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集《書房一世界》，輯錄了馮驥才77篇精妙短文，每篇皆以書房中的一物一景起興，娓娓道來，串聯起人生的細節；一同上架的《俗世奇人》（叄），則由十八個短篇小說連綴構成，描寫天津衛的鄉土異士和市井奇人。今年年初，馮驥才接連推出兩部新作，前者關照內心，後者洞察俗世，從不同的維度記錄下一個人、一座城的文化印記。
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雲採訪”時，馮驥才先生聊起了他的書房和閱讀，也聊到了作家與城市文化的關係。他透露，一個多月的宅家時光裡，他在關注疫情的同時，還“宅”出了一部新長篇，寫的依舊是天津的故事，但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了另一套筆墨，寫了另一半的天津”。
把書房的門打開，希望讀者進來
“我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書，好像有一個題材作家們忽略了，就是作家的書房。”在人們的印象裡，作家可能都是奮筆疾書、十年寒窗、半夜青燈地寫作。然而馮驥才說：“遠非如此，我要告訴你們一個真實的作家的書房和作家的生活。”於是，有了這本《書房一世界》。
書房，對年輕時的馮驥才來說，是個奢望。那時候生活困難，全家人擠在十幾平米的小屋裡，一張桌子既是餐桌也是書桌，只有等全家吃完飯收拾乾淨了，馮驥才方能寫作，而他的孩子則只能在板凳上寫作業。直到80年代走上文壇，生活慢慢改善，馮驥才終於有了書房。
“一進我的書房，中間是書桌，上面擺著檯燈和藝術品。陽光從朝南的窗戶射進來，看見的都是剪影，很美。”寥寥幾句，馮驥才便向記者描繪出一幅溫馨的書房小畫。更多的細節藏在書中，丁香尺、西曬的小窗、杯中泥土、小藥瓶、楹聯、節日風物……馮驥才書房裡的每一個物件都藏著獨特的故事，或承載著友人的情誼，或記錄了一段難忘的往事，亦或是作家本人的愛好所在。“許多在別人眼裡稀奇古怪的東西，再普通不過的東西——只要它們被我放在書房裡，一定有特別的緣由。”
和很多文人一樣，馮驥才愛收藏，但他的書房裡卻並無特別貴重的藏品。“珍貴的都放到博物館裡了，留下的都是我在心裡分量特別重的東西。”比如，他的書房裡一直襬著母親的一張舊照，“我母親今年103歲了，這張照片是她二十八歲那年拍的，年輕母親的清新與美麗都保留在這張照片上。”還有一張則是馮驥才22歲時和愛人相識後拍攝的，這是他們第一張合影。“從這張照片可以感受到我們在一起畫畫和交往那段歲月的無憂無慮。我那天高興中還有點緊張，因為她與我交朋友已經兩年，終於同意與我拍張合影照了，合影可是一種認可啊。”
馮驥才的書房名為“心居”。在他看來，“作家的書房，正是作家最不設防的地方，因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書房裡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誠地表達出來，讀者不需要看一個虛假的字。同時，書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彈的戰壕，是安頓自己心靈的地方，是詩情畫意的地方。”現在，他已經把書房的門打開，“希望我的讀者進來”。
每座城市都應該有個舊書市場
作家書房裡最多的，自然是書。馮驥才也不例外，書、手稿、日記、資料……堆滿了他的書房。“我家有一個保姆幫我收拾房子，我要求她一張紙都不能動。所有紙都是雜亂的，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張紙能在哪一堆裡找到。”
書越來越多，馮驥才就不斷地把它們搬進圖書館，但有一部分，是絕對不會拿走的。“這些書記錄了我潛在的閱讀史，具有人生意義。”比如上海兒童良友社彩色膠印的《黑貓的假期》和《奧林匹克運動會》，還有上海國光書店出版的《珊珊雪馬遊月球》，都是馮驥才孩提時代閱讀的證物。“這些兒時的書，卻是我一生中看的遍數最多的書，至少幾百遍。這些書都是當時母親買給我的。”
“藏書、寫書、編書，我這一輩子和書沒分開過。”馮驥才每到一個城市，最喜歡的就是逛舊書市場。“淘舊書時還總會有一些不期而遇和意外發現。發現到一本不曾知道的特殊的書，像發現一片未知的新大陸。”因此，他也呼籲，每座城市都應該有自己的舊書市場，應該讓它成為城市的文化聚集地，“換一個角度看，一個擁有一些生氣勃勃的舊書市場的城市，必定是個‘書香社會’。”
現在，馮驥才每天都要花半個小時逛孔夫子舊書網，再託年輕朋友幫他下單。前不久，他剛剛發現了一位比利時畫家於1864年在天津創作的一本版畫集，書中對當時的天津風貌作了頗為精細的圖摹，他馬上聯繫海外的朋友，無論如何也要淘到這本書。“尋找是被誘惑，一旦找到即如喜從天降，這種感覺只有淘書才有。”
除了逛舊書市場，每次出國，馮驥才還喜歡參觀博物館和作家故居。“有一次我跟王蒙在愛爾蘭看蕭伯納的故居，我倆吃驚地發現，蕭伯納書桌對面的牆上掛了一張很大的畫像，畫像裡的人一雙眼睛咄咄逼人。一問才知，那是專門批評蕭伯納的批評家，而且批評得非常嚴厲。蕭伯納把他的畫像放在書桌對面，就是為了激起自己的精神。”
在國內，馮驥才也進過不少作家的書房。比如80年代初，他常去孫犁的書房，“裡面沒有任何裝飾，乾淨、清淨、平靜，和他的文章一樣；桌上有個天青色的瓷缸子，裡面放著十幾顆雨花石，每個石子都像他的文字一樣，純粹、透明；所有的信封都是用拆信刀拆開的，整齊、有序。”馮驥才頗有感觸地說，作家的書房和人的氣質、習慣、文風是一致的。
作家的骨子裡帶著城市的性格
“作家的骨子裡帶著城市的性格，就像王安憶的上海，方方的武漢，城市的文化精神是不自覺地滲透在文字中的。”也正因為如此，天津這座城市的性格，不僅體現在馮驥才的個性上，更生動地跳躍在他的文字間。《俗世奇人》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俗世，就是普通平凡的社會生活；奇人，或是不尋常的人，或有非同一般的性情，用天津話來說，就是‘各色’。”馮驥才對入選《俗世奇人》的故事有一個標準，下限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這樣的故事看似難尋，但對他來說又是信手拈來。“我一輩子沒離開過天津，做過太多工作，工人、業務員、教師、畫家，又喜歡交朋友，可以說是三教九流都接觸過，好玩的人、有趣的事聽得見得太多太多。”每有觸動，馮驥才便會記在身邊構思的本子上，等到心血來潮時就付諸筆端。
在《俗世奇人》中，人物雖然性情迥異，卻都有天津地域文化的共性，這也是馮驥才最喜歡的。據他總結，天津是碼頭，是中西碰撞的地方，因此天津人豪爽、義氣、爭強好勝、好面子、幽默，但這幽默又和北京人不同。“北京的幽默是順茬兒，天津的幽默是嗆著的，喜歡正話反說、明話暗說。北京是精英文化，聊的是郭沫若、齊白石、矛盾；天津是市井文化，喜歡聊馬三立、泥人張。”
《俗世奇人》系列，並不是完全用天津方言寫的，這是為了讓小說能被更多的外地讀者接受。但馮驥才給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兒，天津味兒是一個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勁兒，就是天津精神。從人物到敘述語言再到對話，都要有這個勁兒。”用這種獨特的語言寫作時，馮驥才常常會禁不住笑出聲來，“很上癮，止不住時就會寫”。
近二十年來，馮驥才一直致力於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事實上，《俗世奇人》的寫作，也是他保護城市文化遺產的一種方式。他認為，“一個地域文化最深刻的東西，不是在建築上，也不是在非遺表演上，而是在人的性格里，這是需要傳承的，這種傳承應該交給文學。天津人厚道、開放、包容、親切，這些美好的文化精神應該保留下來，這也是我寫小說的動力，想把文化傳統的根留住，把天津人可愛的地方介紹給大家。”
這段時間，馮驥才和很多人一樣宅在家裡，也一直在關注著疫情。“家事國事天下事，知識分子都應該關心。”每天早起，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疫情新聞，但看到九點多就強迫自己關機，開始寫作。一月份以來，他開始了一部新長篇小說的創作。“大家都知道，寫長篇是不能斷的，不能被幹擾。寫到什麼境界最好呢？書裡的幾個人物，你打他一巴掌，就知道他的反應。”得益於這段特殊的宅家時光，馮驥才寫得格外投入。
在記者的再三追問下，他也透露了新長篇的主題，仍舊是寫天津的故事，但這一次不寫老城，而是寫租界。“天津是個華洋雜處的城市，租界區和老城區完全不同，我就出生在英租界。以往我的小說都是寫老城，很多讀者不知道另一半的天津是什麼樣，不把它寫出來，對不起生我養我的天津。”正因為寫的是“另一半的天津”，馮驥才說，這部長篇小說的人物、氣質、文本、語言，都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的是“另一套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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