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我看到了。”（What I see，what I see.）1921年5月的一個早晨，小說家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是這麼描述他在柏林的觀感的；後來，《直到我們建成了耶路撒冷》的作者阿迪那·霍夫曼（Adina Hoffman）發揮這段話說，一個世紀後如果一個人再想在古都走幾步，他就得稍微改動下這句話了——現在是：“我看到的，和我看不到的。”（What I see，what I don't see.）
很顯然，這樣的話也適用於我在新疆吉木薩爾“北庭故城”的漫步。
長久以來，北庭故城並沒有那麼優雅的名字，在當地人的口中它叫作“破城子”。類似的“破城子”在全國而言並不罕見，沿著河西走廊一路走來，這樣的荒城在路邊隨處可見，有時是烽燧，有時則是屯堡，有時是俗稱“羊馬城”的城外之城……說點特殊的，斷斷續續有4596米城牆的北庭並不是座小城，位於天山以北西域交通的要路，也就是三國以來古籍所稱的“北新道”上，最終，它成了唐朝統治西域的兩個主要據點之一“北庭都護府”的治所，相當於一座古代的區域性首府。
新疆吉木薩爾“北庭故城”西大寺遺址。尚未徹底發掘的遺址主要文化特徵指向北庭都護府之後的高昌回鶻時期
遠在近代中國版圖確立之前，這是古代漢民族在流沙以西——“磧西”建立起的最大的一座城市，恐怕也是足跡最遠的城市之一。
儘管內外都是別樣的異域風景，北庭確是中原城市的規制，有著內地城市典型的“子城”“外城”的嵌套格局：城門、馬面、敵臺、角樓、護城壕……在歷史上，中國人從來沒給人留下熱衷於遠行的印象，但漢、唐都曾在此頑強經營，北庭的中國血統正是始自漢軍在金附國牙庭上建起的屯城，大約五六百年後，唐朝的勢力再次進入磧西，標誌性的事件是貞觀十四年（640）侯君集滅高昌之役，這最終導致了“庭州”的建制，以及更穩定的中原文化時期的到來——“北庭”的意思，固然是指突厥牙帳所在，但是確鑿無疑，盛唐的“北庭”已是個漢字的地名了。在唐朝統治北庭的百十年間，“庭州”先後經歷了金山都護府、北庭都護府、北庭大都護府、北庭道的升級換代，最終，繼西州（今鄯善、吐魯番）、伊州（今哈密地區）之後，天山北麓的東段成了帝國新的疆土，由此，漢家兒郎轉戰更遙遠的伊麗水、熱海、碎葉川……在北庭治下，在籍編戶的粟特人、突厥人、回紇人……就和漢人一樣享有受田的權利，同時他們也要像關內人民一樣承擔唐的租、庸、調和雜役，抽調至北庭事功的文臣武將，有如程知節（程咬金）那樣顯赫的勳貴，也有中原獲罪的“流人”，既有河東、關隴的大姓子弟，也少不了高仙芝（安西高麗）、高耀（西州高麗）、荔非元禮（羌）那樣由軍功擢升的少數民族邊將，於是，這一時期的磧西文書，也寫滿了各種異族名氏的奇怪轉譯：阿史那，米巡職……
這廣袤天地間的開疆拓土之功，只使人想起羅馬人建立的一個又一個海外行省。地中海的浪濤打上北非的羅馬廢墟，就像“瀚海沙漠”托起天山融雪灌溉的邊城——奔走在西域的古代中國人見不到真正的海，只好把沙漠比喻成海，唐代在北庭的建制便有“瀚海軍”一說。出城不遠，人的跡象便無復存在，遠方的天際線上，那座座如同鬼城戰壘的沙丘，如同驚濤翻卷，彷彿在一瞬間凝結的遠古的海洋，無邊無際，使人生畏，或稱“白龍塠”——然而，古代羅馬城市的命運畢竟和沙漠之海中的北庭有所不同，在北非、敘利亞、巴勒斯坦……時間不過是洗刷了圖拉真的莨菪柱式，它不至於完全摧毀羅馬帝國的光榮，但在滔天的沙暴散去之後，有關古代中國人在“磧西”存在的一切痕跡就幾乎消失了。
這地方，就適用一開頭我們說的：一切確鑿無疑地存在過，但一切又去向莫辨，城市——如果餘下的牆垣還稱得上一座城市，那麼它只剩下殘損的容器而幾無內容，現場彷彿是被惡意洗劫屍骨無存，只有少量的瓦片，磚渣和器物殘片還散落在淨空的地面上，混雜在現代的生活垃圾中。由於百千年的物候變化，冬夏，日夜極大的溫差，讓故城內原本可能有的夯土房基，全變作連綿一片的凍土丘，蒸屜饅頭般的千篇一律，幾乎看不出什麼原本的地勢。這張面目全非口鼻腫脹的“臉”，又像是一幅帶著點邪惡的時間的圖案，它分明就刻著上面那句話：
“我看到的，和我看不到的。”
當然，中國的方外“破城”，其命運往往歸結為它物質屬性的脆弱，用文物保護的專業術語形容，是“土遺址”的難以持久——但在天山北麓的各種道路上疾馳的時候，我經常在想，如果這一切的存在果如此倏忽，如此艱難，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漢民族的先民們一度奔波在這漫漫的、前途莫辨的道路上？有的學者認為，1000餘年來西域的氣候有了較大的變化，和今天相比，或是和出產貝母明珠但瘴氣襲人的南方相比，磧西的那片綠洲當時還算是宜居的。不過，“一路向西”可能還有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或者至少是各種蛛絲馬跡。比如，據饒宗頤的看法，自從周天子西王母的故事開始，絲路就已是東西方交流的管道了，北庭腳下的這片熱土從來就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舞臺，在今天中國的疆土範圍內，塞種人（Sak）曾經廣泛地散佈在從河西到蔥嶺的內亞大地上，唐朝人不過是後來居上的演員而已。後者在“西方”獵獲的不僅是“撒馬爾罕的金桃”，還有各種綺麗的想象——據說，我們心頭印刻至今的傳說至少是有一部分與此有關的，比如“不死藥”。
有關西域的歷史，比神秘的“為什麼”更容易回答的問題是“如何”。最令人驚訝的是北庭這座城市所折射的“尺度”——如果你看看那個時代的地圖，就一下明白此“尺度”的含義：北庭所在的“隴右道”一度富甲天下，但是它的面積何啻是舊帝國的數倍！今日新疆依然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尺度，從一個城市到最近的另一個城市，就是開車往往也要一整天。這種地緣的邏輯，已經遠不是繁庶而稠密的“天下之中”所能理解。從長安開遠門外的第一個“記裡土堡”出發，西去安西有如此遙遠的距離，你已經不可能帶著全副故土的行裝，就像唐朝西征動用的武力往往來自當地，部分北庭人的血液也是遊牧民族的血液。北庭處在“郡縣”體系的末梢，也即唐朝的律令所能企及的最遠的地方，再往外，他們需要的是類似“羈縻”而非“佔有”的治術——這樣的治術，將基於一種變動不居的、遊牧人的世界觀，是以有數的運動去把握無垠的靜止。
在這樣廣袤的天空下，重要的不再是面積、體量，而是流動、聯絡。
至少在北庭，中國的邊緣，兩種世界觀都曾經在此存在，並且彼此安然無事。故城本身的形制就是極好的例子，如上，我們理解它是“外城”“內城”（子城）的“兩件套”，是漢魏以來的築城傳統的延續；但另一些論者如薛中正也已看出，故城其實是由五個來源不一的城市組成，外城，外城加築的“西延城”和“子城”（羊馬城）屬於同一系統，它們是唐人後發的作品，是艱苦跋涉後的漢民族的意志抵達終點的象徵；而“內城”久已存在，與它並列的是粟特人早已築就的小城——難以盡言其意義的這些城堡的組合，而非單一的城池，其實才是突厥人對北庭故城的稱呼：他們管它叫作別失八里（Bisqaliq），意為“五城之地”。
除了內城裡高等級的衙署建築標識中原文化的在場，唐人煞費苦心地設計了所謂“長行坊”，來為這漫長的輸送線注入文化母體的營養，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天寶年馬料賬上，顯示著編織這根臍帶的館驛名目：交河、天山、酸棗、循石、神泉、達匪、草堆、銀山、柳谷、呂光、東嘖、石舍、柳中……這條生命線一路直至“磧西”。但在“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的西域，無法盡依“三十里一驛”的中國標準，源源不斷地來往於這條寡助少依的畏途上的，因此並不都是易患思鄉病的中國人。南北朝中世以降，源出中亞的“河中”地區，也就是阿姆河與錫爾河間半月形的肥沃平原上的粟特人搶佔了古絲路的舞臺。長安客每遠行就要祈願禱祝，對來處戀戀不捨，而“好利……利所在，無不至”的粟特人完全是另一種人生，他們使用善於遠行、最耐飢渴的駝騎，取道直線東行的平原地帶，並且沿途建立聚落，生育繁衍，不再返歸——對他們而言，隨遇而安處就是故鄉。
也因為此，北庭這個短暫存在的唐朝城市，以及在此身影一現的東國來客，才會引起我們的無限好奇。內亞的風光裡出現的中原土城固然使人注意，但中原人物的萬里“行傳”更不尋常。唐代的城市之所以有趣，就是它們儘管久遠渺茫，卻註定和某些膾炙人口的詩篇和人物有關，虛虛實實使人遐想。比如，“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他隨軍遠征碎葉的時候就可能途經這裡，另外一些人物在北庭並沒有留下可辨識的印記，但回到內地則有使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事蹟，例如在“安史之亂”中悲劇性被殺的名將封常清，他曾在天寶十三年至十四年間短暫擔任北庭的最高統帥，生於西域而死於秦中，他一生的最後榮光和這座城市的名字息息相關。
與北庭故城有關的最著名者當屬“邊塞詩”的代表人物岑參。岑參作有《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這是不多的明確點出北庭城市具體地點的唐代詩歌，當我走到城牆北緣一處被稱作“甕城遺址”的廢墟時，不能不產生按圖索驥的衝動，竭力去辨認這首1300多年前的詩歌所描繪的一切：
……古塞千年空，陰山獨崔嵬。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風來。日暮上北樓，殺氣凝不開。大荒無鳥飛，但見白龍塠……邊城寂無事，撫劍空徘徊。
荒漠今天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但遺址所面對的已經不都是岑參所看到的——取代“看不到的”唐代邊塞風物的，不僅是無情的自然，也是城外大片的農田。申請世界遺產之前，此地已經是一個穩定的定居點，殘餘的城垣成為土坯房屋方便的憑倚，有機械助力的“人”的強勢入居，比漢唐的軍墾更有效地改變了北庭故城的景觀——不同文明模式的侵入愈發彰顯了“破城子”的“破”。
北庭故城外城殘存的西垣北段，在唐代此地曾是屯兵的所在，到近代時城垣依傍廢墟已建起多處墾殖者的民居。申請世界遺產的計劃啟動後，這些民居才陸續遷走
另一種“看不見的”歷史也是岑參詩中所不曾盡言的。想象一下他看見的異文化的風景，沒準是和考察顯見的紀念碑一樣饒有興致的：“別失八里”不盡然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北庭故城，作為北庭故城前身的“可汗浮圖城”也是強大的草原帝國柔然在北魏中（約506～508）留下的遺產。或有人認為，“浮圖”二字就源自“佛塔”的梵名，不管怎麼說，北庭的廢墟上確有不少佛塔的殘跡，不仔細看，它們都是些面目模糊的土墩，只有依稀可見的泥磚提示著它們最初的模樣。在1000年之前，佛教是這塊土地上佔絕對統治地位的信仰，而北庭又恰恰處在佛教東傳的關掖上，驕傲的唐朝人來到這裡時，既有全面的文化輸入，也一定從這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一詩中，岑參詳細地描寫了“橐駝何連連，穹帳亦累累”的軍容之盛與“喜鵲捧金印，蛟龍盤畫旗”的勝利場面，這顯然是他願意在西郊“看見的”，但他所不能逆料的，是北庭西郊將會出現的一座中亞風味的建築，即使在今天它的殘餘也依然體量驚人。正在此地，在後來的高昌回鵲時期，在北庭之西建起了著名的西大寺，它基於一座南北長70.5米、東西寬48.8米的土臺，尚未完全發掘的土臺中央據說還有深藏的中心窟。儘管一些考古學家將西大寺的佈局概括為山門、正殿、配殿、僧房、庫房、庭院等的中原模型，但是大型土坯順丁平砌在臺基上形成的這座土“山”卻使人聯想起西亞“金字塔”（ziggurat）建築的傳統，寺廟的佈局並沒有太多景深可言，倒是“環繞”的秩序使人聯想起“浮圖”應有的儀禮，乃至於“入窟（環繞）觀象”的塔窟意象。西大寺的造像兼有東西的意味，但是由佛教傳播的路線和方向論，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它其實是一種“順勢”文化影響的中轉站，這種在歷史中綿延不絕的影響，就像絲路自身一般古老，它證明了今天我們看到的絕非無中生有，也不是一夜來風。使人好奇的是，作為短暫入據的主人，對於沙海般翻湧的異域文化的浪潮，唐人的詩句中並沒有透露多少確實的信息——即使在過去，有些東西也是“看不見的”。
最終，那些“看不見的”成了當然的事實，也是我們考察“破城子”的時候必須面對的殘缺，因為北庭的歷史是被重新“發現”的，並不清晰可見。唐朝只在此羈留了140年就退出了西域。在後來的一系列戰爭中，和它賴以生息的文化一起，佛教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故城則在明初最終譭棄於戰火。就在北庭重新回到中國版圖後，流轉到此的紀昀和徐松都注意到了這座不同尋常的破城的前生，前者是博學多聞的大學士，後者是近世屈指可數的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之一，更不用說，在他們之後，還有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險家：斯坦因、橘瑞超……從地面的文物而言，故城所剩下的遠不能和羅馬的殖民城市相比，但是歷史的挖掘者們知道，廢墟下分明深埋著這片土地的複雜歷史，牧馬來去的番番足跡，是不能簡單地用一幅地圖或幾座紀念碑來概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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