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疫症威脅下，很多企事業單位讓員工局部或全部在家辦公。在西方社會，在家辦公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只是在管理風氣較為保守的東方文化下，這種工作模式似乎不太流行，除非是遇到十分特殊的情況。殊不知在幾百年前的明代，中國已經有一位皇帝身體力行長年“在家辦公”，他就是明神宗（1563-1620，1573-1619在位）。
明神宗名字叫朱翊鈞，1563年在裕王府出生，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父親是明穆宗（1537-1572，1567-1572在位），母親是孝定太后李氏（1544-1614）。據說明穆宗之所以為其取名「翊鈞」，是希望他能夠做到“”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1568年，明神宗被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明穆宗駕崩後，只有十歲的明神宗繼位，改年號為萬曆。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明神宗繼承皇位時，還未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所以繼位後頭十年，由內閣首輔張居正（1525-1582）處理全國政務，內廷事務就交由宦官馮保（1543？-1583）主持。這位年幼的君主不僅將治國重任交予張居正，同時對他敬重有加，尊稱其為“元輔張先生”。當張居正剛到北京上任數天，明神宗就單獨召見他，共商國家大事。在群臣看來，明神宗似乎具有治理好國家的精神和決心，同時看到他對張居正的信任。對於張居正提出的改革措施，明神宗可謂百分百支持。在政治上，他們推行“考成法”，目標是加強對官員的評核，以糾正他們的官僚作風及提高朝廷的辦事效率。在經濟上，他們清丈全國田畝，並推行“一條鞭法”，目標是清查全國土地及將各種稅役合併起來，按畝徵銀，令納稅的土地從四百多萬頃增加到七百萬頃以上，大大增加政府收入。
有歷史學家認為，這十年的改革取得極大成就，成功扭轉了正德（1505-1521）、嘉靖（1522-1566）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據說，當時國庫的銀子因為放久了都長毛了，糧倉的糧食也因為吃不完都腐爛了。這些記載或許有誇張的地方，卻說明了在明神宗君臣努力下，明朝變得富裕了。
1582年張居正病逝後，明神宗給他風光大葬，極盡榮哀。明神宗親政後，張居正生前的政敵開始彈劾張居正。結果，明神宗追奪了張居正的各種封號，並查抄其家產，甚至逼死其長子張敬修（1552-1583）。他們不是一對合作無間、共同建設國家的模範君臣嗎？為什麼張居正屍骨未寒，明神宗就急著清算這位股肱之臣呢？有歷史學家認為，這跟張居正對明神宗過分嚴厲很有關係。據說，因為明神宗跟宦官遊玩時行為不檢，被李太后訓斥之餘，張居正更為他寫了《罪己詔》。明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的“勃”字讀作“背”音，當場被張居正厲聲責備說：“當作勃字！”結果嚇得明神宗驚惶失措。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載張居正輔政期間，“
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由此可見，明神宗是在張居正威嚴的陰影下成長的，對他的心理或許構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隨著親政日久，加上身邊已經沒有像張居正這樣的嚴臣管束，明神宗開始疏於朝政，沉湎於酒色之中，而且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後來，他索性找不同的理由不上朝，一時說自己頭昏眼黑，力乏不興，一時又說自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總之目的就是不上朝見大臣、辦公務，最終成為“六不皇帝”，即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明神宗共有二十八年沒有上朝，據說有官員在北京上班第一天起，直到退休時從來沒有見過這位“老闆”。
有歷史學家認為神宗之所以長年隱居禁宮，是為了嗜酒、戀色，特別是跟自己寵愛的萬貴妃朝夕相見。然而，明神宗躲在宮禁是否真的什麼事也不管呢？事實又非如此。明神宗在位期間有所謂“萬曆三大徵”，分別是平定蒙古叛變的寧夏之役（1592）、抗擊日本入侵的朝鮮之役（1592-1598）及平定苗疆土司叛變的播州之役（ 1599-1600）。這三次軍事行動都是由明神宗在禁宮中親自籌謀，發號施令。不過，他向群臣下達命令的方式卻是“諭旨”而非“召對”。如此看來，儘管明神宗終日躲在禁宮，但他對朝廷發生什麼事情並非完全不知曉，甚至在有需要的時候會抓著決策的權力。
明神宗採取“在家辦公”的治國方式，是因為他貪圖玩樂，還是想借此掩人面目，在自己家中暗暗觀察群臣的一言一行，瞭解朝政的最新動態，實行“無為而無所不為”，在適切時機才主動出手，卻是很值得我們細細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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