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攝影：王懷建）
昨晚瀏覽網頁，看到一則報道：
2月29日，居住在我市裕安區西市街道草市社區祿華園小區96歲的老黨員鮑家驊，激動地拉著社區黨支部書記湯林的手，送上了一份特殊的黨費。他說：“在這個特殊時期，我想捐1000元錢支持疫情防控，這裡還有120元，是我的黨費，一併給你了，我想盡一份老黨員的心意!”
鮑家驊是我二姨夫。他是西外小學的老師，後來做了校長。在我的印象中二姨夫是很慈祥的人。每天總是笑眯眯的，從來沒有脾氣。60年代末期，我家遭難了難。他家就成了我家的避難所。二姨和姨夫都是人緣極好的人，又都在小學，基本沒有受到什麼衝擊。但他們家也不富裕，5個孩子，4個葫蘆頭一個閨女。我們每次去都是白吃白喝白住的。他們從來都是好招待。有一次。我在學校被一個造反派打了，我一氣之下光著一隻腳一口氣跑了120多里地從葉集跑到了二姨家。在他家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二姨夫在六安解放後第三天就參軍入伍了（當時還沒有建國）。後來在西外小學教書。離休後一直熱心老年大學的教育工作且筆耕不輟，寫了10000多首詩歌。自印了《草堂詩集》，熱情謳歌新中國和黨的事業。他在年輕時有一個強烈願望就是入黨。歲月荏苒，一直到80多歲依然未能如願。建黨84週年前夕，已經82歲的鮑家驊再次向黨組織遞交了申請書，他在申請書中寫到：“……我雖然像葵花向太陽那樣一心向黨，但畢竟還沒解決組織問題；我的幾個兒子及孫子都是黨員，每念及此，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因此，有生之年能夠入黨是我最大的心願，我想盡快融入到即將開展的基層組織先進性教育活動中去。”
二姨夫入黨之後像年輕人一樣用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為文化教育事業發揮著餘熱，成了六安小有名氣的“文化名人”。這篇報道中寫道：“年過九旬的鮑家驊積極參加草市社區黨支部生活，堅持和年輕黨員一起學習，撰寫心得體會。在老人的書房裡，書桌上敞開的是寫的密密麻麻的讀書筆記和心得體會。他說：‘我每天都在學習，上次社區送來的書和筆記我都認真學習了，心得體會也堅持在寫。’在前幾天的學習筆記中，鮑家驊老人再次寫道：‘我擬向黨交費千元，支持戰疫的偉大勝利，也擬為我小區物業辦及安保人員贈上慰問金，以示我的一片愛心!’這一筆一劃，寫的都是老人的初心和信仰。”
像二姨夫一樣，我們家族的長輩中很多都是新中國的第一代教育人。一輩子都在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貢獻著。我還有個舅舅鮑傳魯，原來是城北小學校長。1949年3月劉伯承司令員就住在他們學校。他和劉司令員朝夕相處了4天。當時林傑是六安市市長。我父親是文教科長。
從我家族的老一輩人身上，我看到了新中國第一代教育人的一個共同特點：信仰堅定，有真才實學，踏實做事，不務虛名。我家的這幾位長輩都是出身地主家庭，都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革命，都經歷了人生的坎坷，都未曾動搖過信仰。二姨夫鮑家驊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代表。他們的一生“歲月皆信仰 天天有文章”，未曾一日虛度，樸實無華又璀璨奪目。我父親3年前去世時留下遺囑：不要驚動組織，把骨灰撒到淠河裡。
我沒有他們的情操卻由衷地敬佩他們。我打內心裡知道由這樣的優秀分子組成的組織必定是不可戰勝的。我做不了他們卻也有一個遺囑：我死了之後把遺體捐獻出來供醫學研究之用。我所能夠做的也只有這一點了。
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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