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三國時期，如果得了瘟疫，應該要怎麼辦？
在《軍師聯盟》第20集裡，出現了這樣的畫面：
《軍師聯盟》劇照
這段情節看似裝神鬧鬼，卻再現了真實存在於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儀式——“儺祭”。
根據《周禮》記載，舉辦“儺祭”，就是為了“索室驅疫”。到了東漢時期，“儺祭”已經成為驅趕瘟疫、求保平安的盛大慶典，直到今天，這種具有濃厚巫術色彩的儀式，仍然在江西、貴州、廣西等部分地區得以保留。
現代貴州儺祭
正如《軍師聯盟》演出的，“儺祭”並沒有保住司馬朗的性命，而在真實的歷史上，要對抗瘟疫，拜神祈願除了能換一份心安外，起不到任何作用。
那麼，在三國時期，當瘟疫到來時，人們是怎樣應對的呢？
一、送不走的瘟神
提起三國，絕大多數人第一時間想起的是綿延不絕的戰亂，但實際上，與戰亂相比，瘟疫的殺傷力也是毫不遜色。
根據史料統計，從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到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不到六十年的時間內，僅在中原地區就先後發生了14次瘟疫，幾乎到了“天天見”的程度。
在這14次瘟疫中，真正構成“全屏傷害”的“大疫”大約有3次：
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是發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十年之間的“傷寒病”。根據東漢名醫張仲景的記載，這場瘟疫不僅延續時間長，傳染性也相當強。僅張仲景的宗族中，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於這場災難之中——
第二次，也是三國時期最有名的一場瘟疫，則是發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冬天的“大疫”。
這次“大疫”病因不明，但劇烈程度在這3次大瘟疫中可算的上是首屈一指——在《三國志.武帝紀》記載中，由於病死者眾多，造成了勞動力極度短缺，一時間，甚至連耕種田地這樣的“基本操作”都無法保證了。
這場瘟疫的親歷者曹植，在他的《說疫氣》一文中，是這樣描述這場瘟疫的：
尤為可怕的是，這場瘟疫不僅在貧苦百姓當中流行，就連生活條件相對優渥的士人和官員也難逃厄運。
在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二人早逝外，其餘五人都死於這場瘟疫，可說是“一掃而空”。而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司馬朗，也正是在救治生病士兵時被傳染，死在了南征東吳的旅途上。
影視劇中司馬朗形象
最後一次“大疫”，發生在魏明帝青龍二年到青龍三年（公元234至235年）。雖然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述此次瘟疫的劇烈程度，但這場瘟疫從青龍二年四月開始，到青龍三年的春天才漸漸消失，從持續時間來看，這場瘟疫的造成的損失應當也是相當驚人的。
這3次“大疫”與夾雜在其中的或短期、或局部的瘟疫一起，在華夏大地上演了一出現實版的“瘟疫公司”。三國時期發生的人口數量大減退，除去戰亂因素之外，這些“送不走的瘟神”也是罪魁禍首之一。
二、誰放出了魔鬼？
在希臘神話中，充滿好奇心的潘多拉打開了眾神賜予的魔盒，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禍和瘟疫。那麼在三國時期，究竟是什麼原因才導致瘟疫綿延不斷的呢？
追究起三國時期瘟疫不斷的原因，其實總結起來就四個字：“
天災人禍”。這四個字看起來簡單，但要細說起來，卻是相當複雜的：
先說“天災”——
作為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從古到今，“風調雨順”就是百姓們最大的祈願。然而，這一希望在三國時期，基本就沒有實現過。當代歷史學家鄧拓在其所著的《中國救荒史》中曾經粗略統計，從三國到魏晉的近兩百年時期裡，僅在黃河、長江流域之間，水旱、地震、霜凍、蝗蟲等災害總數達到了驚人的304次：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百姓的生活，基本上處於“地獄模式”裡，要想平安終老，祖墳冒青煙恐怕不成，簡直要著火才行。
三國時期之所以天災頻發，根本原因在於氣候的大變化。科學家曾經對過去2000年來的氣象變化加以考據，結果發現，大約從東漢末年開始到南北朝末期，我國進入了一個幾乎長達300年的大降溫時期，也就是氣象史上所謂的“魏晉南北朝冷期”。
在這段時期，氣候變化到底有多劇烈呢？
司馬遷曾經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西漢時期經濟作物的分佈情況，其中提到，在當時的關中地區，還有“渭川千畝竹”的景象，可見在這一時期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還有大量的亞熱帶植物存在。
竹子是典型的亞熱帶植物
到了建安十五年，曹操於鄴城建造銅雀臺時，曾經在附近種植了大量柑橘，但卻只開花不結果，搞得曹操十分掃興（《瑞桔賦.序》）。
在此之後的曹魏黃初六年冬天（公元225年），曹丕南下檢閱軍隊，卻遭遇奇寒，淮河結冰，不得不返回，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關於淮河結冰的記載。而到了魏晉禪代時期，氣溫下降愈發明顯，在《
晉書.五行志》中，出現了大量關於春夏時節出現霜凍的“異象”：
氣候的劇烈變化，打破了自然環境原有的平衡，在引起眾多災害的同時，也必然導致人體抵抗能力的下降，因此，這一時期瘟疫橫行，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說說“人禍”——
說到人禍，首當其中的就是戰亂。然而，當我們翻閱三國曆史時，卻能夠發現，戰事所引起的瘟疫，大多發生在兩軍對峙的“圍城戰”期間。特別是守城一方，由於補給困難、戰死屍體難以處理等原因，往往造成瘟疫流行。
三國時期的戰事
但這種瘟疫，基本上限於一城一地之內。當戰事結束，瘟疫基本上也就消散了，影響的範圍和造成的損失總體上都較為有限。
實際上，三國時期最大的“人禍”，就存在於當時百姓的生活環境與社會風俗之中——
有的人可能認為，三國時期既沒有重型工業，也沒有汽車尾氣，環境比現在要乾淨的多，怎麼還會引起瘟疫呢？
但是，所謂生活環境，不僅僅是指自然的水土空氣，還包括百姓們的居住環境，而在三國時期的廣大鄉村，百姓們的居住條件大概是這樣的：
漢代陶製房屋模型
從這些出土的陶製房屋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百姓所住的房子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蓄養豬、羊、牛、雞等家畜家禽的畜欄和住房距離極為接近，有時人畜甚至混居一室，可說是親如一家、不分你我。
在這種居住條件下，許多攜帶病毒的蚊蝨、蠕蟲可以極為便利地從家畜傳播到人身上。與此同時，當時的人們或是受條件限制、或是出於品味奇特的“名士風度”，大多做不到按時洗浴，身上的各類寄生蟲自然“大行其道”，便免不了要向阿Q一樣，翻來覆去捉蝨子，“放在嘴裡畢畢剝剝的響”。
“捫蝨而談”的王猛
除了不講個人衛生，在當時的中原地區，“寒食節”的風俗也極為流行：每到冬天，都要禁絕煙火，連吃一個月的生冷食物。
這種吃法，身強力壯的年輕人或許還能抗一抗，但老人和孩子的腸胃肯定是受不了，免不了要發生疫病。為了避免瘟疫，曹操曾經發布過《明罰令》，嚴厲禁止寒食行為：
一種風俗，居然鬧到統治者專門下令禁止，可見這種風俗的負面影響之大。
此外，東漢以經學治國，儒家禮儀之道盛行，特別是在喪葬過程中，各種儀制禮節眾多，實行起來著實費時：
如此繁多的禮節，縱然體現了東漢以“孝”為先的觀念，然而，在瘟疫期間，這種繁瑣的禮節反而使得病死者的屍體成為傳染源，從而加劇了瘟疫的蔓延。
三、與瘟疫的戰爭
雖然按照前文所述，三國時期瘟疫橫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然而，當時的人們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之下，並未放任自流，而是與瘟疫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戰爭。
俗話說：“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要對付瘟疫，最好的辦法還是預防。兩漢時期，眾多名醫在實踐中，已經摸索出了許多預防瘟疫的理論和方式：
而到了三國時期，經過眾多瘟疫的考驗，人們更加重視對於瘟疫的預防——曹魏黃初四年，魏國三路大軍南下進攻東吳，就在即將取勝前，吳軍內部卻突發瘟疫，出現了大量的病患與死者。
按理說，這種時候，正應該“趁他病，要他命”，但曹丕卻考慮到疫病可能大範圍傳染，不惜放棄有利形勢，迅速從戰場上撤退了下來。可見，在這一時期，隔斷、遠離傳染源頭已經成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共同認識。
影視劇中的曹丕
而當瘟疫開始流行時，當時的朝廷也有著一套較為完整的應對體系，主要方式有：隔離病患、在疫區派發醫藥、向倖存者發糧賑災、減免賦稅等等。
從西漢時期起，人們就開始通過“舍空邸第，為置醫藥”的方式來對瘟疫患者進行隔離，到了東漢時期，在軍隊中更是出現了專門安置、治療瘟疫患者的“菴廬”，可說是現代傳染病專科醫院的雛形。
由於時代條件的限制，當時的隔離手段只適用於瘟疫初發或是小範圍流行過程中，一旦出現“大疫”，這種手段便起不到具體效果了。
如果以效果論，向疫區派出醫官、發放藥品，應當是治療瘟疫的根本手段，然而，由於三國時期的割據形勢，藥材產地不一，獲取不易，因此派發醫藥的範圍主要侷限在各國都城附近和高級官員之中，對於普通百姓來說，他們所能得到的救助，還是以提供糧食和減免賦稅徭役等為主。
特別要說明的是，朝廷在派發賑災糧食時，並不是發下去就了事，而是要“看人下菜碟”的：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在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賑濟過程中，只有七十以上的寡居老婦、十二歲以下的孤兒和無人照料的殘疾人，才會供應免費的口糧。
而對於十二歲以下，有家人但卻吃不上飯的貧窮兒童，就沒有這等好事了，只是“隨口給貸”而已——糧食只是給你們應急，待到瘟疫過去，都得還回來！
可見，當時官方的賑濟措施，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倖存百姓的基本生計，但受生產力限制，程度相當有限，特別是在對於病患的治療方面，基本採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態度，很難起到正面的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時期罹患瘟疫的病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就只能依靠於民間的力量了。
既然是民間力量，首先要說到的肯定是醫生——所謂“久病成醫”，正因為這一時期瘟疫橫行，在大量的實踐中，也產生了許多醫術精湛的杏林聖手。
這一時期的名醫代表，自然是被稱作“漢末三大名醫”的華佗、張仲景和董奉，這三位名醫懸壺濟世，不僅名重一時，而且給後世也留下了許多寶貴遺產。
影視劇中的華佗
在這三位名醫之外，許多沒有留下姓名的普通醫者，也在用自己的醫術治病救人——歷史上著名的“刮骨療毒”故事，為關羽執刀的便是一位不知名的軍醫，可見此時的醫生水平已經普遍達到了較高的程度。
然而，對於綿延不絕的瘟疫來說，醫生的力量畢竟有限。因此，廣大得不到救治的病人只能尋求神力庇佑，而原本在民間活動的諸多“方士”，也藉此機會傳播信仰、開宗立派——作為道教雛形的“太平道”、“天師道”以及江南原始道教都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展壯大。
這些道教團體在發展之初，都是靠著散發“
符水咒說以療病”來吸引信徒的：
隨著信徒的不斷增加，這三股勢力也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太平道”挑動天下大亂；“天師道”割據一方；而江南道士們則利用孫權晚年虔信方術的機會，成為了“職業道士”，得到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之前提到的名醫董奉，其身份就是一位道士。
三國時期的連番瘟疫，卻催動了道教的大發展，這恐怕就是“事物的兩面性”吧。
四、結語
漢末三國時期的瘟疫大爆發，縱然使得生靈塗炭，但也為後世醫生防治瘟疫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而對於看了銜筆這篇文章的普通讀者朋友來說，大可以吸取古人教訓，勤洗手、少出門、更不要相信虛妄的謠言，畢竟，宅在家裡就能為國家做貢獻，這種機會可是相當罕見的。
參考文獻——
《周禮》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曹植集》
《瑞桔賦》
《藝文類聚》
《傷寒論》
《金匱要略》
《中國救荒史》
《中國喪葬禮俗》
《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
閱讀更多 銜筆書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