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耶精舍是張大千先生平生最後一個故居，拜謁摩耶精舍是我赴臺間的一個心願。這心願緣自遙遠的少年習畫的時代。
那時，懸掛在我桌案對面的大鏡框裡就鑲著大千先生一幅寫意山水，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父親託人從頤和園買來的，據說當時大千先生住在那怡人的湖光山色之中，一邊養性一邊作畫。父親共買了兩幅，都是五尺中堂大畫；一幅淺絳，一幅水墨。淺絳那幅花青用得極美，藍如青天一般清澈；水墨這幅更好，消融在水中透明的墨色好似流動著，一如夢幻。這兩幅畫我換著掛，過一陣子換一換，掛這幅時把那幅放在後邊。“文革”時被“革命小將”們一起扔到院子裡，扯爛燒掉。
畫沒了，可畫的感受卻牢牢駐在我心裡。此番來看大千先生的故居是為了重溫那兩幅失不再來的畫嗎？絕不僅僅如此。我是想看到他所有畫作之外卻至關重要的東西，想進一步認識他，可是我能看到這種東西嗎？
摩耶精舍在臺北的正北面，毗鄰臺北的故宮博物院，面朝著一條從山林深處潺潺而來的溪水。一邊是精深儒雅的人文，一邊是天然的山水；大千先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1978）自美國遷返臺灣定居時，買下了這塊土地。這天下少有的富於靈氣的地方是被他看出來的，還是悟到的？此前這裡可是個廢棄的養鹿場呵。
大千先生是少有的活著時候就能享受到自己創造成果的畫家。這樣的人還有畢加索和羅丹。不像梵高終生扛著自己的藝術追求如服苦役，死後卻叫數不盡的精明人拿他的畫發財。但大千先生會怎樣使用他的錢財？像個豪紳那樣炫富和鋪張嗎？
當然不是。
大千先生的故居貌不驚人。一座樸素的門樓靜靜地立在一條彎彎曲曲上坡的小道邊，倘若門楣上不是懸掛著臺靜農題寫的“摩耶精舍”的墨漆木匾，誰知這是一代大師的故居？從牆頭上生出的鮮紅又秀氣的炮竹花，一束束閃閃爍爍懸垂下來，看上去只像是一個喜好野趣的人家。
摩耶精舍是大千先生為自己“創作”的作品。他把一座別出心裁的寬敞又鬆散的雙層的樓式四合院放在這塊土地的中間。前後花園，中間也有花園。前園很小，植松栽竹，引溪為池，大小錦鯉遊戲其間；房子中間還有小園，立石栽花，曲廊環繞，可邊走邊賞。臺灣多奇花異卉，外地人大多叫不上名字；至於後園與前邊的園子就大不一樣了。來到這裡，視野與襟懷都好像突然敞開，滿園綠色似與外邊的山林相連。據說這後園本無外牆，由於溪谷就在跟前，每有大雨，溪水迅猛，常常湧至屋前，故而修築一道圍牆，很矮，只為防水，不叫它妨礙視線；大千先生還在園中高處搭了兩座小亭，以原木為柱，棕櫚葉做頂，得以坐觀山色溪光晨暉暮靄林木飛鳥是也。
大千先生說：“凡我眼見，皆我所有。”
這後園一定是大千先生心靈徜徉之地。在園林的營造上，大千先生一任天然，稍加修整而已，好似他的潑墨山水。園內的地面依從天然高低，開闢小徑蜿蜒其間；草木全憑野生野長，只選取少許怪木奇花栽種其中；水池則利用地上原有的石坑，鑿溝渠引山泉注入其內。大千先生的母親曾囑咐他，不要抬頭望月，大千先生便常借這水池中的月影來觀月賞月，故取名影娥池。娥，乃姣好的嫦娥。
院中有一長條木椅，式樣奇特，靠背球樣地隆起，背靠上去很是舒服，尤其是老年人；這是大千先生四川老家獨有的一種椅式。他每作畫時間長，輒必背部痠疼，便來院中坐在這椅子上，一邊歇背一邊賞樹觀山，吸納天地之氣。
悉心琢磨，大千先生這後花園構思真是極妙。院外是一片自然的天地，矮矮的圍牆不去截斷自然，園內園外大氣貫通，合為一體。那麼房子裡邊呢？也一樣融入了這天地的生氣與自然的野趣。裡裡外外到處陳放他喜好的怪木奇石；一排掛在牆上的手杖，沒一根是鑲玉包金、安裝龍頭豹首的名牌柺杖，全是山間的老枝、古藤、長荊、修竹，根根都帶著大自然生命的情致和美感。這美與情致到了他的畫上，一定就是好山水了。
大千先生的畫室也是我感興趣的地方。
大千先生的故居是在他去世（1983）後，由他的家人不動分毫地捐獻出來的，現歸臺北故宮博物院管理。摩耶精舍內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傢俱物什完好如初，紙筆墨硯都放在老地方，好像大千先生有事暫時出門一般。
畫室內最惹我注意的是，大千先生畫案下有一小木凳，高約二十公分。川人身材偏矮，大千先生每作大畫便要踩上這木凳。他住進臺北的摩耶精舍已七旬以上，偏偏這時期他多作潑墨潑彩的大畫。畫室掛著一張照片，上面大千先生雙手握著巨筆，站在木凳上潑墨作畫，夫人在身後扶著他的腰部。我還注意到，鋪在畫案的紙上有水的反光與倒影，可見他潑墨畫中用水頗多。水多則墨活，也更自然，並且多意外的情景出現。應該說這幅照片洩露出大千先生那些奇妙的潑墨潑彩畫的“天機”。
當然，更洩露出大千先生藝術“天機”的還是他的故居。大千先生旅居巴西時的八德園和美國的環蓽庵全都是自己設計的，這“葉落歸根”的摩耶精舍更傾注他的心血。從中，我們不僅看出他的趣味、審美、修養和性情，還體悟他的自然觀、生命觀與精神至上。這裡是他精神的巢和心靈的床。為建造摩耶精舍，他用了許多錢財，不少奇石是從巴西、日本與美國高價運到臺灣的。但在這裡——財富化為了美。既沒有世俗的享樂和物慾的張揚，沒有鄙俗的器物與色彩，也沒有文化作秀，而是一任自己的性情——對大自然和藝術本身真率的崇拜與神往。這就更使我明白上世紀40年代初，在中國畫壇如日中天、其畫作堪比洛陽紙貴的張大千，為什麼會忽然遠赴大西北那個了無人跡的敦煌；一連兩年漫長的時間裡，終日在那些破敗的洞窟中爬上爬下，給洞窟斷代編號，還請來藏族畫師協助製作顏料與畫布，舉著油燈去臨摹幽暗的窟壁中的那些被歷史忘卻了的偉大的藝術遺珍。
現在，我們把敦煌的大千先生與這裡的大千先生合在一起，就認識到一位大師的精神之本，也就更深刻地認識到他的藝術之魂。
這裡所有鐘錶的指針被永遠固定在他離別的那一刻——1983年4月2日8時15分；他的遺體就葬在後園的梅林中；然而在摩耶精舍，無所不見他影響著我們的精神。
這便是故居的意義，藝術家往往把他們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無形地放在其中，就看我們能不能發現。
在摩耶精舍，我相信，我讀明白了張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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