和原因。他坚持了人文主义者的基本信条：写历史并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的编纂，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服务于现世。他仍以《君主论》中表现的政治观点来总结历史，被马克思经典作家称为“一部杰作”。

1526年，教皇克莱门七世任命他为教皇军务大臣的随从，他陪同军务大臣去过克利蒙那、波隆那等地。1527年5月，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率兵洗劫了罗马，克莱门七世被迫出逃。消息传来，佛罗伦萨再次发生起义，美第奇家族流亡国外，共和国重新建立。马基雅弗利兴致勃勃地返回。依他的政治观点与学识才干本应受到重用，没想到因他与美第奇家族的瓜葛，人们嫉恨他，拒绝了他从政的要求。命运的嘲弄终于使他一病不起，很快就辞别人世。他只能抱恨终生了。

他为祖国的复兴与强大所作的《君主论》，却成为众君主的行动指南。1559年，教皇将它列入禁书目录。马基雅弗利成为历史上受到最不公平的诽谤的人物之一，以致在他去世46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名字仍然被作为狡猾、口是心非和在政治事务中运用欺诈的象征而被人们所议论；马基雅弗利主义成为常用的政治概念。实际上，他不过是把“人们在行为中经常遵循的准则”平白地描述了出来，将那个时代流行的、尚未成形的政治哲学明确化、系统化了。他完全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对后来的历史学、军事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政治学则起了奠基作用。在他的墓碑上简单地写着：“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其他的话都显得是多余的了。”

马基雅弗利是一位深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摆脱外国侵略，结束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在他看来，君主国是最理想的，政治法律手段和军事措施是他关注的唯一中心议题，而且他将这种统治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公正、仁慈等道义原则无涉。他说，政治的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马基雅弗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政治真理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抛弃自己的两个伙伴──神学与伦理学”，因为“讲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谓道德，不过就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的善，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达到目的的实践的艺术。”

按照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政治”成为“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则被划归于“私人领域”，二者间形成了一种通过与对方的对立来反衬自己的“镜像”关系：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意味着他必然被私人领域的标准定义为一个恶棍；而若将私人领域的行为准则运用于公共领域则不啻自取灭亡。他指出：运用力量和权术，不必受道德的束缚。合乎道德时自然受人赞扬，但是，在政治上，无须问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只应问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当合乎道德的事有害于国家利益和君主个人安全时，就不应去做。当不道德的事对国家和君主有利时，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干。不要有什么顾忌。“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会遭逢不幸，家破人亡”，马基雅弗利说，“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去行不义。”

马基雅弗利所说的“政治无道德”，其实主要在强调：政治应该和道德分开。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喻为游戏，两者的游戏规则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政治领域遵循道德的规则，或者在道德领域奉行政治的规则，必然会遭到挫败。

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和角度，我完全赞同。政治谋求的是一种权力，如果受到道德的羁绊，必定畏首畏尾，不敢放开手脚。正如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讲究兵不厌诈，政治也是如此，如果遵循“做人要忠厚诚实”的道德原则，估计永远也打不了胜仗。我们难道不记得中国哲学史上的那位宋襄公吗？处处讲仁义，时时讲仁义，结果错过了战机，被敌人杀得大败。有人曾经评价宋襄公是“像猪一样蠢的军事家”。历史上多少例子表明，那些抱有道德之心的政治家，到最后都是因为“妇人之仁”，小则害身，大则亡国。比如项羽，他因为讲求信义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在只需要捅穿一层纸的羞涩道义面前，年轻气盛的项羽偏要顾及信用、名誉，顾及周围人的看法和口舌。尽管自己实力强大并且功劳最大，却因怀王之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一条款而内心不安，处处束手束脚，在鸿门宴上被樊哙言明而失掉灭去刘邦的机会；在与刘邦的争斗上，他更是处处遭到刘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即使到最后惨败之时，还是因为“不肯过江东”的道德面子而自刎，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话说回来，如果把政治上的规则运用到道德领域，结果也是同样的糟糕。如果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还要搞阴谋、争利益就说不过去了。所以，马基雅弗利说得对：政治属于“公共领域”，道德属于“个人领域”。

马基雅弗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全部建筑在现实的人性之上。他主张人性侧重于恶，即“性恶论”，还说人性是丑恶的，而明智的统治者正是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他强调，政府必须保障个人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作为最高的目标。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由一个人单独建立，而他所制定的法律和创立的政府便决定了他臣民的民族特性。他还不适当地夸大立法者的作用，说法律制定者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社会的建筑师。他强调，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缔造者，不仅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且由于道德是来源于法律，也就不受道德的约束。衡量统治者的政治标准只有一个：亦即他所从事的增强、扩大和保持国家权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他说，要建立一种稳定、公正的秩序，唯一的方法是建立君主专制的政府。

马基雅弗利在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褒贬不同：有人说他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也有的人说他是一个满怀激情的爱国者，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还有人说他是一个政治阴谋家，是一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等等。

马克思说：“马基雅弗利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而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这就是他进步之处。”

今天，精选了马基雅弗利的24个名句，一起来学习，提高！

1，靠欺骗可以取胜时，绝不要靠武力。

2，不是头衔荣耀人，而是人荣耀头衔。

3，一般来说，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当你对他们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可以说，他们完全是你的人。当你有需要时，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愿意为你奉献自己的财产，甚至是牺牲自己或是他们的孩子。但实际上，当危险到来时，他们只会选择背弃你。假如君主选择相信他们的那些空头承诺，因而忽略其他措施，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君主必会灭亡。要知道，那种靠钱买来的，而非依靠伟大而高尚的思想获得的友谊，是不稳固的，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指望依靠它的.

4，成就任何伟业都不可能没有风险。

5，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

6，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维持着。

7，人主要受两种因素驱动，即爱和恐惧。

8，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而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害怕。

9，愿望大的地方，困难就不会大。

10，我始终认为，敢作敢为要比谨慎多疑好得多。因为命运就像是一个女人，倘若你希望她对你俯首帖耳，就必须打她，虐待她。我们可以看见，与那些行事冷静的人相比，命运更愿意被那些敢作敢为的人征服，所以，命运会像女人一样，她眷顾年轻人。只因为比起中年人和老年人，年轻人要少一分谨慎。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多一分粗暴，也正是这粗暴能更大胆地将她制伏。

11，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